2004年1月31日,警察来到村民赵荣秀家,看到炕上躺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头发乱糟糟,身上的衣服和被子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走近还能闻到一股恶臭。看到民警,女人眼中涌出热泪道,“你们终于来了!我得救了!”
这个被民警“解救”的女人,名叫彭洪菊,是重庆“8·17”特大拐卖人口案主犯之一。她曾在六年时间里,拐卖85名妇女、幼童,并逍遥法外12年。
戏剧性的是,逃亡期间,人贩子彭洪菊被人贩子拐卖到山西。后来发生的事,真是妥妥的“现世报”。
- 为了钱财,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重庆市荣昌县的村子里,彭洪菊和丈夫正在为钱发愁。他们刚生了一个女儿,添了人口,得找个能赚钱的门路。
这个村本来有几户贫困人家,靠着拐卖人口发财了,每天吃香喝辣的。彭洪菊和丈夫也想加入,就主动找到这几家人商量。人多力量大,几个人一拍即合。
那个年代,有的地方还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而且农村超生的家庭害怕罚款,也想把娃娃“处理”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商机”。
1992年5月,在古昌镇的集市上,一个65岁的老人带着孙女一起逛大集。孙女只有4岁,打扮得像个男孩子,好奇心也很旺盛。在集市上,这位老人还遇到了熟人,简单寒暄两句,就想拉起孙女的小手回家。可这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孙女竟没了踪影。
老人焦急万分,赶紧喊上相熟的人,在镇上的各个巷子里寻找。他们问遍了过往的行人,始终没能找到孙女。老人急火攻心、伤心自责,想一次,哭一次,直到哭瞎了双眼。
孙女的丢失让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犯罪分子不会就此止步,凡是有可趁之机,他们都不会放过。
有个蒋姓村民娶了邻村的陈某为妻,不久两人就有了一个儿子。蒋某每天卖力干活,一周回家一次,只为了让妻儿生活好点。因为一次醉酒晚归,夫妻两人吵了起来。第二天,丈夫就又外出干活去了。
彭洪菊团伙的人贩子,趁机挑拨夫妻俩的关系,撺掇妻子离家出走,找个新老公。妻子一时糊涂,竟真的跟人贩子走了,这一走就被卖到了外地。
一周后丈夫回家,遍寻妻儿无果。从此,丈夫也不干活儿了,散尽家财,只为找到妻儿。结果三年过去,人没找到,自己还疯疯癫癫,看到妇女、男童,就喊老婆、儿子。
彭洪菊就靠着这样卑劣的手段,拿着昧良心的钱,不知让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
- 利欲熏心,犯罪团伙终于覆灭
接二连三的失踪案件出现,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高度重视,当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经调查发现,从1986年到1992年,彭洪菊这伙人从重庆的偏远县城,将85名妇女、幼童拐卖到河南、四川、安徽等地,非法牟利。
在“缺货”的时候,这群利欲熏心的人,会广撒网到处收购。还会打着“给孩子找个好人家”的幌子,利诱孩子的父母,将孩子交给自己。他们还会诱骗想离家出走的妇女,美其名曰“帮助她们重新开始新生活”。
有次,这伙人在寻找买家的途中,有个孩子病了,他们竟直接将人丢到僻静的地方等死。
在他们手里,男婴1000元,女婴500元,有时还有150元的低价。他们甚至偷盗刚出生的婴儿,转手就能赚到数千元。
经过三个多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在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基础上,了解到该犯罪团伙的作案事实和行动轨迹,确定了主要成员的藏身之地。
1992年8月17日晚,警方组织大批警力,前往严家村,将该团伙骨干分子抓获。而后又辗转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共抓获涉案人员43名。团伙6名骨干成员落网,分别被执行死刑、死缓及无期徒刑。
但遗憾的是,该团伙主要头目,犯罪嫌疑人彭洪菊,当时不在严家村,成了本案唯一的一条“漏网之鱼”。
- 东躲西藏,不再有一处安稳之地
在警方捉拿犯罪成员之际,彭洪菊正忙着拐卖婴儿。刚回重庆,她就收到团伙覆灭的消息。慌乱中,她拿着身上仅有的200多块钱,转身就买了火车票。她这些年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负责的都是北方片区,对那边比较熟悉,她决定先逃到北方再说。
在河南火车站,她听到同乡的声音,熟悉的四川话让她心虚不已,以为是来抓她的警察,慌不择路的她一直跑到内蒙古包头市,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
她对内蒙古并不熟悉,身上的钱也在东躲西藏时花光了,她只能去打黑工。工厂老板见她是外地人,平时畏畏缩缩,从不肯透露家里的情况,就猜测她应该是犯了什么事儿。等发钱的时候,工厂老板故意少给钱,彭洪菊怕暴露身份不敢吭声。
与此同时,警察一直在追查她的下落。有人说她在河南,警察就赶往河南;有人说在贵州好像见过她,警察又赶往贵州。当她躲到内蒙古时,警察也曾试图找到她,但还是晚了一步,被彭洪菊侥幸躲过。
为了活下去,她又到另一家工厂打工,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人生轨迹的人。在这里,她发现一个长相清秀,自带亲和力的男青年,说着一口四川话。听到久违的乡音,她感到很亲切,渐渐地聊多了,她说出了自己无家可归的事实。
青年一边安慰,一边邀请她去山西谋生。青年说,“我在山西有亲戚,跟我一起走,没准在山西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她经过一番思索,收拾好行李,跟青年坐上了前往山西的火车。
- 逃亡路上,自己竟成为被拐之人
下了火车,又坐上汽车,青年把她带到了山西省河曲县的偏远村庄。她坐在窑洞的炕上,发现男青年和他的亲戚正在小声嘀咕什么,转过身来的眼神也非常奇怪,盯着她上下打量,好像在看什么“货物”一样。突然,她脑中有什么一闪而过,自己不会是遇到拐卖了吧?
