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在悉尼漂了四年,为了一张永居签证,和一个246斤的澳洲富婆签下一纸契约婚姻。
她叫多萝西,澳大利亚人,五十三岁,名下有养牛场、有私募基金、有黄金海岸边的顶层公寓。朋友都说我疯了,说这种女人不是救命稻草,是套在脖子上的铁链,只会把人往泥里拖。
我没有辩解,只是在合同上落了笔。
婚后我们住在她昆士兰的牧场庄园里,合同里写明一周三次夫妻生活,但真实的情况是——十次。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那些骂我"吃软饭的中国男人"的人。我从不解释,因为那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有价码的交换——我的两年,换她一个名分,换我一纸身份,合同到期,各走各路。
永居批下来那天,我在手机上看到系统通知,第一个念头是去找移民律师办离婚手续。
可多萝西却在那个下午,把我叫进了她的书房。
那份赠与文件摆在桌上,数字让我的手指突然发抖——
9760万澳元。
她到底想要什么?
01
我叫林牧远,从小在闽南一个叫做石浦镇的小地方长大。
那是一个你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夹在两座山之间,靠着一条叫做"浮溪"的河,全镇加起来不到两万人,主要靠种茶和打散工为生。我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修鞋铺,我母亲在市场摆摊卖咸菜,两个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供出去,出人头地。
我不负所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读了金融,毕业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做了三年财务分析,攒了点钱,然后在二十九岁那年,拿着人生全部的积蓄,买了一张飞往悉尼的单程机票。
那一年我跟父母说,我去澳洲闯一闯,两年就回来。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我没有回来。
悉尼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我原本以为,凭着一张金融学位和三年工作经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会太难。结果现实给了我结结实实一巴掌——澳洲雇主不认我的国内经验,本地口音听不懂我说话,金融行业水深浪大,没有本地人脉,简历投出去全是石沉大海。
头一年,我在唐人街一家茶餐厅端盘子,一个月两千三百澳元,扣掉房租和吃饭,剩下的钱塞在枕头底下,够不够撑到下个月都是个问题。
第二年,我跳到一家华人会计事务所做账,工资涨到三千五,但老板是个福建人,刻薄得出了名,逢年过节没有奖金,加班从来不给钱,说话一口闽南腔,每次骂人都压低声音,像刀子一样往人心里划。
第三年,我终于找到一家澳洲本地的小型投资公司,做数据分析,工资算是正常了,但签证的问题一直悬在头顶——工作签证两年一续,续签要雇主担保,雇主随时可以不续,随时可以把你踢走,然后你就什么都没了。
我在悉尼认识了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有人拿到签证之后哭了整整一夜。有人续签失败,打包行李,在机场抱着行李箱坐了两个小时,才抬起头来往安检口走。有人为了留下来,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有人嫁给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有人花了十几万中介费走投资移民,有人用了五年时间考下一门根本不喜欢的职业资格,只为多积一点分。
我没有钱走投资移民,没有时间慢慢熬积分,职业担保的路越来越窄。
在这条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遇见了多萝西。
那是在一场华人商业协会的酒会上。
说是华人商业协会,其实参加的人鱼龙混杂,有做生意的老板,有律师会计,有刚来不久的留学生,也有本地的白人,专门来这里找商机或者找关系。
我是被同事硬拖来的,站在角落里端着一杯红酒,不知道该和谁说话。
就是在那个角落,我第一次看见了多萝西。
她走进来的时候,整个房间的气场都变了一下。
不是因为她漂亮——她不漂亮,五十三岁,身形庞大,穿着一件深紫色的真丝长裙,头发盘得很高,耳朵上挂着两颗蓝宝石耳环。她走路有点慢,但每一步都稳,像一艘压舱货足的船,不快,但你会觉得她往哪里走,哪里就是目的地。
她身后跟着两个助理,一男一女,都穿着正装,低着头,快步跟随。
"那是谁?"我低声问旁边的同事老陈。
老陈往那边瞥了一眼,压低声音:"多萝西·韦弗。昆士兰的。牧场、基金、地产,全有。估计身家不低于两亿澳元。"他顿了顿,"听说她老公十年前出了车祸,死了,她一个人把生意全撑起来了。厉害的女人。"
我点点头,把目光收了回来,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擦肩而过。
结果那天晚上,她主动走到了我面前。
"你不像是这里的常客。"她用英语说,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昆士兰口音。
"第一次来。"我回答,"林牧远,金融分析。"
"多萝西。"她没有报职务,只是伸出手,"你的普通话很标准,但你说英文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抬一下左肩——紧张的习惯。"
我一下子没有接话。
她笑了一下,笑容并不客气,却也不刻意,只是平静地说:"我需要一个能看懂数字的人,帮我看一份基金结构方案,你有没有兴趣聊聊?"
