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多,张海山刚把脱粒机上的传送皮带卸下来,两只手全是黑黢黢的机油。院门外头的大铁盆里还泡着晌午换下来的脏褂子,水面上漂着一层干苞米叶子的碎末。兜里的老式智能机响起来的时候,他连手都没擦,就着手背在裤缝上蹭了蹭,划开了接听键。
电话是旗里城关派出所打来的,那头说话的民警口音很熟,是去年帮他换三代社保卡的小霍。小霍没多寒暄,张嘴第一句就是:“海山叔,你家苏仁花有信儿了,山东那边转过来的协查通报,人找到了。”
张海山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一铁锨拍在刚通电的马达上,连带着半边耳朵都麻了。他站在院当间,脚底下踩着半截断了的苞米棒子,嘴唇哆嗦了两下,硬是没能把一句齐整话吐出来。
七年了。整整两千五百多个日夜,村里人都当苏仁花早就不在人世了,连村头开小卖铺的赵秃子前年喝高了,都拍着他的肩膀劝他去旗法院办个宣告失踪,好歹把名下的宅基地和户口理清楚,该往前走就往前走。张海山没去办,倒不是他心里存着什么死灰复燃的指望,而是那口堵在胸口七年的恶气,一直没找着地方撒。
他和苏仁花吵翻的那天,是2016年阳历十月底。内蒙古东部的风跟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那年家里倒了大霉,张海山跟人合伙包了八十亩旱地种杂粮,赶上伏旱绝了产,连本钱带化肥钱亏了六万多。屋漏偏逢连夜雨,开春时他老娘又犯了脑血栓,瘫在东屋那张土炕上,吃喝拉撒全得人伺候。
苏仁花白天在镇上的淀粉厂扛包,晚上回来还要给老太太擦身翻背。那天晚上海山喝了二两散白酒,坐在炕沿上就着半碗咸菜疙瘩咽玉米面饼子,老太太在东屋炕上叫唤着要喝水,叫得又急又躁。苏仁花刚从淀粉厂下班回来,一身酸臭的湿气,棉袄袖口还滴着水,见状就嘟囔了一句:“催命似的,我连鞋都没顾上换呢。”
就这一句话,把张海山积了小半年的窝囊火给点炸了。他把手里的粗瓷碗往炕桌上一砸,白酒泼了半桌:“嫌累你当初别进这个门!我娘拉扯我容易吗?你冲一个瘫巴老人摔摔打打给谁看?”
苏仁花把手里盛水的搪瓷缸子重重搁在灶台上,红着眼圈冲他吼:“张海山,我是欠了你家的还是该了你家的?外头欠一屁股债我没嫌你,天天伺候屎尿我没怨你,我就抱怨一句,你还指望我拿板把老太太供起来?”
两口子借着酒劲和穷困,把这辈子的刻薄话都翻了出来。从结婚时的三转一响,扯到去年小舅子借走没还的两千块钱,最后张海山指着门外漆黑的大道,吼出了那句他后悔了半辈子的混账话:“过不下去你就滚!天大地大,爱去哪儿去哪儿,没你这个家也塌不了!”
