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罗雪梅每天要多打一碗粥。这碗粥不打给谁,打完端到后院,倒进花池里。
花池靠墙,种着两棵月季,冬天只剩几根干枝,土是黑的,湿的,一冬天没干过。粥是小米粥,熬得稠,倒下去的时候热气冒一股,很快渗进土里。她站在那儿看一会儿,把碗在袖子上擦干净,端回食堂。
院里的人都知道这事,也没人多问。养老院的活儿琐碎,护工各有各的习惯,有人给老人梳头,有人给老人剪指甲,多打一碗粥倒掉,算不了什么大事。只有新来的小护工小林问过一次:“罗姐,你为啥天天多打一碗?”
“蔡奶奶的。”“蔡奶奶吃得了一碗半?”“吃不了。”罗雪梅把碗摞起来,“她儿子要来。”
蔡淑英今年八十七,住三楼最里头那间。她瘦,个子小,坐在床沿上,两只脚够不着地,晃来晃去。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在耳后。她不认人,说不清自己哪年生的,问她几个孩子,她伸出两根手指,说两个,一个儿子一个闺女。问她儿子在哪儿,她说在南方,打工,年底回来。
这话她说了十年。每天早上六点半,食堂开饭,她坐在靠窗那张桌子前,先不吃,抬头看门口。门口有人进来,她的眼睛就亮一下,看清了,又暗下去。罗雪梅把碗端过来,放在她面前,说:“奶奶,先吃。建平回来晚,路上堵车。”
蔡淑英点点头,拿起勺子,吃两勺,又放下:“给他留着。”“留着呢。”罗雪梅说,“锅里还有。”
那碗多打的粥,就是这么来的。
罗雪梅四十三岁,在这家养老院干了六年。她是豫北乡下人,个子不高,手很粗,说话慢,走路也慢。院里二十多个老人,她管六个,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下班,中间擦身、喂饭、翻身、换尿垫、扶着上厕所。她干活细,老人的指甲缝里都干净。
院长姓韩,五十多岁,以前在县医院干过。他招人的时候就问一句话:“你能受得住不?”罗雪梅说能。她受得住,六年没请过一天假,只有二〇一三年请过三天。那三天,她妈走了。
她妈在邻县另一家养老院,中风后躺了两年。那年冬天,养老院打来电话,说老人不行了。她接到电话是下午三点,坐了四个小时的车,赶到的时候,人已经穿好衣服了。床头柜上放着一碗粥,凉的,上面结了一层皮。护工说,中午喂了两勺,她咽不下去。
罗雪梅把那碗粥端起来,端了很久,最后倒进了洗手池。倒的时候她没哭,回程的班车上哭了,坐在最后一排,用围巾捂着嘴。
蔡淑英的儿子叫蔡建平。罗雪梅没见过他。她来的时候,蔡淑英已经住了四年,儿子一直没来过。院里老人私下说过,说这老太太可怜,儿子不要她了,丢在养老院十年不管。
罗雪梅不信。她给蔡淑英擦身的时候,看见老人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男一女,男的四十来岁,穿着夹克,站在一个工地大门口,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她把照片放回去,没问。
第二年春天,她开始每月十五号给蔡淑英送一个信封。信封是白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妈收”,字很硬,像男人写的,里头装五百块钱,三张一百,四张五十。蔡淑英接过信封,要摸很久,摸封口,摸字,然后塞到枕头底下。
“这孩子,又寄钱。”“建平孝顺。”“孝顺。”蔡淑英点头,“就是忙,回不来。”
那钱她一分没花。罗雪梅知道,因为她每回换床单,都能摸到枕头底下那一沓,越摸越厚。她也不说。
信封里的钱是罗雪梅自己的。她一个月工资三千八,交八百房租,剩下自己吃饭、给老家男人寄一点。每月十五号,她从工资里抽五百,塞进信封,写上“妈收”,字是她照着照片背后的字一笔一笔描的。
她描了半年才描像。第一回送过去,蔡淑英摸了半天,说:“这个字,不像建平写的。”罗雪梅心里一紧,说:“他手伤了,写字歪。”蔡淑英“哦”了一声,把信封塞到枕头底下。
这个谎她撒了五年。五年,六十个信封,三万块钱。
七月里有一晚,蔡淑英半夜起来了。罗雪梅查房,走到三楼,看见老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怀里抱着那个信封,脸朝着楼梯口。走廊的灯是声控的,人一动就亮,一亮一灭,照得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
“奶奶,回屋睡。”“他说今晚到。”蔡淑英说,“末班车十一点。”
罗雪梅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她蹲下来,把老人的脚放进拖鞋里,说:“车晚点了,明早到。你先睡,我给你留门。”老人想了想,站起来,扶着墙回房,走到门口又回头:“门留着。”
“留着。”
八月里,小林撞见过罗雪梅在值班室描字。桌上摊着七八张废处方纸,每一张上都写满了“妈收”,横一遍竖一遍,写得歪歪扭扭。小林以为她在练签名,笑着说:“罗姐,你这是要当领导啊。”
