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一户农家门前,逃亡四昼夜的日本兵山崎宏倒在了泥地里。老妇人发现后,没有追问他的来历,只让儿媳帮忙脱下湿透的外衣,再把他抬进屋里,盖上厚棉被。
山崎宏当时又冷又饿,身上几乎没有力气。他听得懂少量汉语,却不敢开口,担心身份暴露,只能用手势比划。老妇人一家以为他不会说话,也跟着比划起来。语言不通,反而让这场救助少了几分戒备。
几天后,山崎宏恢复了体力,准备悄悄离开。他把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留下,老妇人却早已看出他的打算,提前准备了便装和干粮。临走时,他向一家人深深鞠躬,走出很远后,仍蹲在路旁哭了许久。
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选择。
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农村,父母早年离世,是哥哥姐姐把他拉扯成人。他后来学习医学,原本打算做一名普通医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扩大对华战争,山崎宏被征召入伍,因有医学基础,承担了为军马诊疗的工作。
军营里的所见所闻,让他逐渐无法忍受。一次,他目睹日军伤害中国百姓,试图阻拦,结果遭到殴打。对一个学医的人来说,眼看生命被践踏,远比战场上的枪声更难承受。
于是,他趁夜离开营地,没有干粮,也没有明确路线,只靠乞讨和躲藏一路逃亡。有人看出了他的日本人身份,却仍给过他食物。后来,他在济南铁路系统的库房找到差事,负责看守物资。
上司曾交代,发现偷窃者可以当场处置。山崎宏却明白,许多人拿走毛毯和棉布,并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换取粮食。轮到他值班时,听见动静便装作熟睡。
一次,三个年轻人翻窗取毯子,毛毯被铁丝挂住,怎么也拽不出来。山崎宏看不过去,直接把毯子扔到窗外,还在巡逻兵经过时将三人藏在床下。临别前,他又塞给他们两卷毛毯。
事情败露后,山崎宏被日军怀疑,遭到鞭打逼问。他始终没有供出那三个年轻人。获救后,三人对他说:“你重情义,和山东人的脾气相投。”后来,他们与山崎宏结为兄弟,并把他带回家中。
山崎宏在那里结识了妻子。妻子从河北唐山逃难而来,身边带着一个女儿。他没有把孩子当外人,还为她取名山雍蕴。日本投降后,山崎宏没有随侨民返回日本,而是留在济南,和妻子开了一间小诊所。
诊所收入很少,穷苦病人常常不收钱。他还背着药箱走村入户,深夜有人敲门,也很少推辞。山路崎岖,他拄着木棍赶路,既当拐杖,也用来防备野外的危险。乡亲们渐渐叫他“山大夫”。
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二人把诊所交给国家,山崎宏进入卫生院工作。他长期领取不高的工资,医院曾考虑提高待遇,他却表示,自己只想给普通百姓看病。对他而言,治病既是职业,也是偿还旧日亏欠的一种方式。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位日本使者问他,既然有人仍称他为“鬼子”,为何还要留下。山崎宏回答:“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我更应该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这句话并不复杂,却道出了他几十年选择的根由。
1976年,山崎宏终于获准回日本探亲。可是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后,他给日本亲属写信说:“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探亲计划因此推迟,直到数月后才成行。
在日本,哥哥姐姐为他安排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月薪三十万日元。他只停留了三个月,便回到济南。带回的东西不多,除了一台小彩电,更多是准备捐给济南市图书馆的科技书籍。
回济南后,他继续行医,还把所得补助和养老金捐给学校及医疗单位。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在济南病逝,享年102岁。按照他生前愿望,遗体被捐作医学研究。
从逃离军营的那一天起,山崎宏就没有再把自己当成战争机器。他用几十年时间留在济南,给病人看病,给乡亲送药,也把个人命运交给了这片曾经受过战争伤害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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