苏仁花没哭出声,只是胸口剧烈起伏着。她连那件挡风的厚棉袄都没套,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紫红色化纤毛衣,趿拉着一双踩了后跟的布鞋,拉开屋门就冲进了风里。张海山当时坐在炕上,冷风呼啦一下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直晃。他心想,这荒郊野岭的,天寒地冻,她娘家就在隔壁公社,走不上三里地冻透了,自己就得灰溜溜折回来。
可她再也没折回来。
第二天清早,张海山去老丈人家接人,拎了一网兜新摘的红富士。到了老丈人家,老丈人正蹲在院子里劈柴火,见他一个人来,还问他怎么没带苏仁花一块儿回来。张海山心里当时就凉了半截。
后来的半个月,张海山跟疯了一样。他骑着那辆破嘉陵摩托车,跑遍了旗里所有的汽车站、火车站,翻遍了镇上的小旅馆、网吧,甚至连公社后山废弃的砖窑洞都打着手电筒钻进去摸了好几遍。派出所立了案,采了血样,可那时候小地方监控少,客运大巴在路口随招随停,根本没有实名制。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就这么平白无故蒸发在了茫茫草甸子和枯黄的玉米地尽头。
三年后,瘫在炕上的老太太咽了气。老太太闭眼前,干枯的手死死抓着张海山的胳膊,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苏仁花的名字,浑浊的眼泪顺着眼角的褶子淌进枕头里。村里人背地里议论,说张海山这人脾气太爆,逼走了媳妇,克死了老娘。
张海山把这些话全烂在肚子里。闺女小燕那时候刚考上通辽的卫校,每年学费生活费像一座山一样压下来。他白天下地伺候庄稼,农闲了去煤场倒装煤,整个人累得像块晒干的牛粪。有时候夜里惊醒,看着空荡荡的半边炕,他恨苏仁花心狠,连亲生闺女都能扔下不管;可有时候又怕,怕她在哪个不知名的山沟里遭了难,死无葬身之地。
“喂?海山叔,你听得见吗?”电话里小霍的声音把张海山拉回了现实。
“听得见,小霍……人……人在哪儿呢?没弄错吧?”张海山的嗓子哑得像吞了把沙子。
“错不了,人脸识别对上了,指纹也采了。人在山东潍坊那边的一个救助管理站。”小霍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潍坊救助站那边清理滞留人员,帮着办理长期安置落户的时候,在数据库里查到了你当年的寻人底子。那边的民警跟我通了视频,我看了,除了老了点,就是苏仁花。”
张海山手抖得几乎捏不住手机:“她……她咋跑山东去了?她身上有伤没有?脑子……脑子好使不?”
“身体没啥大毛病,就是风湿挺厉害,话很少。”小霍顿了顿,语气有些低沉,“海山叔,救助站的意思是,按规定她是原籍有家属的走失人员,户口还在你这儿,得由直系亲属过去接人。你看这事……你啥时候能动身?”
挂了电话,张海山在院子里呆坐了半个钟头。天色全黑透了,西北风刮过光秃秃的杨树杈,发出呜呜的怪叫。他走进屋,没开大灯,摸黑走到五斗橱前头。最底下的抽屉拉开,里面有一本泛黄的户口本,翻到第二页,上面盖着红章,赫然写着“苏仁花,妻,农业户口”。照片上的女人梳着两条粗辫子,嘴角还有一颗浅浅的黑痣,眼神清亮。
七年了,她到底在山东过得啥日子?为什么一个字都不往家里递?她心里到底憋着多大的仇?
张海山点了一根旱烟,烟雾辛辣地钻进肺里。他没给闺女小燕打电话。小燕今年刚在旗医院的检验科站稳脚跟,正谈着一个老实本分的男朋友,要是冷不丁跟她说她那个“死”了七年的妈活生生冒出来了,孩子的心态保不齐得崩。
他从床板底下的铁盒子里数出五千块钱现金,又去东院借了同村本家兄弟的三千块。第二天一大早,换上一身板正的蓝布夹克,套上那双只有过年才穿的皮鞋,坐上了开往通辽的大巴,再从通辽转绿皮火车,一路向南。
两千多里的路,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一天一夜。车厢里弥漫着方便面、脚臭和劣质烟草的混合气味。张海山靠着车窗,几乎合不上眼。车窗上倒映出他满是皱纹的脸和花白的头发,他看着玻璃里的自己,突然觉得荒唐又可怜。
七年前,他四十三,浑身是使不完的牛劲;七年过去,他已经五十了,腰间盘突出折磨得他坐久了就半边身子发麻。而苏仁花,离开家的时候刚过四十,现在也快五十了。这两个加起来整整一百岁的老夫老妻,隔了七年,隔着几千里的荒原和沧海,到底要怎么坐在一块儿把这笔账算清?
到潍坊救助站的时候,是第三天的下午。天空飘着细碎的毛毛雨,空气潮湿而阴冷。救助站的接待室不大,摆着两张掉漆的绿色长条椅和一个饮水机。
接待张海山的是个姓陈的站长,四十出头,面相很和善。陈站长给他倒了杯热水,拉了把塑料凳子坐在他对面。
“张大哥,路上辛苦了。”陈站长看着张海山满脸的风尘,放低了声音,“苏大姐的情况,我先跟你简单通个气,你心里好有个底。”
张海山握着纸杯,开水烫着掌心,他却感觉不到热:“陈站长,您直说吧,我扛得住。她……这些年到底干啥了?怎么落到救助站的?”
