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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本文转载自11月12日TIANS天俱时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7126字

阅读时间:22分钟

引言:一个基本思维方式——约束与方向

我们做事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两个维度:约束和方向。

人从来都活在约束里。约束有两种:可突破的约束和不可突破的约束。你突破了约束,你是英雄;突不破就投降,你是常人;但面对突不破的约束,你能在约束之下做到最优化,你依然是英雄。我们大家走的路,本质上都是“约束下的最优”。

约束下的最优有两个条件:第一,看到约束;第二,看到方向。特别在今天这个地缘政治时代,宏观变化和企业经营前所未有地紧密连在一起——它改变了约束,也提供了新的方向。过去我们看自己分内的事、看行业的事,今天忽然发现还必须看世界。世界变化如此之大,理解约束、理解方向、看到世界并重新定位自己,是这个时代思维上和战略上最重要的事。只有在思维上想明白,才能做明天的赢者。

本次课程讲三件事: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这是约束;中国经济的深刻结构调整——前半部分是约束(经济结构变化),后半部分是方向(国家战略);企业出海——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今天的出海和十二年前的出海完全不一样了。

一、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我们面对的硬约束

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而且会继续放缓。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年会强于今年——这是在座所有人的硬约束。

2001—2008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全球化红利期),全球平均增速约3.5%(美元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增速下了一个台阶,约3.1%;疫情冲击之后,未来五年全球增速预计只有2.2%左右。

我们过去的好日子是从3.5%过来的,总以为世界经济会永远按3.5%走下去。对不起,世界变了。

2、危机之后不是反弹,而是“新均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造成了永久性冲击。如果没有疫情,全球经济本应走原来的趋势线;疫情后即便做乐观估计,实际走到今天的曲线仍然低于原趋势——中间这块GDP缺口,回不去了。

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增长—危机—下跌—反弹—回来。对不起,没有这样的事。2008年危机也是同样的故事:危机前的预测、危机后的乐观估计、实际走出的曲线,三者之间存在永久性落差。危机之后产生的不是反弹,而是新均衡。依赖过去的思维方式,就会误判未来——这是所有企业家都必须面对和接受的事实。

3、增长放慢的副作用:全球债务与付息压力。经济增长放慢,政府仍要支持增长,结果就是全球债务上升。全球债务总额已达330多万亿美元,超过全球GDP的三倍,而这个上升的起点正是2008年危机。

高债务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危机,对企业而言也是相通的逻辑:债务可持续的核心在于付息压力可控;真正的风险来自利息成本持续走高。以美国为例,国债付息规模持续扩大,在财政支出当中的占比不断抬升,财政付息压力逐步凸显。

国内付息压力同样有所上行,这也是合理引导利率下行、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的重要背景。高债务压力,会持续约束不少经济体的政策空间。

4、股市风险:斜率越高,支撑越难。很多人问:美国股市走得这么好,还能不能继续好?实际情况是指数曲线以如此高的斜率上升时,每上涨一个点,所需的支撑力度都要更大。

把1929年、2008年、2020年三次危机前的股市都指数化为100来比较:1929年跌得很厉害(恐慌、产能过剩、金融泡沫),胡佛政府撑不住,演变成全球大萧条;2008年下滑后撑了几次,最终雷曼倒下;2020年的下跌斜率甚至超过1929年——因为恐慌,短短数周内跌了约35%。随后政府以巨大的刺激把股市撑起来,一直撑到今天。这个“撑”靠的是什么?靠大规模政策托底实现修复。随着货币政策转向、劳动力市场格局变化,美股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上升,需要保持警惕。

5、贸易战:从3.75%到145%,再回到谈判桌。对中国影响最直接的是贸易战。2018年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只有3.75%;此后逐步提高,加征约16个百分点至19%左右。

16个百分点的关税增加,哪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中国企业硬是消化了:企业自身降成本承担了约3-4个百分点,政府退税承担了约3个百分点,美国的中间商和消费者承担了其余部分。本轮(2025年)关税一度飙升,随后经日内瓦经贸会谈,双方大幅下调关税。

在关税调整的同时,美方出台多项出口管制相关行政命令,限制部分企业获取高端芯片、EDA设计工具等关键资源。其中芯片、设计软件相关管制,对产业链影响更为深远。

高关税引起全球贸易的巨大波动,而关税合法性问题又引起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实际是在上升的。贸易作为增长动力,其占GDP的比重已开始出现变化。

6、科技战:产业链分割趋势显现。贸易摩擦背后,更深层是全球技术格局的竞争。一系列管制措施,客观上推动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重塑。从全球贸易网络图谱可以看到,我国处在全球制造业网络的核心位置,贸易关联覆盖美、德、日、韩等主要工业经济体。

技术层面的壁垒持续增加:从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到各类产业联盟的组建,供应链区域化、技术壁垒加高成为趋势。相关管制不断延伸,覆盖光刻机、光刻胶、工业软件、核心设备等上游全链条,管制门槛也持续收紧。

