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我们落地迈阿密那一刻就开始了。下飞机时,几个穿黑色背心的人迎上来。不知怎么的,我们的名声先我们一步到了——神秘的三口之家,没有证件。我们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尼科和我被要求坐下,父亲被盘问,最后打了一通电话给领事馆,才被放出来。
离开房间时,他们让父亲过金属探测器。机器响了。我们试图让警卫相信,他腿里有一根铁股骨,他们嗤之以鼻。
“不,是真的。他在巴塞罗那出过摩托车事故,整根股骨都重建过,”尼科解释,“他身上没有手表、没有皮带、没有零钱。是他的铁腿。”
父亲进进出出金属探测器,笑着,很友好,口袋翻出来,每次都响,像是要在目瞪口呆的安保人员面前鞠一躬。那几个人站着没动。看起来像一场魔术。
“来啊,查我衣服里面。但别耍花样!我什么都没有,我发誓。是我的腿。不过你们可以以海盗罪逮捕我。啊哈!”
探测器又响了。迈阿密警卫的表情,和我们在波士顿柜台后面那个女人脸上见到的一样:一种困惑,面对如此荒唐的事并不发笑——流浪的王子,海盗教授——而是想用最快速度找到解决办法。我哥哥试着跟他们讲道理,父亲继续他的马戏表演,而我是他忠实的观众。
“什么叫‘铁腿’?”
警卫叫来一名会说某种西英混杂语的警察。尼科说那人是古巴人。我哥哥什么都懂:他好奇,因此掌握关于世界、国家、语言的信息。父亲和我太沉浸在自己的发明和旋转里,没怎么留意这个世界。
“不可能,朋友。如果他有铁股骨,他走不了路,腿也弯不了,”那名警察回答,他看起来更像模特,一只手搭在武器上。
“那只是种说法。他的腿不是真的铁,是铝。所以才会一直响,”尼科说。
“机器不检测铝。它检测金属,朋友。”
“那就是金属!”
“X光机没有检测到任何金属。”
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误解似乎源于英语里 metal、steel、aluminum 这几个词的区别。对话卡住了。我们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
“它在波士顿没响过,”父亲说,“听我说,我们不能磨蹭,我们的司机在外面。你们很客气。我想这个属于你。”
一叠钞票突然出现在他掌心。那是一笔不堪入目的数目,一个不合情理的数字,但父亲就是这样。当我试图叙述我们的现实时,虚构的规则被颠倒了,不把那笔钱放进他手里,就等于撒谎,等于隐瞒真正发生的事,哪怕它看起来多么不可能。事情是这样的:父亲把一沓现金按进那名警察手里,动作优雅。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大一笔钱?他每天都带在身上吗,放在口袋里,还是像藏一张王牌一样塞在袖子里,随时准备打点?
我们三个人都以为,警察会收下钱放我们走。但他只是站在那里。他抓住父亲那只不堪入目的手,毫不费力地往后一拧,把他锁住。然后他告诉父亲别动,否则可能伤到自己,“您自己小心”。又来了两名警察,让尼科和我在原地等。
“我得请你们爸爸跟我们走一趟,”其中一人说,“我们马上回来。你们跟妈妈待在这儿。”
他指着一个白人女性,金发,像我们一样,看上去很有母性。她一定是看出我们落了单,决定进入这个角色。在我哥哥的回忆里,他说他看见我“在心里哭”。那是许多次内心哭泣中的第一次,回头看,它们都归在同一把伞下;只有大人哭是因为知道,孩子哭是因为不知道。那几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并不完全清楚。话说回来,我现在的所知,凭什么比我过去的无知更重要?警察守了诺,几分钟后把父亲带了回来。他们朝我们走来时,父亲已经换上了他那副假罪犯的表情。他们把我们送到航站楼外。
“那么,dónde está el conductor?你们的司机呢?”
司机当然是又一个编造。我们和父亲在美国待的那一年——先是在北方,后来出人意料地到了南方——他没有任何支撑生活的设施。一个在西班牙就不习惯开车做饭的男人,在美国很少有司机或管家。我但愿自己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马上就到。你们可以走了。”那名警察没有走。
“真不敢相信他这么晚,”我说。每当父亲的编造不按计划走,我总是习惯性地去救场。“我们叫辆出租车吧?”
“好主意,亲爱的。就这么办。”
我们三个人像电视广告里那样笑起来,假装一种家庭式的默契。他从来不叫我亲爱的,但我回了他一个亲爱的微笑,因为我习惯了变成他唤出的那个版本的自己。父亲不是让世界弯折自己,而是让世界和世界里的人弯向他。他不去顺应,而是改造周围,让所有人对齐他的想法,无论多么不正统,骨子里他拒绝接受任何不是他设计的东西。他有艺术家的性情,而艺术家和皇帝之间,差别并不大。他凭什么相信现实世界的逻辑会占上风,当他的意志一直占上风,当他的世界就是他的意志,当几十年来他的欲望和设计都赢了,直到最后他的地图被强加在地理之上,直到最后他的画吞没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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