陈站长叹了一口气,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材料推到张海山跟前:“她是上个月中旬被环卫工人在一处废弃厂房的外墙边发现的。当时她发高烧,咳得厉害,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就一个编织袋,里面装了几件破旧衣服和一小包止痛药。”
“那她前几年呢?”张海山急急地问,“前几年她在哪儿?七年啊,她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
陈站长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同情,也有一丝无奈:“我们跟当地派出所一起核查了快一个月,才把她这些年的行踪拼出个大概。当年她从你们老家出来,身上没带几个钱,坐黑长途车想去辽宁投奔亲戚。结果在半道上的小客运站,包让人偷了。她没身份证,身无分文,又怕回头被村里人笑话,就跟着一帮打零工的盲流一路流落到了山东。”
“这七年,她一直在寿光和寒亭这边的蔬菜冷库和大棚里打零工。张大哥,你知道冷库的活儿吧?在零下十几度的库房里分拣蔬菜、搬箱子。因为没有身份证,正规大厂不敢要她,她只能找那些私人承包的小冷库和小作坊,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日结工资。”
“人家管吃管住,给个大通铺或者集装箱板房睡。她不爱说话,同屋的人都叫她‘哑巴大姐’。去年冬天,环保和用工大检查,那些无证的小冷库被清退关停了。她年纪大了,冷库待久了落下一身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双手手指都变形了,稍微重一点的箱子根本搬不动。小作坊不要她,她租不起房子,只能捡废品,最后病倒在路边,这才被送到了我们这儿。”
张海山听着,眼珠子定定地盯着地板上的瓷砖缝。那瓷砖缝里嵌着黑色的泥垢,像一条永远跨不过去的沟。
没有野汉子,没有发大财,没有逃避责任的逍遥快活。有的只是零下十几度的冷库、变形的关节、被人呼来喝去的黑工,以及硬生生熬出来的七年残生。
“她……她记得家里吗?”张海山憋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记得,怎么不记得。”陈站长摇了摇头,“刚送来的时候,她神志清醒以后,死活不肯说自己的老家地址。是我们站里的心理疏导老师慢慢跟她聊,她才掉了眼泪。她说,她当年是一赌气出来的,走到半路就后悔了,可是钱丢了,没脸回去。后来在冷库干了两年,身体垮了,更不敢回去。”
“她说……她说家里日子本来就难,她要是两手空空一身是病地回去,就是个累赘,还不如死在外头干净。”
张海山猛地抬起手,捂住了脸。粗糙的掌心揉着干涩的眼眶,喉咙里发出野兽被困住一样的呜咽声。
“带我去见她吧。”过了好久,张海山抹了把脸,站起身来。
在救助站后面的观察室里,张海山见到了苏仁花。
房间里只有两张单人床,窗户开着一条缝,灌进来微凉的风。一个穿着灰色棉质病号服的女人背对着门,正坐在床沿上叠一条薄被子。她的头发全白了,不是那种花白,而是一种像干枯秋草一样的灰白,松松垮垮地用一根黑色的塑料皮筋扎在脑后。
“苏仁花。”张海山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女人的肩膀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叠被子的手僵在半空中。那双手确实如陈站长所说,关节粗大得吓人,手背上的青筋像老树根一样凸起,十个手指微微蜷曲着,根本伸不直。
她缓缓地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屋里静得能听见墙角钟表走动的滴答声。
苏仁花的脸颊深陷下去,原本圆润的面孔如今只剩下一层薄皮裹着骨头,眼眶周围全是青黑色的细纹。她看着张海山,嘴唇哆嗦着,眼神先是惊恐,接着是躲闪,最后变成了无地自容的灰败。
“你……你咋来了。”苏仁花把变形的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声音细若蚊蚋。
张海山走过去,把手里一直拎着的布包放在床头柜上。那里面装着他从老家带过来的厚呢子外套,还有两盒镇上药店买的通络活血膏药。
“我不来,你打算死在外头?”张海山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这本是他这几天在路上千设想万设想过的质问,可真说出口的时候,底气全没了,听起来倒像是在求饶。
苏仁花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脚上穿着救助站发的一双塑料拖鞋,脚后跟满是干裂的血口子,抹了紫药水,紫一块黑一块的,难看得很。
“娘……还在不?”她轻声问,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手背上。
“三年前没的。”张海山扯了把椅子坐下,手撑在膝盖上,“走的时候一直叫你名字。你心肠硬,扔下一家老小,连亲娘出殡都没赶上。”
苏仁花的身子猛地缩成了一团,她把脸埋在膝盖里,喉咙里发出一阵压抑至极的哭声。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声一声、断断续续的抽噎,像是一架快要散架的风箱,在空旷的房间里拉扯得人心惊肉跳。
“海山……我对不住娘……我也对不住小燕……”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是人……我当年就是猪油蒙了心……我就是气不过……我没想到后头会那样……”
张海山看着她抽动的后背,那一身松垮垮的病号服底下,脊梁骨一节一节突兀地支棱着。他心里的那股火、那股怨、那股盘踞了七年的恨意,在这一刻,像是被一盆冰水当头浇下来,刺啦一声,全化成了无处着落的青烟。
他能恨她什么呢?恨她脾气暴?当年是自己先吼着让她滚的。恨她没责任心?她在这异地他乡的冰库里,靠搬冰块、搬菜箱子熬了七年,把自己熬成了一个废人。生活这把钝刀子,谁也没饶过谁,他在北方的黑土地上被债务和老娘的瘫痪磨掉了半条命,她在南方的冰窟窿里把骨头和自尊全磨碎了。
“行了,别嚎了。”张海山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卫生纸,抽出一张塞进她手里,“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苏仁花捏着纸巾,猛地抬起头,浑浊的泪眼看着他:“回……回哪儿?村里人……村里人不得把我戳脊梁骨戳死?小燕……小燕认我吗?”