想到这里,她撒腿就往外跑。岂料青年和他的亲戚,一把将她按住,拖了回来,并对她一阵拳打脚踢,强行绑住了她。青年收了3500块钱,就扬长而去。她不得不接受自己被卖了的事实。
这种黑吃黑的事儿,发生在通缉犯的身上,只能说世间仍有公道在。
这名买家叫赵荣秀,是个比她大十多岁的老汉,住在狭小的窑洞中,靠给别人放羊为生。为了防止她逃跑,赵家人拿走她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并派人盯紧她,就连门窗也不露一丝缝隙。
最初那几天,她一直没有放弃逃跑。但每次没跑出去多远,她就会被抓回来一顿暴打。亡命天涯的惊恐,被拐骗后的愤怒,失去自由的落魄,渐渐击垮了她。终于,她一病不起,患上了胆结石和脑血栓,卧床两年。
后来,她又因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连走路都成了问题。她尝到了被卖的滋味,除了默默忍受,别无他法。
就这样,失去自由的彭洪菊,在闭塞、贫穷的村庄里一呆就是12年。这期间,她只有在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只洗过3次澡,挨了无数顿毒打,被强奸了数百次。
曾经算计其他人不会有一丝愧疚的人,却阴沟里翻船,落到被人算计的下场,只能说她加诸在他人身上的伤害,全都反噬到她自己的身上了。
- 被民警抓获,对她来说是种解脱
2003年6月,有人向当初的办案民警提供彭洪菊的线索。这起案件,主犯虽都伏法,可彭洪菊仍逍遥法外,这是办案民警心里的一根刺。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她的消息,不知道是生是死。
据说,彭洪菊已化名黄世英,现生活在山西的夺印村,是村里放羊人的老婆,举报人告诉办案民警,自己还没有摸清具体地址,如果摸清了会立即告知。
2004年1月27日,几个月前的神秘人再次传信,办案民警得到了详细的线索,警方立即组织人员赶赴山西。
当他们来到放羊人的家时,39岁的彭洪菊蓬头垢面、眼神呆滞,身上全是常年被打留下的伤痕。
当买家赵荣秀听说她是通缉犯的时候,还嫌弃的让民警赶紧把她带走。12年的囚禁生活远比坐牢的伤害更大,她尝到了他人所受的苦,最后仍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004年8月30日,法院就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逃亡12年,她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
庭审中,她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忍不住频频落泪。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她不止一次在法官和记者面前忏悔道歉,她乞求法官给予她从宽处理。
面对记者时,她不断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自己是个人渣,却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好好学习,做个好人。她的忏悔,却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坏事做尽,再求得原谅,逝去的生命、破碎的家庭就能回来了吗?
最终,彭洪菊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处死刑。
善恶终有报,那些躲在暗处的“彭洪菊”们,不管跑得多远,藏得多深,终会付出应有的代价。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对于这种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肯定是恨之入骨的。但是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很完整了,当事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不想从情绪上再去痛骂她几句。我想谈一谈与人沟通和影响他人的过程中特别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去了解他人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从这篇文章能谈到这个点呢?因为我以前啊,给很多企业讲沟通和影响力的课程,在课程上呢,我会做一个案例,我提出一个辩题:人贩子到底应不应该判死刑?然后会邀请不同的学员站起来,用三分钟的时间陈述他的立场和观点。其他的同学认真倾听,然后总结出他的思维方式。
那有的学员呢,站起来就会说我自己也有孩子,我每次看到这种人贩子拐卖儿童的案例,看到那些孩子受过的苦,那些父母数年的悲痛,我都觉得能够感同身受,我会去想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该如何活下去呢?所以我坚决的支持,人贩子就应该判死刑,不光要判死刑,简直应该千刀万剐。
那这种就是很典型的比较感性的思维方式,他会把自己带入到当事人的情境下,去体会他的喜怒哀乐。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或者做出一个决定。
那当你在工作和生活中和这样的人去沟通交流,或者试图影响他的时候,你的就得用同样感性的思维方式与他对话。你要多讲讲身边真实的具体的例子,多讲一讲人的情感情绪上的感受,只要他和你产生了共鸣,那么就很容易支持你的观点和决策。
那有其他的学员呢,他站起来会说,人贩子要不要判死刑,其实是取决于他到底有没有伤害到被拐卖的人,以及伤害到什么程度。因为法律上有一个“量刑”的概念。大概相当于我们俗语所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如果你拐卖的儿童,你只是把他卖到了一个地方赚取了利益,但是并没有伤害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好好的活着,那么虽然你犯了罪,但是罪不至死,因为杀人才需要偿命。如果只要有了拐卖行为,就一律判处死刑,那么这些人贩子当他面临警察的追击,面临危险的时候,就会采取杀人灭口的方式来让自己摆脱危险,轻装上路。因为反正只要被抓到了就是死刑。
那从这位学员的发言,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思维模式,相对于前面的那位学员,就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他不会把自己带入当事人的那个情境下,去感受当事人的悲伤和痛苦,而是从法律的角度理性的分析这个量刑的概念,以及一律判处死刑可能发生的后果。
那么在工作和生活中,当我们与这类人沟通,试图去影响他的时候,就不能去利用对方的情绪和共情能力,你不需要跟他动之以情,要跟他晓之以理。摆事实,讲道理,拿数据说话,更容易获得他的认可和支持。
我只是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啊,其实在培训课上,你会发现每个发言的学员他的思维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你认真倾听,都能抓住其中的线索,然后用正确的方式跟他沟通和影响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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