罗雪梅把纸收起来,塞进抽屉:“练着玩。”小林没在意,转身走了。她后来想起这一天,才知道那两个字是描给谁的。
蔡建萍上一次来,是八月底。她进门,老人正坐在窗边拆信封,抬头看了她一眼,问:“你是谁家的?”蔡建萍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袋水果,站了很久,说:“我是建萍。”“建萍是谁?”“你闺女。”
老人想了想,摇摇头:“我闺女在县里卖衣裳。”说完又低头拆信封去了。
那天蔡建萍把水果放在桌上,去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坐了半个钟头,走的时候跟罗雪梅说:“我妈这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罗雪梅说是。她“嗯”了一声,下楼去了。
二楼住着个张大爷,儿女都在县里,隔一天来一趟,送饭、换衣服、陪他打牌。蔡淑英有时候上楼串门,站在人家门口看一会儿,回来坐在床沿上,问罗雪梅:“他家孩子咋老来?”罗雪梅说:“人家离得近。”蔡淑英点点头,说:“建平远。”
今年九月,事情闹起来了。起因是新来的小林。小林二十二岁,护校毕业,人机灵,爱管事。她值早班的时候,看见罗雪梅多打一碗粥,端到后院倒掉,回来又在记录本上写“蔡淑英,粥一碗半”。
她算了一笔账:一碗粥三毛钱,一天一碗,一年三百六十五碗,一百多块。钱不多,可她是新来的,觉得不合规矩。她跟食堂张师傅说了,张师傅摆手,说这是老规矩,你别管。她又跟韩院长说了,说有人天天浪费粮食。
韩院长来问罗雪梅。罗雪梅说:“蔡奶奶总说她儿子要来,我多打一碗放着,怕她闹。”“你打了五年?”“嗯。”“倒掉?”“倒掉。”
韩院长没说话,走了。第二天早上,食堂的粥桶边上贴了一张纸:按人数打,不得多打。罗雪梅站在那张纸前面,看了两分钟,然后照旧多舀了一勺。
那天中午,韩院长把她叫到办公室,门关上了。“雪梅,我不是跟你过不去。”他把手放在桌上,“院里二十多个老人,二十多个家属。你多打一碗,别人看见,说我偏心;你拿自己的钱给老人塞信封,别人知道,说我这儿有人糊弄老人。这院里,最怕的就是说不清。”
“我不说,谁也不知道。”
“小林知道了。”韩院长说,“她年轻,嘴不牢。这一回我给你压下去,下一回压不住。你自己想想。”
他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推过来:“辞职报告,空白的。我不让你签,我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你要接着干,就把那碗粥停了。”
罗雪梅看着那张表,看了很久,没伸手拿。她说:“我停不了。”
十月中旬,蔡淑英的女儿来了。女儿叫蔡建萍,五十岁,在县城开一家服装店,烫着头发,穿一件驼色外套,进门先看房间,看床单,看窗户,看墙角的暖气片。看完,坐在椅子上,掏出手机打电话,说的是进货的事。罗雪梅在旁边给老人梳头。
蔡建萍打完电话,抬头问:“我妈这几个月,还行吧?”“挺好的。”罗雪梅说,“就是老念叨建平。”
蔡建萍“嗯”了一声,没接话。罗雪梅去倒水,回来的时候,看见蔡建萍手里捏着一个白信封,是从枕头底下翻出来的,已经拆了。
“这是什么?”“建平寄的。”
蔡建萍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上面的字,又看了看里头的钱。她把钱抽出来,点了点,五百。她又往枕头底下摸,摸出一沓,全是这种信封,一个压一个,整整六十个。
她把那沓信封放在床上,抬头看罗雪梅,眼神变了:“我哥十年没寄过一分钱。这钱哪来的?”
那天下午,蔡建萍把韩院长叫来了。三个人在办公室坐着,六十个信封摊在桌上。蔡建萍说:“韩院长,我把我妈放在这儿,是花钱买服务,不是让人骗她的。这护工每月拿五百块钱塞我妈枕头底下,写我哥的名字,这是干什么?讨好老人?还是想从我妈身上图点什么?”
韩院长看着那些信封,没说话。罗雪梅站在门边,两只手垂着,说:“钱是我自己的。”“你自己的?”蔡建萍笑了,“你一个月挣多少?你图啥?”
“我不图啥。”罗雪梅说,“你妈天天等她儿子,等不来,她闹,她哭,她半夜起来坐在门口。我给她一个信封,她能安生一个月。”
“那你也不能骗她!”“我没骗她。”罗雪梅抬起头,“是你骗她。”办公室里静下来。蔡建萍的脸一下子白了:“你什么意思?”
罗雪梅没答。她转身出去,走到楼梯口,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她的手上还沾着刚才梳头时带下来的几根白头发,卷在指缝里,她捻了捻,没捻掉。
她想起照片背后那行字,想起自己描了半年才描像的笔迹,想起每个月十五号把信封塞进枕头底下时,老人摸封口的样子。这件事她瞒了五年,今晚瞒不住了。
当天晚上,蔡建萍没走。她的车停在楼下,车灯一直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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