“回你自己的家!”张海山抬高了声音,瞪着她,“户口本上你还是我媳妇!村里爱说啥说啥,嘴长在人家身上,日子是咱们自己过。小燕已经毕业当护士了,等回去了,你当面跟孩子说去。”
办交接手续用了一个多小时。签字、按手印、核对物品。
苏仁花的东西少得可怜,救助站把她来时的编织袋还给了她。里面除了两件洗得发白的破线衣,就剩一个塑料铁皮文具盒。苏仁花颤巍巍地打开文具盒,里面没有首饰,也没有存折,只有一叠用红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纸币。
她把塑料袋一层层剥开,递到张海山面前。全是五块、十块、二十块的零钱,甚至还有一把一开门就掉出来的硬币,中间夹着几张一百的。
“这是啥?”张海山皱眉。
“这是我……我前几年手还能动的时候攒的。”苏仁花吸着鼻子,不敢看他的眼睛,“一共四千三百块钱。我没敢存银行,怕人家查我没身份证给没收了……我本来想着,等攒够一万块,就找个靠谱的工友,帮我汇回镇上的邮局,给小燕当嫁妆……后来……后来手坏了,干不动了,花光了买止痛片的钱,就剩这些了……”
张海山看着那一叠被摩挲得毛了边、带着汗酸味的零钱,喉头剧烈地翻滚着。他猛地一把抢过那个文具盒,重重合上盖子,塞进自己的皮夹克怀里。
“收着!回去了自己给小燕买两床像样的棉被!”张海山转过脸去,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走出救助站大门的时候,细雨停了。张海山在路边的小饭馆要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板面。苏仁花坐在他对面,拿着筷子的手抖得厉害,面条挑起来又滑下去,半天吃不进一口。
张海山叹了口气,伸手把她的碗端过来,拿小铁勺把面条一段段掐碎,连汤带肉舀了一大勺,递到她嘴边:“张嘴,吃!”
苏仁花看着面前的勺子,眼泪又哗哗地往下掉,顺着下巴滴进红亮的汤水里。她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咽下去,那模样像是一个饿了整整七年的饥民,连嚼都顾不上细嚼。
回程的路上,张海山多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软卧票。苏仁花这辈子没坐过软卧,脱了鞋缩在下铺的角落里,局促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火车轰隆轰隆一路向北,两边的景色从葱郁的山东丘陵,慢慢变成了辽西的苍凉荒原,最后进入了内蒙古那片熟悉的、辽阔无边的黑土地。
七天后,张海山带着苏仁花回到了公社。
车子停在村口的时候,正好是晌午。七年前那个安静的村子如今也变了样,不少人家盖了二层贴瓷砖的小楼,水泥路一直修到了家门口。张海山拎着编织袋走在前头,苏仁花裹着那件大呢子外套,低着头,一瘸一拐地跟在后头半步远的地方。
村头小卖铺门口,几个晒太阳的老汉和老太太愣愣地看着他们。赵秃子手里的烟袋锅子停在半空,眼珠子瞪得溜圆:“海山?这是……苏仁花?”
