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已经站在高铁站检票口,行李还没放稳,主办方的电话追过来:别来了,演出取消。
还有一次,妆都化好了,演出服也换了,主办方负责人走过来,脸上挂着歉意,话说得很慢:“朱老师,演不了了。”
六天后,他带着从北京聘请的律师再次走进派出所补充证据,律师出来时说,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了。
有主办方曾向他转述,有人在电话里说,只要他到现场,就用鞭炮轰场。
据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官网转载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1年明确规定了十五项禁止性条款,涵盖危害国家主权、涉黄赌毒、酒驾滋事、假唱、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
10月30日至31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评论,多家媒体转载。
评论的原话被多家媒体引用:“事实还没查清,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和声誉,已经受到影响。举报者则隐于幕后。”“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暗器’。”
评论把两种举报做了区分:因信息不全、一时误解造成的错误举报,可以包容和纠偏,但那种批量化、模板化、冲着整垮对方去的不实举报,属于滥用,需要有对应的反制机制。
不管是监管部门、行业平台还是主办方,都不能只接举报不看凭据,不能让一张没有事实支撑的投诉单,直接变成取消合作的通行证。
据齐鲁晚报评论,监督权是公民法定权利,但权利有边界,不能变成定向打击的武器,主办方和主管部门要学会甄别,分清正常投诉和恶意报复,不能谁闹谁有理。
这起事件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是主办方。
有些是审批问题,有些是主办方自己打了退堂鼓,还有的是场地“存在安全隐患”,理由各不相同,结果一样。
主办方的账其实很好算,搭台、宣传、安保,前期费用已经砸进去了,一旦有集中投诉涌进来,哪怕知道大概率没事,为了规避舆情风险,最省事的选择就是取消。
取消一场,赔点违约金,比赌“舆情不会发酵”要安全得多。
人民日报评论里那句“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暗器”,说到了根子上,但往深一层想,公器之所以能被当成暗器用,是因为两端的成本差得太远。
举报一端,几乎零成本,打个电话、发条投诉,匿名就行,群里的操作甚至不需要自己动脑子,有人把话术模板发好,跟着复制粘贴就行。
被举报一端,代价是实打实的:演出没了,收入断了,还得一趟一趟跑派出所、找律师、整理证据,自证清白。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自2020年4月起在某视频平台发布了数百条侮辱诽谤视频,其中一条播放量超过21万次。
更早之前,他还起诉过另一个人,对方写了保证书承诺不再捣乱,消停了两三个月,之后又开始了。
赢了官司,输了时间,一个靠嗓子吃饭的人,把精力花在跑派出所和找律师上,本身就是一种消耗。而举报的人换个昵称、换个群,接着干。
他明确表示不会开网络账号直播带货,“目前只想随心所欲地过好当下,该吃吃该喝喝,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就行”。
他对记者说过一句话:“我唱不了歌,咱大不了不挣钱,我在家,你看喂的鸡这么大,我还有几亩田,我在家种地好不好。”
这话听着豁达,细想是无奈,一个农民歌手,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用匿名电话逼回了地里,靠种地养鸡来消化被断掉的收入,他有几亩田可以退,那些没有田的人呢?
据新黄河报道,他在派出所交完证据出来时,有人问他怎么样,他答:“该交的都交了,这个得看他够什么罪。”
举报是公器,这没错,发现问题走正规渠道反映,天经地义,但公器一旦被当成私器用,成本低到几乎没有,后果却由被举报的人扛。
主办方接到投诉,哪怕知道大概率没事,第一反应往往是“先缓缓”,这一缓,演出就没了,举报的人藏在屏幕后面,换个群接着干;被举报的人站在台上,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人民日报评论给出的方向是反制机制:技术上做高频举报预警,机制上要求举报不实者承担澄清责任,信用监管上把恶意投诉纳入规制,这些都对。
您觉得,平台和主管部门该怎么区分“正常监督”和“恶意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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