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女红军,肚子里的孩子和背上的枪,常常是同时存在的。队伍在走,敌人在追,孩子却不管这些,该来的时候就会来。1934年出发时,中央红军对带孩子行军这件事定了一条硬杠杠,不管职务高低,谁也不许带。

但出发时已经怀上的,在路上生下来的,这条规定就变成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孩子生下来之后,往哪里放。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这条规矩不看官大官小。但怀孕这件事,队伍管不住。有的女红军出发时已经有了身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路却一天比一天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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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后来讲过一层很实在的顾虑:怀了孕就要走路,肚子再大也得自己走,没有担架,没有马,掉队就可能被俘虏。干部休养连里,三十来个女红军,白天跟着队伍行军,晚上还要做宣传、照顾伤员,怀孕的跟在队伍里,每一步都是硬撑。

真正到了临产那一刻,处置方式其实没有太多选项。队伍停不下来,产妇只能从行军的队伍里被抬出来,找一个能挡风的地方,生完,然后孩子留下,母亲跟上队伍继续走。

1935年3月,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陈慧清要生了。担架从队伍里闪出来,路边有一间破草屋,她被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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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没有药,没有手术,只能等。追兵越来越近,枪声越来越清楚,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接到的话很直接:有个女红军正在生孩子,务必顶住。董振堂把命令传给三十九团,原话的意思是,孩子生多长时间,就顶多长时间。

战斗在一公里外打响,草屋里的人在用另一种方式挨时间。陈慧清疼得在地上翻滚,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来了。但孩子出来之后的事,比生孩子的过程更安静,也更决绝。

长征出发前那条“谁也不准带孩子”的规定摆在那里,孩子用棉花白布裹好,写一张字条,放几块大洋,留在原地,然后母亲被抬上担架,继续赶路。陈慧清当时已经疼得昏迷过去,醒来之后才知道孩子已经被留在了那里,她连孩子的面都没有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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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清不是唯一一个。在她之前一个多月,廖似光怀孕四个多月跟着队伍通过了封锁线,早产生下一个男孩,生下来就送给了当地老乡。

曾玉在翻越老山界时临产,抬担架的民夫遇到袭击跑了,她骑在马上颠簸,血把马鞍上的被子都湿透了。最后几个女红军在路边找了一把枯草,曾玉把孩子生在了那把草上。孩子生下来,哭声还在,队伍就得走,曾玉被一左一右架着跟上了队伍,孩子留在了出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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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地方生下了一个女孩。部队在那里只停一天,孩子不可能带走,她托人把女儿送给当地人家,晚年说起这件事,她连孩子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送走的时候,带队的人留下了三十块大洋、两块烟土,还有一封写明情况的信。

这一套处置方式之所以显得“谁都不例外”,是因为它确实不看职务。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妻子,陈慧清的丈夫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廖似光、曾玉、李贞,各有各的岗位和级别,但孩子生下来之后的去向是一样的:留在当地,母亲继续走。

李贞的情况更安静一些。她怀着孕坚持随队,组织上动员她留下,她哭着要求跟上,保证不添麻烦。过草地时她早产了,草地上没有净水,没有给养,产妇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战友们送来青稞面和破布做的尿布,但这些东西填不了一个婴儿的肚子。还没走出草地,孩子就夭折了。李贞后来一生没有再生育。

也有极少数孩子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一路带到了陕北,但那是极个别的例子,不是那条规矩里的常态。绝大多数在长征途中出生的孩子,处置方式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环境决定了:生下来,包起来,放下,或者交给遇到的第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然后母亲回到队伍里,继续走。

那条“谁也不准带孩子”的规定,从军事上看有它的道理:一支每天都在移动、每天都在交火的队伍,一个婴儿的哭声就可能暴露位置,一个产妇的拖累就可能拖慢整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