那一晚,我们在酒会角落的沙发上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帮她指出了那份方案里三处隐蔽的税务漏洞,她听得很认真,中途一次电话都没接。
临走前,她把名片压在我手心里,说:"你很细心,这行里不多见。"
我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商务接触。
02
三个星期之后,多萝西的律师约我见面,地点在悉尼市中心一栋写字楼的会议室。
那个律师叫布莱恩,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西装笔挺,说话一字一顿,像在念合同条款。他把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说:"我的委托人希望和你谈一件事,请你先看这份材料。"
我打开文件夹,第一页是一份协议草稿,标题是——《配偶签证合作婚姻协议》。
我把那几个字读了两遍,才抬起头。
"多萝西女士要和我——假结婚?"
布莱恩微微皱眉,纠正我:"不是假结婚。是合作婚姻。婚姻是真实有效的,所有法律程序完全合规,配偶签证申请也是真实的。只是——双方的出发点,是基于协议,而非感情。"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布莱恩把文件夹翻到第二页,推过来:"这是她的说明。"
那是一页手写的纸,字迹工整,是多萝西亲笔写的。
她在上面写:我年纪大了,名下的资产复杂,税务和继承的问题一直没有理清。澳洲法律对配偶的资产保护条款,对我的结构整理有利。我需要一个结婚两年、能够配合法律程序、同时能看懂财务文件的人。条件是你,林牧远。两年合同到期,我会支付你十万澳元协议补偿,并配合你完成永居申请的所有材料证明。
我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她为什么选我?"
布莱恩收起文件夹,说:"因为你在酒会上帮她找出了那三处税务漏洞,而且没有主动要求任何回报。她说,她见过太多聪明但贪心的人,你是少数既聪明又知道分寸的。"
我没有当场答应。
我回到出租屋,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夜,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
十万澳元。永居。两年。
十万澳元是我在悉尼四年存不下来的钱。
永居是我漂了四年没能拿到的东西。
两年,对我来说,不过是把本来就不确定的漂泊,换成了一种有期限的确定。
我想到我父亲,每次打电话都会问:"牧远,澳洲那边怎么样了,签证的事搞定了没有?"然后不等我回答,就叹一口气,说:"要不你回来吧,回来也好,在外面漂着,爸妈不放心。"
我想到我母亲,逢年过节给我发微信,第一句话永远是:"儿子,你在外面要吃好,钱不够了跟妈说。"然后我回一个"好的妈不用担心",她回一个"嗯",然后沉默。
那个"嗯"字,每次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早上,我给布莱恩发了一条消息:
"我有几个条件,能见面谈吗?"