高端半导体设备、逻辑芯片等领域市场格局高度集中,制造环节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整体来看,全球技术领域的竞争与管制趋严,是长期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

7、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背后最大的变量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此消彼长:美国GDP占全球比重较峰值明显回落,欧元区、日本的全球占比也经历了显著变化;而自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当中的份额持续抬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头部经济体体量领先的特征,也带来了全球经贸规则、产业分工的持续调整。

小结第一部分的约束: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在上升,债务风险在上升,全球技术壁垒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在上升,大国竞争加剧。这些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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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朱民教授在2026·第19届天俱时科技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二、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约束)与国家战略(方向)

1、三个结构性变化是硬约束

(1)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快速下降,65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15%以上,接近2亿人。到2050年:减少的都是10—49岁的劳动人口,增加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条曲线是硬约束,对财政的影响巨大——谁来养老人?当然,银发经济也是机会。

(2)房地产。房地产投资从2021年开始急剧下行。第一因为人口老龄化,第二因为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已达43平米,超过欧洲水平。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

(3)轻工业(劳动密集产业)占比大幅下降。25年前轻工业占比约40%,今天跌到16%—17%——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产业必然收缩。反映在出口上,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占比最高时约21%,现在跌到15%左右,一部分流向越南、马来西亚。

2、战略应对之一:贸易多元化

2018年之后,中国立刻知道对美出口要调整,竞速调整、快速回升。整体看,贸易仍然是中国的强项。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两条经验:

多元化:到2025年,对美出口占比已明显缩小,对欧盟保持稳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持续上升,整体出口节节上升;

中美贸易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前几大类是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装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品;美国对华出口第一大是能源,第二是机械、仪器、医疗设备。中国向美国出口中间品,美国也出口中间品,相互再组装再出口到其他国家,黏性很高。

贸易多元化取得积极成效,对于全球贸易失衡相关议题,各方保持沟通协商。

3、战略应对之二:全力以赴“人工智能+”

今年的国家文件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提到非常高的位置。我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是:AI在今天其实刚刚开始。

过去五年十年的AI基本上是一个“会回答的模型”:满足信息搜索、给你知识;从去年11月开始,AI模型开始行动:自主决策、找知识、给答案。

未来人工智能走两条路:大模型的行动化(智能体):典型就是自动化流程。理论上讲,所有产业都值得用AI重做一遍;具身智能:把有行动能力的大模型变成有物理能力的机器人。现在的机器人还不是有“人脑”的机器人,这就是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

技术路线上,扩散模型、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开始有了记忆——有记忆就能发展;开始系统性持续学习。再往上走就是世界模型、多模态结构,未来一定是碳基与硅基的协作。我个人现在的感觉是:机器在追着我往前走。这两条路理论成熟之后,会出现真正有“大脑”的具身智能,进而出现认知智能、科学智能——机器开始创造科学。你也许觉得这是神话,我相信世界在往这个方向走,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机器进化一定比人快。机器今天在横向知识面已经超过人,明天在思维能力上也会逐渐逼近。过去互联网时代是“读万卷书”,然后找规律、再然后学行动——今天绝大多数人还停留在“找知识”这一步,而找知识的人已经落后了。从今年元年的进度看,它只会越来越快。

4、战略应对之三:数据资产

中美AI路线有明显区别:美国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GI)乃至超级智能(ASI),是人的智能的“高质量替代”;中国主攻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追求的是应用扩散。中国在几个方面快速追赶:半导体设备在起来,算力(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没问题,模型也起来了(DeepSeek用国产芯片训练值得关注——能否突破对英伟达生态的依赖)。

数据是新的财富。中国是最早把数据看成资产的国家。当年“数据二十条”出台前争论天翻地覆:数据到底是谁的?最后我们学1978年农村改革的办法——土地所有权搁置,把数据分成三权: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财政部已发文允许数据资产入表(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这是全球首创。数据资本将来会超过金融资本——我认为这个大方向错不了。

5、战略应对之四:AI加产业,制造业是核心

AI+科研:西湖大学的老师用AI推进科研,过去要二十多年的研发,现在四到五年。难以想象。

AI+生物医药:中国生物医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一年达千亿美元级,首付款也有20多亿美元——这在过去不可想象。

AI+材料、能源:都是AI与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AI+服务业:中国服务业过去因为“小散”发展困难,现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建立新形态的服务业。

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约30%,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我们把中国制造做成“又好又便宜”;后二十年做成“又好又高质量”;今后二十年要做成“又好、又科技、又便宜”。国家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制造业的核心打法是硬件+软件:硬件是规模加低成本,软件是高利润加品牌。在PC和手机时代中国没跟上,在智能电动车时代中国跟上了。

6、战略应对之五:扩大消费,重点在服务消费

中国物质产品消费占GDP的比重最高时约37%—38%,现在降到33%左右,其中主要是房地产相关消费大幅下跌(从约33%降到20%左右)。人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是有限的,但看另一组数字:中国文化娱乐消费占GDP约1%,教育约4%,医疗约6%——和发达国家差距巨大。物质消费有限,服务消费无限。所以中央政策讲扩大居民消费,核心其实是扩大服务消费:提升民生福祉、养老、统一大市场,落脚点都是消费。

