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远远看着,谁也没想到,这不是迁坟,也不是改葬。老人要打开的,是二儿子张静泉的衣冠冢。这个儿子离家二十多年,生死不明,墓里却藏着一件比性命还要紧的东西。
铁锹落下,泥土一层层被拨开。坟中没有尸骨,只有一个铁盒。盒子外层已经锈蚀,里面包着书刊、文件和手稿。张爵谦不识字,只知道儿子临走时反复交代,这些东西不能丢,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他把铁盒递给前来协助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懂这些,同志们看看,能不能交给国家。”
工作人员起初并未料到事情的分量。直到打开文件,他们才在纸页上看到“中共二大”以及党章等字样。消息很快被逐级上报,宁波地方部门随即向上反映,中央也派人前往鉴定。
铁盒里保存的,并不是普通旧书,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会议和组织活动留下的重要文献。其中有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材料,也有大革命时期的会议记录和宣传资料。由于年代久远、环境险恶,不少早期文件散失,能够成批保存下来,极为难得。
这些纸张为什么会埋在宁波乡村?还要从张静泉年轻时说起。
1898年,张静泉出生于宁波镇海一个农民家庭,按家谱取名“守和”。家里贫寒,他只读过几年书,14岁便到上海珠宝店做学徒。那是一个消息密集、冲突频繁的城市,报纸、工人运动和新思想不断进入他的视野。
学徒的生活并不轻松。上海许多金银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待遇却很低。张静泉亲眼见过租界巡捕偏袒外国人,也见过工人为生计而抗争。这样的经历,使他逐渐从“谋一份饭吃”,转向思考国家和社会究竟该往哪里走。
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开始组织学习小组,和工友讨论时局、批评文章。1920年前后,他加入上海的进步组织,随后成为早期党员。1922年,他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开始在工人中开展更有组织的活动。
为了避免牵连家人,他改名为张人亚。这个名字后来被党内同志熟知,而故乡亲人仍习惯叫他张静泉。
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进入关键阶段。张人亚参与组织金银工人俱乐部,联络分散在各家店铺的工人。9月,俱乐部成立时,参加者达到一千六百多人。10月,金银业学徒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休息制度,并废除不合理的用工办法。罢工持续二十八天,资方最终接受了大部分要求。
这场斗争让张人亚受到更多关注,也使他面临更大危险。他参加了中共二大,并负责记录有关文件。1924年,为躲避追捕并接受学习,他被安排前往苏联。1927年回国后,国内局势骤然恶化,上海地下工作异常艰难,他仍参与报刊编辑、印刷和组织联络。
那批文件正是在这一时期需要转移的。张人亚清楚,文件一旦落入敌手,许多同志都会受到牵连;若分散保管,又容易遗失。于是,他把重要材料装入铁盒,带回宁波老家。
父亲见儿子突然回来,十分疑惑。张人亚只说:“这些东西要保管好,出了差错,家里都担不起。”张静茂听懂了其中的危险,兄弟二人商量后,决定用立衣冠冢的办法掩人耳目。
张爵谦对乡亲解释,二儿子多年不回家,回来还惹自己生气,干脆当作已经“死了”。乡亲们只当老人赌气,没有继续追问。铁盒就这样埋入地下,经历战乱、政权更替和二十多年风雨。
张人亚却没有等到文件重见天日。1931年,他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印刷宣传材料。长期奔波和高强度工作损害了身体,1932年,他在前往福建长汀途中因病去世,年仅34岁。由于牺牲地点偏僻,遗骨后来未能找到。
宁波老家的父亲,只知道儿子失去消息,却不知道他已经牺牲。直到1951年,张爵谦认为国家已经安定,才决定打开衣冠冢。工作人员鉴定后确认,铁盒中的多份文献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张人亚的真实身份也由此被重新确认。
多年以后,相关资料逐渐公开,张人亚的革命经历才被更多人知晓。那座衣冠冢保存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对失踪亲人的解释,更是一段早期革命文献在极端环境中被保存下来的经过。张爵谦没有读过那些文字,却用二十四年的沉默替儿子守住了它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