我们在悉尼见了第二次面,这次多萝西也在。
她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外套,桌上放着一杯黑咖啡,没有糖,没有奶。
我把我的条件摆出来:
第一,合同里关于夫妻生活的条款,每周不超过三次,不得强制。
第二,我在婚姻期间保有个人财务独立,双方不共同管理资产。
第三,协议到期后,离婚手续由双方共同配合,不得拖延。
多萝西听完,一直没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扣了两下桌面。
"第一条,"她开口,"三次太少,我的律师说,移民局有时候会审查夫妻生活的真实性,次数太少,记录不够充分,有被调查的风险。"
我没想到她会直接谈这个,一时没接话。
"我的建议是每周不低于五次,"她平静地说,像是在谈一条商务条款,"你觉得呢?"
我清了清嗓子:"……可以谈。"
"第二条和第三条,我没有异议。"她说,"但我有一个额外要求——婚姻存续期间,你需要住在我昆士兰的庄园,不能以任何理由长期离开,以确保共同生活的真实性。"
"昆士兰?"我皱眉,"我在悉尼有工作。"
"我知道。"她看了我一眼,"我可以给你安排远程工作,薪资不低于你现在的水平。或者,你直接为我工作,负责我基金公司的财务分析,年薪十二万澳元。"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布莱恩在旁边翻着文件,像是这段对话和他无关。
"好,"我说,"十二万,加上协议到期后的十万补偿,我同意。"
多萝西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说:"合同后天可以签。"
03
婚礼是在昆士兰的庄园里办的,请了不到二十个人,全是多萝西这边的朋友和律师,我这边没有任何人。
我父母不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我告诉他们,我认识了一个澳洲本地的女朋友,感情进展很快,准备结婚了,对方年纪大一些,但条件很好。我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多大?"
"五十多。"
电话那头又是一段沉默。
"你喜欢她吗?"
"喜欢。"我说。
“……那就好。”我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努力接受,"她对你好吗?"
"好。"
"那就行。"
我挂掉电话,坐在庄园的阳台上,对着昆士兰一望无际的红土地,把那根烟抽完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礼炮,多萝西穿着一条藏青色的裙子,戴着她那对蓝宝石耳环,在合同上签了名,然后和我在一小群人面前交换了戒指。
戒指是她准备的,金的,素面,简单。
她把戒指套进我手指的时候,手很稳,表情平静,像是在办一件早就规划好的商务事项。
我也平静。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场交换,对彼此都有利,没有什么需要感慨的。
婚后第一个晚上,我们各自住在庄园的东西两翼,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间公用的书房。
多萝西的庄园很大。
占地将近两千亩,养了三百多头安格斯牛,还有一片果园,种的是芒果和澳洲坚果。庄园的主屋是一栋殖民地风格的老建筑,白色的木质外墙,宽阔的游廊,屋顶有老式的铁皮,下雨的时候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远处敲鼓。
管理庄园日常的是一个叫鲁伯特的老工头,六十多岁,皮肤晒得像是树皮,沉默寡言,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屋。
我在这里完全是个外来者。
工作之余,庄园里没有娱乐,网络信号时好时坏,附近最近的小镇开车要四十分钟。我试着在果园里溜达,试着跟鲁伯特搭话,但总是心里悬着什么,坐不住。
多萝西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现在餐厅吃早餐,吃的是燕麦粥加水煮蛋,一杯黑咖啡,一份昨天的财经报纸。她不怎么说话,吃完早餐就去办公室,或者去牧场转一圈,傍晚回来,洗澡,读书,睡觉,循环往复,日子过得像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
我们的关系,就是两台机器,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运转。
直到婚后第十一天。
那天下午,昆士兰下了一场大暴雨,电闪雷鸣,庄园的网络信号彻底断了,我的视频会议开到一半掉线,电话也打不出去,只能干坐着等。
我实在无聊,拿着一本书去了公用书房。
书房里,多萝西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拿着一本厚厚的线装账本,桌上摊着好几份文件,她戴着一副细框老花镜,低着头,眉头微蹙,用笔在账本上一行行地划。
我走进去的时候,她头都没抬。
我在另一侧的书架边坐下,翻开书,装作在看。
沉默维持了大约二十分钟。
"你看的那本书,"她突然开口,还是没抬头,"第七十四页有一处数据引用,原文注脚是错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到最后核对一下参考文献。"
我低头看了一眼书名,是一本关于澳洲农业经济的学术书。
"你看过这本书?"
