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天,河南南召县高庄村外,孙邦俊推着板车回家,车后跟着一个遍体鳞伤的日本伤兵。村口的风很硬,几个村民盯着那人,神情复杂。有人问:“老孙,你把日本兵带回来干什么?”

孙邦俊没有争辩,只说:“他快撑不住了,先让他活下来再说。”

这句话很朴素,却让他一家承担了长达数十年的责任。

那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许多河南家庭仍在等候参军的亲人。日本侵略者留下的伤痛没有消失,村民对日本兵的抵触完全可以理解。孙邦俊自己也有亲人受过战争之苦,可当他在黑石寨附近看到这个伤兵时,面对的已经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一个站不稳、说不清话、几乎无人过问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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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兵的军服早已破烂,身上沾满血迹和泥土,左耳后还有一处化脓的伤口。他接过孙邦俊递来的两个窝窝头,很快吃得干干净净。孙邦俊本来还要赶路,收摊时却发现那人仍在街边游荡,便把板车停下,说了一句:“跟我走吧。”

就这样,伤兵进了孙家。

孙邦俊家里并不宽裕,靠一辆板车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伤兵病情严重,夜里常常惊醒,甚至跑到院子里自言自语。孙邦俊夫妇只好轮流照看,给他清理伤口,设法找药,还把家里的鸡蛋和白面留给他。

有人对此不理解:“自己一家人都吃不饱,何必养一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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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邦俊没有多作解释。他知道,收留这个人并不能改变战争造成的灾难,也不能替侵略者开脱,但至少可以避免一个伤兵死在荒野里。这种选择谈不上轻松,更不是忘记仇恨,而是把是非和眼前的生命分开处理。

伤兵渐渐恢复,却始终说不清自己的姓名和来历。村里人只能叫他“老日”或“老憨”。有一次,他拿树枝在地上写下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大家辨认后,便把他叫作“李同”。孙邦俊让孩子们称他为“二叔”,这个称呼后来一直沿用了下去。

李同想帮忙,却做不好农活。他分不清庄稼和杂草,除草时连秧苗也拔掉;去割草,常常挑回一堆不合适的野草。孙邦俊只好让他捡柴火,再拿到集市换些钱。钱不多,李同饭量却很大,一顿能吃下几碗饭。

困难归困难,孙邦俊从没把他赶走。

1955年,中国开始处理日侨回国等相关事务,孙邦俊带李同到南阳寻求帮助。但李同无法提供姓名、籍贯和部队信息,事情一时没有进展。政府方面只能让他先回村继续生活,相关照顾也尽力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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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日子,李同成了高庄村一个特殊的村民。他会帮邻居晒棉被、搬东西,也会到熟人家里讨饭。起初大家防着他,后来见他没有攻击性,便慢慢习惯了他的存在。战争留下的身份标签,在几十年的柴米油盐中逐渐被一个“二叔”替代。

孙邦俊临终前仍惦记着他的身世。1962年,他把儿子孙保杰叫到身边,交代道:“你二叔的家人还在等他,能找到,就一定帮他找到。”

父亲去世后,孙保杰接过了这件几乎看不到结果的事情。他给县里、市里和有关部门写信,询问李同的身份。家中经济拮据,邮寄信件也成了负担,可他没有停下。有人劝他别再折腾,毕竟几十年过去,线索早已断了。孙保杰只是继续写。

1972年,中日关系出现新的转机,他重新寄出一批材料。直到1986年,县里才传来消息,相关部门已经尝试与日本方面取得联系。线索很慢,却终于有了方向。

1989年,孙保杰通过根本利子等人继续寻找。1990年,日本播州日中访华团到访南阳,他把李同的情况当面告知对方。访华团拍下照片,将消息带回日本。随后,大量来信寄到孙家,孙保杰几乎逐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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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日本人津天康道来到南阳。他凭借旧照片和记忆,认出李同可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石田东四郎。李同对呼唤没有明显反应,但身份核查仍在继续。后来,相关方面提取李同的血样,与石田东四郎弟弟石田小十郎进行比对,确认二人存在血缘关系。

失散近半个世纪的身份,终于被重新确认。

孙保杰随后陪同李同回到日本,并照料了二十天。临别时,李同一度跟着孙保杰往外走,似乎还想回到南阳。那片土地,他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语言、饭菜和熟悉的人,都比遥远的故乡更像他的日常。

石田东四郎回国后,日本家乡成立了救援委员会,向当地民众募捐,并将所得款项捐给河南,用于地方建设。孙家没有因此改变生活轨迹,孙保杰仍是那个靠土地和劳作过日子的农民,只是父亲留下的遗言,终于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