张海山脚步没停,只是冲着赵秃子点了点头,神色平淡得像只是去镇上赶了个集:“嗯,找到了,接回来了。”
没有过多的解释,也没有半句遮掩。苏仁花把头埋得极低,恨不得缩进领口里,张海山却故意放慢了脚步,伸出一只粗糙有力的大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拽住了苏仁花那只变形冰凉的手腕,半拉半拽地带着她往前走。
看热闹的人群在后头交头接耳,声音嗡嗡作响。那些关于“逃跑”、“跟人跑了”、“在外头受了罪”的揣测,像飞蛾一样在空气里扑棱。可张海山攥着她的手极紧,硬生生把她拽进了那个阔别了七年的农家小院。
院子里的脱粒机还支着,那盆泡着脏衣服的铁盆早就干了,底下结了一层黄褐色的泥皮。推开正房的门,屋里一股淡淡的尘土味和老陈醋的酸味。东屋的土炕空荡荡的,老太太当年睡过的褥子早就收起来了,炕席擦得干干净净。
苏仁花站在堂屋当间,看着墙上挂着的老钟表,看着门后头挂着的旧围裙,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一样,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抱住了张海山的大腿。
“海山……我对不住你啊……”
“起来。”张海山去拉她,腰上的陈年旧伤猛地抽搐了一下,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两口子一个在地上跪着哭,一个捂着腰呲牙咧嘴地拉,就在这时候,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褂模样的长款羽绒服、扎着高马尾的年轻姑娘站在院门口。姑娘手里拎着一兜排骨和两盒降压药,呆呆地看着屋里的这一幕。
是小燕。
小燕的眉眼随了苏仁花,尤其是眼角微微上挑的弧度,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姑娘站在门槛外,手里的塑料袋塑料纸被捏得嘎吱作响。
屋里的哭声戛然而止。
苏仁花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出落得高挑齐整的大姑娘,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她想站起来,可发软的双腿根本使不上劲,只能用手撑着冰凉的泥土地,语无伦次地嗫嚅着:“小……小燕……”
小燕没往前走,也没往后退。她的嘴唇咬得发白,眼眶在短短几秒钟内红得吓人。七年前她还是个在镇上念高中的半大孩子,放学回家看到的是空荡荡的屋子、瘫在炕上呻吟的奶奶,还有蹲在墙角发疯一样抽烟的爹。那些在学校里被人指指点点的日子,那些冬天手冻烂了只能自己抹雪水熬着的夜晚,全在这一刻化作了滚烫的恨意和委屈。
“你还回来干什么?”小燕的声音不大,冷得像冰窖里的石头。
“小燕,你妈她……”张海山扶着腰想替她遮掩。
“我没妈!”小燕突然尖叫了一声,七年压抑的情绪在这一瞬间撕开了口子。她把手里的排骨和药狠狠砸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我考上卫校的时候你在哪儿?奶奶咽气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实习被人欺负在水房哭一宿的时候你在哪儿?你现在老了、病了、动不了了,你想起这个家了?想起我是你闺女了?”
苏仁花趴在地上,双手死死抠着地缝,任凭小燕字字诛心地骂着,一声不敢吭,只是把头死死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小燕!”张海山吼了一声,声音里带了严厉,“给你妈留点脸!她在外头没享一天福,在冷库里搬箱子把手都冻废了!你看看她的手!她要不是活不下去了,她能让人送回来吗?”
小燕看着地上母亲露在袖口外面的那双手,那变形的骨节和乌青的皮肤,像是一根烧红的铁针,狠狠扎了她一下。她扭过头去,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眼泪糊满了整张脸。
“我不管她受了多少罪,那是她自己选的!”小燕抹了把眼泪,退后了两步,“张海山,你要伺候她是你自己的事,反正我不会管她!以后这个门,我少进!”