"我写的。"她平静地说,"十二年前。"
我一时语塞,把书翻过来看了封面,作者一栏写着:Dorothy Weaver.
“……抱歉,我不知道。”
"没什么好抱歉的,"她终于抬起头,摘下眼镜,看了我一眼,"你在这里待了十一天,第一次来书房。"
"是。"
"不习惯这里?"
我想了想,说了实话:"不知道该怎么跟这里相处。"
她把老花镜放到桌上,靠在椅背上,说:"你在悉尼的时候,周末一般怎么过?"
"各种找事做,不让自己闲着。"
她"嗯"了一声,说:"这里没有那么多事可以找。你得学会待着。"
"待着?"
"就是待着,"她说,"不做任何事,就坐在这里,让时间过去,不焦虑,不逃跑。大多数城市来的人,第一年都不会。"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打在铁皮屋顶上,噼噼啪啪,整个书房都在轻微震动。
我们就这样各自沉默着,待了一个下午,谁也没有再开口。
从那天起,这个庄园在我眼里,好像不一样了一点点。
04
婚后第一个月,我和多萝西的关系,从"同一屋檐下的两台机器",慢慢变成了"同一屋檐下偶尔会说话的两个人"。
她的生活习惯很固定,但不刻板。
她早上喝黑咖啡,但下午会泡一壶红茶,用的是一个很旧的白瓷茶壶,壶盖有一条细细的裂缝,用金漆修补过。她读书很快,书房的书架上有整整一排她读过的书,书页边角被折过,有些地方用铅笔画了线,但从来不写批注。
她不看电视,但每周三的晚上,她会在书房里放一张老唱片,是七八十年代的澳洲乡村音乐,声音开得不大,坐在游廊上隐约能听见,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弹吉他。
有一次我在游廊上坐着,那个声音飘过来,我问她:"你喜欢这种音乐?"
"不喜欢,"她端着红茶走过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是我先生喜欢的。他死的时候,我把他的唱片都留着了,每周三放一张,算是个仪式。"
"你们在一起多少年?"
"二十二年。"她端起茶杯,"他出车祸那年,我们刚好结婚二十二年。"
"你很爱他?"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平静地看着远处的牧场,"我们在一起二十二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爱不爱,只是知道少了那个人,这个庄园不对劲了很多年。"
"现在呢?"
"现在习惯了。"她喝了一口茶,"人什么都能习惯,好的坏的,都能习惯。"
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放唱片?"
她看了我一眼,说:"因为习惯了,不代表不惦记了。"
有一次,我在处理基金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有一个子基金的收益结构有问题,对几个小投资人不利,但不违规,只是道德上灰色。我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分析报告,标注了出来。
多萝西看到报告之后,把我叫去书房。
"这个标注,"她把报告推到我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结构设计,对散户投资人有潜在损失风险,虽然合规,但不公平。"
她看着我,说:"你在提醒我,还是在质疑我?"
"提醒。"我停了停,"如果你决定保留这个结构,我不干涉,这是你的公司。但我的分析报告会如实呈现。"
她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低下头,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说:"下周把这个子基金的结构方案重新设计,给我一个对散户更公平的版本。"
我点头,转身要走。
"林牧远,"她叫住我。
"嗯?"
"谢谢你没有绕圈子。"
我站在书房门口,说:"你也没有绕圈子。"
她低下头,重新戴上眼镜,继续看文件,没有再说话。
婚后第五周,庄园来了一批客人。
是多萝西的商业伙伴,从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来的,五六个人,住了三天,要参观牧场,要谈合作,要吃正式的晚宴。
多萝西提前一天告诉我:"明天的晚宴,你要陪我出席。有人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就说你是我的先生,负责基金的财务分析,其他的随机应变。"
"好。"
"还有一件事,"她顿了顿,"他们里面有一个叫格雷厄姆的,是我在布里斯班的老合作伙伴,这个人精明,观察力很强,他一定会试探你。"
"怎么试探?"
