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个人在1950年6月10日被押到台北马场町,枪声响过之后,尸体倒在沙地上。直接扣动扳机的,是蔡孝乾记事本上那三个字,“吴次长”。
但“吴次长”三个字之所以会被写在一个已经被捕的人的本子上,之所以会让保密局的人把目光从一份油印小报一路抬到“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办公室里,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但每一个弯都扣得上的线。这条线的第一个结,打在1949年夏天台大法学院一个叫王明德的学生身上。
王明德后来有一个儿子,叫王世坚,在台湾政坛上活跃了很多年,很多人认得那张脸,却不见得知道那张脸的父亲,跟马场町那四声枪响之间,隔着什么。
1949年的台湾,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暗处维持着一条脆弱的链条,链条的末端之一,是一份叫《光明报》的油印刊物。这份报纸从1948年秋天开始出,到1949年8月被破获之前,出过二十一期,每期印五百到八百份,内容涉及战局和指示,后来转由基隆中学支部负责印刷。
王明德当时是台大法学院的学生,跟地下组织沾着边,他手里有这份报纸。他喜欢一个女生,想把报纸拿给对方看,或者说是为了追求对方,就把一份《光明报》送了出去。
女生的家里人看到这份东西,没有当成一份普通的印刷品搁在桌上,而是向基隆市宪兵队报了案。王明德随即被逮捕。一份地下刊物,因为一个十九岁上下的学生想讨人欢心,从暗处被拽到了宪兵队的桌子上。
1949年秋天,保密局根据这一串供词,对钟浩东在内的四十四人实施了逮捕。钟浩东是基隆中学的校长,也是台湾省工委在北部的一个重要节点,他被抓,意味着保密局的手已经从一份学生手里的报纸,伸进了组织的骨架里。
从钟浩东往上的那条路,不是一步跨到蔡孝乾的,但方向始终没有变。保密局在破获《光明报》之后,继续沿着基隆市工委和台大支部交出来的关系往上摸,在这个过程中,高雄工委那边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入口,特务抓到“上线”李汾,李汾的招供让陈泽民被捕。
蔡孝乾第一次被捕之后,曾经逃脱过一次,但1950年3月第二次被捕时,他没有再撑。他开口之后交代的东西,让保密局的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此前没有被真正锁定的目标。蔡孝乾随身带着一本记事本,本子上写着“吴次长”三个字。
但蔡孝乾之所以会在1950年1月那个晚上回到泉州街的住处,之所以会被蹲守三个月的特务按在门里,往前推,推到1949年那个夏天,推到一个学生把一份《光明报》递给一个女生的那一刻。
王明德没有出现在马场町的沙地上,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写进任何一份死刑名单里。但那条把一个台大学生的恋爱举动和四声枪响连在一起的线,第一笔是他画下去的。
王世坚在台湾地区的民意机构里拍桌子、摔椅子、喊了很多年,他父亲当年在宪兵队里开口说的那些话,隔着几十年,没有人再提起。马场町的草长了一年又一年,吴石和朱枫的名字被刻进了碑上,王明德的名字没有。
但碑上那四个人的死,追到最开头,追到那份被送出去的《光明报》,追到那个想把报纸拿给女生看的下午,站着的就是王世坚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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