7、战略应对之六:碳中和,绿色是永恒的方向

碳中和是人类的目标,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为什么中国必然做碳中和?因为过去四十年我们基本是工业化追赶模式;如果碳中和做成,未来中国就能以绿色发展模式引领全球——这件事意义重大,而且以后还可以“出口”,现在全球南方已经在学中国。

有专家预测中国会提前实现碳达峰。从峰值走向碳中和是一个渐进过程,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排放行业两三年后都要被深刻改造——这个大趋势挡不住。

为什么中国新能源那么厉害?做一个成本分析:煤电成本中约40%是设备、20%是运营、40%是煤;油的燃料成本占65%—70%;而风电、光电没有燃料成本——风和光是免费的,成本几乎全是设备。设备是什么?设备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规模一上来,成本就下降,全球没办法竞争。这是中国新能源横扫全球的底层逻辑。

小结第二部分:面对全球变化,中国的应对战略很清晰——第一是科创,全面人工智能化;第二是“人工智能+制造业”结合,高端制造强中之强;消费靠服务业;绿色是永恒的方向。很多人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担心得不得了。我说:宏观增速进入换挡期,企业不必被动跟随下行曲线,要主动寻找新赛道的增长曲线。这也是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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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朱民教授在2026·第19届天俱时科技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三、企业出海:新的全球化

1、出海的大背景变了

三句话很重要:全球深度调整——这是全球背景的变化,中国乘势而上;中国经济、生产和科技的发展,使中国有实力加入全球产业竞争;中国在进入世界的同时,正在参与构成一个新的全球产业链和新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输出者,而是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出海容易失败——我见过很多失败的案例。

2、出海的新形态

中国出海现在生态特别多,制造业出海占40%以上:产品出海:规模经济、性价比、科技加成;产业链出海:一块一块地出海(电子产业已很明显);商业模式出海:利用人工智能和电商模式;AI出海(最新趋势):人工智能国内国际联动布局。

全球对中国大模型、数据中心、新能源与储能一体化、智能算力的需求,甚至超过制造业——从技术设施到平台再到应用的全球布局,这是最新的一个大变化。

数据上,中国头部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越来越高,国际化速度很快;但如果看500强口径,占比仍只有个位数,空间还很大。去年中国ODI(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FDI(外商对华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标志。

3、出海的四个战略方向

今天出海不能简单看成产能搬出去、海外布个点。有几个大的战略方向:

从出口商走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要有魄力把自己看成全球资源的整合者——30年前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不就是全球资源整合者吗?不能以产品为中心,而要以运营能力和生态建设为中心。思维方式决定一切:你看到的就是你能做到的,看不到就免谈。

多节点布局。不能简单地只去一个地方:东盟是一块,中亚是一块,非洲可能又是一块,要按整体棋局来想。

数字化。数字化是当前出海的新竞争力。你要在海外站得住,很重要的一点是数字化——产品可以模仿,数字化拿不走,数字化是你的护身符。

绿色与品牌。绿色已毫无疑义是国际标准;最终沉淀下来的是品牌——比如工程公司到海外做流程工程设计,最后拼的就是品牌。

另外,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正在形成新格局——只靠产业资本不够。

4、全球风险结构已经根本变化:地缘政治定价时代

参考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近年来企业领袖、专家的风险关注点发生明显偏移,武装冲突、社会分化、治理分歧等议题受到更多重视。

这也带来一个重要认知转变:全球风险结构已经重构,我们进入了需要把地缘政治纳入风险定价的阶段。我作为经济学家,以前只看利率、通胀、就业、财政;现在决定资产价格的不是一个经济模型,而是地缘政治:产业链安全、航运通道、贸易保护、区域政策变化,都会直接影响资产定价与项目收益。

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底层逻辑的变化:从效率优先(我们历来强调的)到安全优先;从成本优先(我们历来骄傲的)到稳定优先。

5、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与合规前置

在这个变化里,中国企业反而有新机遇。以前买家看重成本,现在越来越看重:稳定的供货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完整工业体系、供应链韧性、风险应对能力、长周期交付能力、政策可预期。这些都是中国的长项。

特别要强调合规——我真的看到很多企业在合规上出问题,令人痛心。我们把合规分成多个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覆盖各类风险,其中数据合规现在变得特别重要——海外经营还面临出口管制等高风险项,资本退出也不那么容易。

合规是新的生产力。合规要前置管理而不是后置——以前都是最后才看,现在必须前置。相应地,要构建“制造+服务”加全球市场的企业出海新平台: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特别重要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

6、结语:把自己做成一家跨国公司

出海毫无疑问是当前的大潮,出海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但出海也有许多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思维能力,需要地缘政治定价的管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融入全球,把自己做成一家跨国公司。中国缺少成熟的跨国公司范本——所以企业是在出海中重生。

这既是约束,也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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