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

提到“全球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最近的一番言论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11月16日,西科尔斯基在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建议由中国、美国和欧盟举行一场中美欧三边峰会。

这番表态的背后,其实折射出欧洲长期以来的一种诉求:欧洲不愿意在大国博弈中沦为旁观者,更不愿意看到国际事务的重大决定由其他国家作出,自己只能被动接受结果。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国际贸易、安全与全球治理,欧方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不可忽视的参与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

但无疑,欧洲的这种期待,与其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现实处境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10月28日,学术期刊《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刊发专题研究《漂流中的欧洲》(Europe Adrift)。文章就指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瓦解,欧盟不仅缺乏应对新兴国际秩序的连贯战略愿景,也缺乏塑造这一秩序的能力。面对美国政策变化、中国的竞争力、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对欧洲好感度下降等多重问题,欧洲的安全、经济增长和规范性影响力都在受到侵蚀。

欧洲并非没有成为国际重要力量的条件。它拥有庞大的统一市场、成熟的工业体系、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长期积累的制度影响力。但问题是,这些优势并没有自动转化为足以左右国际局势的政治与战略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眼下的困境不仅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更在于它发现,自己过去习以为常的国际地位,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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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资料图

欧洲想获得大国地位,但……

欧洲的这种国际地位焦虑,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过去几个月,随着美俄围绕此问题展开接触,欧洲一直在争取进入谈判进程。对欧洲而言,这不仅关系到俄乌冲突如何结束,更关系到欧洲自身未来的安全安排。如果美俄绕过欧洲,直接讨论欧洲大陆的安全架构,那么欧洲即使是相关问题最直接的利益攸关方,也可能失去决定自身未来的主动权。

11月13日,《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在美俄接触之际,欧洲领导人一直在争取获得谈判席位,但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言?

报道称,欧盟27国领导人最终决定,不指定一名统一代表,而是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以及欧盟方面组成一个团队,参与后续相关外交活动。

这个决定本身就反映出欧洲的尴尬。

一方面,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希望保留自身的外交影响力,不愿将过多权力交给欧盟机构;另一方面,波兰等东欧国家担心,西欧大国未必能够充分代表自己的安全利益。英国虽然已经脱离欧盟,却仍然是欧洲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

美国总统特使、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甚至公开调侃称,如果欧洲能够确定一个代表自己发言的人,这将比让俄罗斯同意欧洲参与谈判更加困难。

这句话恰恰戳中了欧洲长期面临的问题:欧洲拥有27个成员国,总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都不容小觑,但在涉及重大国际事务时,却经常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

更值得注意的是,11月16日,对于俄方已同意欧洲参与下一轮乌克兰和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予以否认。换言之,欧洲虽然已经商定了代表团的组成,但能否真正坐上谈判桌,仍然不是欧洲自己能够单方面决定的事情。

从西科尔斯基的发言,到欧洲争取参与乌克兰问题谈判,背后其实是同一种诉求:欧洲希望自己不仅是国际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能够参与决定国际事务走向的力量。

欧洲优势曾不少,却难拥有影响力

将欧洲面临的困境简单归结为内部,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

欧洲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国际政治竞争的规则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欧盟凭借统一市场、贸易规模、监管标准和多边制度,在国际事务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欧洲可以通过市场准入、经济合作、制裁以及规则制定,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产生影响。

但在当前的大国竞争环境中,这些已经不足以保证欧洲拥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

《漂流中的欧洲》一文分析认为,欧盟虽然试图通过战略自主、国家干预和产业政策增强自身国际地位,但“新自由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和治理结构,仍然限制着欧洲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

欧洲并不是没有资源,而是很难将资源有效整合起来,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

安全领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北约仍然是欧洲集体防务的核心。即使欧洲近年来不断强调加强防务自主、增加军费开支,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安全体系。

经济领域同样如此。欧盟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先进的工业基础,但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欧洲经常陷入防御性应对。它可以利用市场规模制定规则,却不一定能够主导关键技术、产业链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而在国际外交中,欧洲的处境更加复杂。它希望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当其他大国直接通过双边谈判处理重大问题时,欧洲往往难以确保自己始终在场。

《漂流中的欧洲》指出,欧洲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好感度也在下降。这意味着,欧洲不仅需要应对传统大国竞争,还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如何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更具吸引力的合作关系。

想要更大话语权,欧洲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欧洲的处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它仍然希望按照过去的国际地位来定位自己,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洲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受益者,也是国际规则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欧盟凭借经济实力、制度建设和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形成了独特影响力。

但如今,国际政治越来越突出国家实力、产业竞争、安全保障和战略资源的重要性。美国更加重视自身利益,中国在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其他地区性力量也在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欧洲过去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制度和规则优势,已经不足以让它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占据主动。

《漂流中的欧洲》的作者们认为,欧洲面对的并不是单一的外部挑战,而是安全、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等多个方面相互交织的压力。欧洲试图变得更加主动,却仍然受到内部治理结构和政策协调能力的制约。

为什么近年来欧洲领导人不断强调“战略自主”“欧洲主权”等等?这些概念背后,是欧洲对自身国际地位变化的焦虑,也是它希望重新掌握国际事务主动权的努力。

不过,想要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光有雄心还不够。欧洲需要的不仅是更响亮的政治宣言,还包括能够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制、足以支撑战略自主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以及让其他国家真正重视其立场的国际影响力。

西科尔斯基希望欧盟同中美举行三边峰会,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但从争取谈判席位时的内部争论,到自身战略资源难以有效整合,欧洲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依然不少。

欧洲不甘心只做国际大国博弈的旁观者,但要真正成为能够左右国际事务走向的一极,它首先需要证明,自己不仅有资格坐上谈判桌,也有能力影响谈判桌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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