"他会找机会单独跟你说话,问你关于我们私下生活的细节,"她平静地看着我,"他想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真实的。你不需要编造任何东西——我们住在同一个庄园,每天在同一张餐桌吃饭,你知道我先生的唱片,知道我的白瓷茶壶有裂缝,知道我每周三放什么音乐,这些都是真的,直接说就行。"
我点了点头,把她说的那些细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她说得没错,那些都是真的。
晚宴很顺利。
格雷厄姆是个五十多岁的白人男人,高大,满头银发,说话声音很响,笑起来有点夸张。饭后,他找了机会走到我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语说:"老弟,你是怎么认识多萝西的?"
我把酒会上的事说了一遍。
"所以你帮她看出了方案里的漏洞,然后她就看上你了?"他眯着眼睛。
"是这么回事。"
"多萝西是个眼光高的女人,"他说,"她上一次带人出席这种场合,还是十年前,带的是她先生。"他顿了顿,"你平时在庄园,都陪她做什么?"
"陪她在书房待着,听雨。"我说,"她每周三放她先生留下来的老唱片,昆士兰乡村音乐,我们坐在游廊上,各喝各的,不怎么说话。"
格雷厄姆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突然笑了,笑得很真实,举起酒杯碰了碰我的,说:"好好对她。她这十年,不容易。"
那天晚上,客人散去之后,我在游廊上抽了根烟。
多萝西从屋里走出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格雷厄姆找你说了什么?"
"他问我平时陪你做什么。"
"你怎么回答?"
"我说陪你在书房待着,听雨,听唱片。"
她端着茶杯,久久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看着昆士兰深蓝色的夜空。昆士兰的星星很多,多得有点不真实,像是有人把整块天幕都撒了亮粉。
"格雷厄姆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她最终开口,"夸张,但不全是错的。"
05
婚后第二个月,出了一件事,把我们之间那层"两台机器"的隔膜,彻底砸出了一道裂缝。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报表,接到了一个悉尼朋友的电话。
那个朋友叫周江,是我在悉尼那家华人会计事务所的前同事,这个人从来不主动给我打电话,突然来电,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
"牧远,我跟你说件事,你别生气啊。"
"说。"
"你那个……多萝西,"他压低了声音,"我前两天在悉尼一个聚会上,碰见了你们公司的一个前员工,姓邓,他说,多萝西这个女人不简单——说她早年坑过不少小投资人,好几个人血本无归,告到法院,全被她律师团队压下去了。"他停了停,"还说她跟你结婚,就是为了把资产转移到配偶名下规避风险,到时候离婚,她把资产重新拿回去,你拿到永居,但口袋里什么都剩不下——她就是找了个工具人。"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牧远?你在听吗?"
"我听着。"
"你要小心点,这种女人,"周江说,"不是一般人玩得转的,别最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周江,"我问,"那个姓邓的,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多萝西公司的?"
“……他说大概六七年前吧。”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我挂掉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坐了大概有五分钟。
那些话在脑子里转——工具人,转移资产,律师压下去。
我想到合同里的每一条款,想到书房里的那个下午,想到她说"谢谢你没有绕圈子"的那个表情。
然后我站起来,走去了书房。
多萝西在书房里,正在看一份律师函,我走进去,她头也没抬。
"多萝西,我问你一件事。"
"说。"
"你早年的基金,有没有坑过小投资人,然后用律师压下去的事?"