姑娘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院子。大铁门撞在门框上,发出刺耳的巨响,在深秋萧瑟的村庄里回荡。
屋里重新恢复了死寂。
苏仁花趴在地上,眼泪已经流干了,双眼空洞地看着被小燕砸在院子里的那袋排骨,塑料袋破了,一块带血的排骨滚在灰土里。
“起来吧。”张海山叹了口气,蹲下身,硬是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扶着她坐在西屋的炕沿上,“孩子心里有火,由着她发。发出来比憋着强。你既然回来了,就得受着。”
苏仁花没说话,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日子并不会因为一场戏剧性的重逢就立刻变好。相反,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苏仁花回来的消息,不出两天就传遍了周边几个屯子。茶余饭后,小卖铺门口总有人聚在一起咬耳朵。有人说苏仁花是在外头让人蹬了才跑回来的,有人说张海山真是个窝囊废,戴了绿帽子还当宝捡回来供着。甚至连苏仁花的娘家哥哥也来了一趟,坐在炕沿上抽了两根闷烟,没劝她回去看看老爹,反而抱怨说她当年一跑,害得娘家在屯子里抬不起头,这几年连外甥娶媳妇都受了连累。
苏仁花不辩解,也不出门。她把自己关在西屋里,除了上厕所,整天整夜地坐在炕头上。
张海山没空去安慰她的玻璃心。地里的庄稼还得收,八十亩地的玉米得雇脱粒机,得装袋、联系粮贩子。早晨天不亮他就得起,晚上擦黑才能进门。
回来后的第四天,张海山拖着快要散架的腰回到家,推开屋门,屋里黑漆漆的。他心里一紧,以为苏仁花又想不开跑了,急忙伸手去摸拉绳开关。
灯亮了。
西屋的锅灶里冒着热气,屋里飘着一股炒酸菜的香味。虽然没有肉,但酸菜用猪油渣煸过了,焦香焦香的。
苏仁花系着那条洗得褪了色的旧围裙,站在灶台前。因为手伸不直,她切的酸菜丝粗细不匀,有些地方甚至连成了片。灶台上摆着两个大海碗,盛着热气腾腾的苞米面窝窝头,还有一碗白开水。
“海山,吃饭吧。”苏仁花看着他,眼神有些胆怯,手在围裙上局促地擦着。
张海山愣了愣,走到水盆前洗了洗手。他坐在饭桌前,拿起一个硬邦邦的窝头,掰了一半塞进嘴里,又夹了一大筷子酸菜。酸菜切得粗,咬在嘴里嘎吱嘎吱响,盐放得有点多,齁得慌。
可这口酸菜进嘴的一瞬间,张海山低着头,大口嚼着,眼圈突然红了。
七年了。这间屋子冷锅冷灶了整整七年。每天晚上他回来,面对的只有泡在盆里的脏衣服和冷冰冰的炕席。哪怕有一锅做得半生不熟的粗茶淡饭,哪怕身边坐着的是一个满身是病、满心愧疚的残破女人,这个屋子,到底像个家了。
“明天镇上逢集。”张海山嚼着窝头,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带你去趟卫生院。把你那风湿开点药,顺便看看能不能做个理疗。钱的事你别管,今年玉米收成不错,粮价也上浮了两毛,咱家开春能把东院本家的三千块还上。”
苏仁花坐在对面,捧着半个窝头,眼泪又一颗一颗往下掉:“海山……我……我拖累你了……”
“少扯淡。”张海山瞪了她一眼,“赶紧吃,吃完把碗洗了。明天起早,大巴车六点半就过路口。”
夜深了。北方的初冬,外头的大地已经上了一层白花花的薄霜。
张海山躺在西屋的大炕上,腰底下垫着一个荞麦皮的枕头。苏仁花躺在炕沿的另一头,离他远远的,呼吸声压得极轻。
张海山翻了个身,骨头节发出咔吧一声脆响。他伸手从被窝里摸过去,碰到了苏仁花那只冰凉枯瘦的手。
苏仁花像被烫着一样想往回缩。
张海山手劲大,没放。他把那只变形的手紧紧抓在自己粗糙的大掌里,扯进了热乎的被窝里。
“别折腾了,”张海山闭着眼睛,瓮声瓮气地说,“焐焐。手跟块冰似的,睡你的觉。”
苏仁花没再抽回手。黑暗中,张海山听见了枕头边传来轻轻的吸鼻涕声,接着,是一声极其沉重、却又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的长长的叹息。
天亮以后,还得去面对地里的残茬,还得去镇上挤那个满是药苏味的诊室,村头嚼舌根的人依然会在暗处指指点点,小燕心里的疙瘩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真正解开。
可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它不会因为你吃尽了苦头就给你换上一条平坦的大道,它只会在你摔得头破血流之后,把那些残存的骨头渣子捡起来,粗糙地拼一拼,推着你继续往前挪。
院子外头,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新一天的风又呼呼地刮起来了。张海山坐起身,披上棉袄,拉开了门栓。这一回,门后的锁头端端正正地挂在钉子上,不用再虚掩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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