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并不长,却让谢芳记了很多年。那时的她,已经因《青春之歌》走进千家万户,但在周总理面前,她首先还是一名从舞台走来的文艺工作者。所谓成功,并不只是走红,更是多年积累终于被观众看见。
谢芳并非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早年进入中南文工团后,她接受的是扎实而全面的训练。唱歌、表演、报幕,样样都要练。她的乐感很好,学东西也快,可真正支撑她走远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基本功。
有一段经历容易被忽略。她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时,曾参加张公堤建设劳动,并担任工地广播员。天还没亮,就得赶到播音处,面对工人播送宣传稿。嗓音如何控制,语句怎样停顿,现场出现突发情况如何应对,都是在那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1956年,苏联乌克兰舞蹈团来华访问,谢芳被安排担任报幕员。演出地点多,行程紧,她几乎场场跟随。面对不同剧场和不同观众,她始终保持清楚、准确、稳当的状态。有人称赞她的声音清亮,这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天赋,更多是长期训练留下的痕迹。
她的舞台经验,也来自歌剧院。1953年以后,谢芳在歌剧舞台上工作了近十年,并与演员张目相识相爱,组建家庭。演员在台上要把情绪交给角色,台下还要处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这样的经历,使她没有把表演理解成单纯的外貌展示。
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青春之歌》。
1959年前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筹拍这部影片,林道静一角对演员的年龄、气质和表演能力都有要求。谢芳此前没有电影主演经验,却在试镜中脱颖而出。导演看中的,不只是她清秀的外形,还有她身上那种经过舞台锻炼后的端正与克制。
剧组前往青岛取景。第一次拍电影,条件并不轻松。为了完成镜头,谢芳曾在海水里长时间浸泡,拍摄结束后体力透支,回到岸边几乎站不稳。她没有把困难说成传奇,只是按要求把戏演完。对演员而言,镜头不会因为辛苦而自动成立,能否把人物演真,才是硬道理。
影片上映后,观众反响十分强烈。许多人排队购票,影院加场放映,谢芳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曾在中南海观看影片。对一部表现青年成长与理想选择的作品来说,这种关注本身,也说明文艺作品在当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1962年,谢芳在北戴河拍摄《早春二月》,周恩来到拍摄地了解剧组情况,并询问她的工作安排。第二年,她与张目从武汉歌舞剧院调往北京,便有了那次握手和祝贺。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寒暄,而是对演员长期劳动的一种肯定。
进入北京后,谢芳接连出演《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作品,逐渐形成鲜明的银幕形象。观众记住她,固然有角色本身的魅力,也因为她很少用夸张的表演抢夺注意力。她更愿意把分寸藏在眼神、语气和停顿里。
谢芳对剧本一向认真。拿到角色后,她会反复琢磨人物关系和台词动作,遇到不合适的地方,也会与导演商量。演员不能只等着别人安排,适当提出意见,是对角色负责,也是对观众负责。这种较真,让她在成名之后仍然保有专业演员的自觉。
生活中的谢芳很少摆出名人的架子。她与张目过生日时,吃的不过是一碗炒面、一盘卤菜和一小碟花生米。这样的细节没有传奇色彩,却能看出她对生活的态度:成名是观众给予的,不是一个人凭空占有的。
2009年,谢芳赴青岛参加活动,因意外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治疗后过了二十多天才乘火车回到北京。那段时间,她曾说:“作为演员,我一定要站起来,是观众让我活下去。”这句话没有修饰,也没有表演腔,像是一个从舞台上走了大半辈子的人,对自己职业最直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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