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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亿的烂尾项目,停滞的不只是钢筋水泥,更是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期待。一个社会如果任由老赖在法庭上弹冠相庆,任由实干者在程序里头破血流,那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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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的成了规则制定者,讨债的成了在规则里疲于奔命的苦力。异议权在这里,成了一张没有使用成本的无限延期卡。

作者 | 杨雄

出品 | 有戏Review

手里攥着三亿多的胜诉判决书,苦熬三年,最后拿到了十七万。

这起发生在湖北的连载剧,有着一个极度荒诞的内核。

武汉市新洲区人大代表、企业家程方明,为了讨回自己投进烂尾物流项目的近三亿工程款,打赢了官司,熬到了强制执行。

三年过去,执行回款的比例是万分之五点六。

眼看拍卖流拍,程方明决定自行盘活,通过合法途径受让债权。武汉中院两次裁定准许,湖北高院的承办法官却两次撤销。

法官甚至逼着他去替别人还清毫无关联的债务,在口头允诺后突然下达不利裁定,最后干脆要求他解决所有的“在诉案件”。

一场本该彰显司法强制力的追债,硬生生演变成了一局看不到尽头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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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三亿判决的“脱水”奇观:赢了官司,却活成了给老赖打工的NPC

把三百多万的零头抹掉,三亿的标的,执行回来十七万。按照这个回款速度,债权人大概需要向天再借1765年,才能勉强完成财务上的闭环。

这三年里,债务人恒强公司在干什么?他们在给全社会的“老赖”,做教科书式的资产剥离示范。

在诉讼期间,眼看一审判决即将下达,恒强公司火速给名下房产密集设立抵押,一口气抵押出去五千多万。名下的房产继续对外出租,但租金收益却通过关联方完美隐身,分文未进入执行账户。

恶意转移资产、虚设抵押、隐匿租金,这一系列动作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商业体系中,都足以触发极其严厉的法律制裁。

这一次,我们再来参照一下优秀范本:

在成熟的英美法系商业司法实践里,面对这种精准卡点的资产转移,“欺诈性转让”(Fraudulent Conveyance)制度会立刻启动。法院不仅会直接撤销这些临近判决的抵押,还会动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原则,穿透有限责任的保护壳,让实控人面临破产清算乃至藐视法庭的刑事指控。

但在本案中,恒强公司毫发无损。

他们不仅没有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追究,反而熟练地反客为主,拿捏了程序的命门。

当程方明为了止损,想尽办法受让债权准备自行盘活烂尾项目时,欠债不还的恒强公司,突然拾起了“复议”的武器。

一个拒不履行的债务人,打着“保护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旗号,向高院申请复议。欠债的成了规则制定者,讨债的成了在规则里疲于奔命的苦力。异议权在这里,成了一张没有使用成本的无限延期卡。

2、法庭上的“俄罗斯轮盘赌”:为了追债,你得先替别人把债还清

债务人的狡诈在预期之内,但湖北高院承办法官刘春艳的审查逻辑,彻底把这出戏推向了超现实主义的高潮。

为了驳回程方明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诉求,承办法官给出的理由是:原债权人(桁立公司)还有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没结。

这个逻辑极其吊诡。

程方明作为实际出资人,为了让项目活过来,捏着鼻子认下了这个条件。他掏出真金白银,去替别人平事。其中一笔两百多万的案子,与他毫无瓜葛,仅仅因为挂靠关系,他必须自掏腰包去填坑。

他恳请法官宽限数日,因为对方执行法官在休年假,并在电话里得到了法官的同意。

结果,就在他达成调解、马上要付款的前一天,法官的撤销裁定砸了下来。

这种操作,极其准确地命中了一个企业家的软肋:你花钱买平安,最后钱花了,平安没买到,反倒自己花钱买来一份对自己不利的裁定。

当程方明拿着电话录音质问时,法官抛出了一个更绝妙的承诺:“只要武汉中院重审支持你,我就会维持。”

然而,当武汉中院再次支持程方明,恒强公司再次复议时,通关条件毫无征兆地升级了。法官要求,现在不仅要解决已执行的案件,还得把所有“在诉案件”全部解决。

规则是可以随时涂改的,底线是不断后退的。债权人就像一个在跑步机上追胡萝卜的仓鼠,法官手里拿着遥控器。看你跑得快了,就顺手把履带的速度再调高一档。

3、极致的“选择性失明”:谁在为恶意转移资产者披上合法外衣?

法治的核心在于裁判的对等性。但在本案的复议审查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选择性失明”。

案件的核心事实,是程方明到底是不是两点七亿工程款的实际投资人。对于这个决定债权转让正当性的核心要素,法官以“属于实体争议”为由,轻飘飘地避开了。

面对债务人转移资产、设立虚假抵押的实质性“拒执”嫌疑,法官视而不见。面对一个欠债不还的公司滥用程序权利、阻挠债权流转的恶意,法官不仅没有予以审查甄别,反而全盘采纳了老赖的抗辩理由。

一个恶意逃债者,口口声声要保护“其他债权人”。这种荒谬程度,不亚于偷车贼在法庭上要求审查车主是否按时缴纳了交强险。

遗憾的是,法官接受了这种荒谬。

在复议审查环节,法官甚至直接向申请执行人交底:“只要恒强公司不提复议,中院裁定即生效。”

这句话的杀伤力在于,它客观上将被执行人撤回复议,变成了债权人实现权利的前置路径。这变相引导,甚至是逼迫维权者去和老赖进行私下的利益交易。

程序的正义,绝对不能堕落为程序的繁琐。当司法审查脱离了定分止争的初衷,沦为法官炫耀程序控制力的文字游戏时,所谓的审慎,不过是对施暴者的纵容,对受害者的二次霸凌。

4、终极营商环境压力测试:法治不该是一座走不出的迷宫

这起案件的社会学意义,远远超过了三亿工程款的归属。它是一份带着血腥味的营商环境“压力测试报告”。

程方明不是一个普通的草根创业者。他带着真金白银响应招商引资,他头上还顶着人大代表的身份。

在通常的社会认知里,他拥有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资源调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可就是这样一个具备资金实力和身份加持的企业家,在面对一个欠债不还的无赖公司和一名机械执法的法官时,依然被打得丢盔弃甲。

连这样的人走合法程序追债,都要经历这种扒皮抽筋式的折磨,只能靠写信访件、寄督察申请来发出微弱的呼救。

如果换作一个没有任何光环的普通民营企业主呢?

面对这种随时可以推翻重来、随时可以临时加码的司法程序,普通创业者除了破产清算,恐怕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一个总投资数亿元的烂尾项目,背后是数百名农民工的血汗钱,是材料商的货款,是地方经济的一个出血点。法律原本应该是清理商业淤血的手术刀,现在却成了阻挡新鲜血液注入的血栓。

事实上,真正摧毁企业家信心的,从来不是市场的风浪,而是规则的不确定性。

当法律的齿轮无法咬合正义的履带,当裁判者对恶意逃债者无限宽容,却对维权者吹毛求疵时,优化营商环境依旧只是一句悬在空中的漂亮口号。

三个亿的烂尾项目,停滞的不只是钢筋水泥,更是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期待。一个社会如果任由老赖在法庭上弹冠相庆,任由实干者在程序里头破血流,那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悲哀。

现在,皮球又踢回了湖北高院。

复议还在审查,而所有人都在盯着看:到底是法律的利剑先斩断老赖的拖延,还是无休止的程序先耗死这个疲惫不堪的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