书房里安静了两秒。
多萝西放下律师函,摘下眼镜,抬起头,看着我。
我跟她的目光对上,没有回避。
"你听谁说的?"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
"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件事。"
她把老花镜放到桌上,靠进椅背,说:"二〇一一年,我旗下有一只小型农业基金,募集了十七个小投资人,共计两百三十万澳元。那一年昆士兰发了大洪水,农业损失惨重,这只基金亏损了百分之六十二,九个投资人按照合同条款拿回了剩余本金,另外八个人认为我有管理失职,把我告上了法庭。"
"结果呢?"
"法院判我无责,因为合同里明确写明了农业投资的气候风险,他们在签合同之前有律师在场,完全知情。"她顿了顿,停了片刻才继续开口,"但其中有一个投资人,七十岁,把老伴儿的养老金全投进来了,二十万,最后只拿回来不到八万。法律上我没有责任,但我后来单独找了他,把那十二万补给了他,不是因为我违规,是因为我欠他一个交代。"
我站在那里,把她的话听完,没有立刻回应。
"那个'坑了小投资人用律师压下去'的说法,"她平静地看着我,"是那几个败诉的原告散出去的,说了很多年了。澳洲法院的判决书是公开文件,任何人都可以去查。"
"林牧远,"她说,"你直接来问我,而不是在背后自己猜,这个做法,我认为是对的。"
"以后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她重新戴上眼镜,低下头,继续看律师函,"我不喜欢绕圈子,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回到办公室,当天下午把那份判决书找出来查了一遍,白纸黑字,法院判定合规,原告败诉。
我又把她公司近十年的财务记录翻了一遍,干净,清晰,每一笔都对得上。
婚后第五十八天,我的永居申请,批了。
我在手机上看到移民局的系统通知,时间是下午三点十七分,我正在办公室里盯着一份收益模型,手机振动,我拿起来,看到那几个字,整个人愣在原地。
四年。
整整四年。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坐在椅子里,就那样坐着,让那个结果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很久之后,我才想起应该给父母打个电话,拿起手机,刚要拨出去,走廊那头传来多萝西的声音。
"林牧远。"
我放下手机,走出办公室,她站在走廊里,手里端着那杯每天下午例行的红茶,看着我,说:"进来,书房。"
语气很平静,像是每一天都会说的那种。
书房里的光线是下午斜进来的金色,把整个房间打成暖的。
多萝西在书桌后面坐下,桌上摆着两份文件,她没有立刻开口,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回原位,看着我。
"坐。"
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永居的通知,你收到了。"这不是问句,是陈述。
"是。"
"按照我们最初的协议,接下来应该启动离婚手续,十万澳元协议补偿按合同条款支付。"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
"是。"我停了停,"我准备联系律师,你这边——"
"林牧远,"她打断我,"先看完桌上的东西,再说话。"
我低下头,看向桌上的两份文件。
左边那份,是一份已经填好的永居证明文件,我的名字在上面,盖着移民局的章。
然后我看到右边——一份资产赠与协议,压在那里,我还没看清上面的数字,多萝西已经开口了。
"永居证给你,9760万澳元,也全部归你。"
多萝西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汗毛倒竖。
我愣在椅子上,动都没动。
9760万澳元?
我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进去。
当初说好的是——永居到手,她付我十万澳元"协议补偿",我们平静离婚,从此各不相干。
十万,已经是我在悉尼四年没存下来的钱。
可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九百七十六倍。
按今天的汇率,那是将近四亿六千万人民币。
我坐在那里,喉咙发紧,连呼吸都忘了怎么做。
"多萝西……我们说好的不是这样。"
"我知道。"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我从来没见过,"但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她拿出一个信封,朝我这边推近了一些。
"打开之前,"她说,"做好准备。"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了信封。
指尖触到纸的瞬间,感觉到里面不只有薄薄的纸,有什么更硬、更冷的东西压在最底层。
我抽出来,视线落在第一行上,眼前开始发虚。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我盯着那几个字,盯了很久很久,才挤出一句话,声音连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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