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立陶宛出现了颇为矛盾的一幕:中国代表团正在同立陶宛外交官商谈恢复外交代表关系,另一边,青年组织却跑到国会附近举旗抗议,坚决反对台湾代表处更名。
这还不是最值得关注的,11月16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又公开表示,年底前同中国达成外交代表关系安排是有可能的,总理此前也释放了积极信号。
五年前,立陶宛因为一块招牌同中国闹僵,如今政府却开始认真考虑调整政策,部分青年和议员反而成了坚持原有做法的一方。难道立陶宛真的准备改变立场?那块挂了五年的“台湾”招牌,究竟还能保留多久?
11月12日下午,立陶宛国会附近出现了一场抗议活动,参与者主要来自青年保守派联盟和立陶宛自由青年组织,还有部分支持台湾的议员到场声援。
他们举着台湾和立陶宛旗帜,要求政府不要改变台湾代表处名称,认为不能为了改善对华关系,就放弃过去的外交政策。
这场抗议的规模虽然有限,但参与者的政治背景并不简单。青年保守派联盟与立陶宛保守派政党关系密切,自由青年组织也长期活跃于自由派政治圈,而这些政治力量中,恰恰有不少人支持2021年设立台湾代表处的决定。
因此,他们反对更名,不只是针对一块牌子,也是在维护过去几年坚持的政治立场。
有意思的是,就在抗议活动举行的当天,立陶宛外交部正在接待中国代表团。
公开通报写明,11月12日,双方举行工作层级会谈,讨论如何恢复中国和立陶宛在对方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双方同意继续磋商,具体谈判内容则暂不公开。
此次中方代表团中,有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郑晖宇,以及中国驻欧盟使团参赞方梅。前一天,代表团还与立陶宛议会中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部分议员举行了接触。
这些安排说明,双方讨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外交人员派驻、代表机构正常运转等具体事务。
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在会谈前就主动降低外界期待,表示不应指望一次会谈立即产生重大突破。不过,谨慎归谨慎,立陶宛政府并没有停止推动关系正常化。
11月16日,总统瑙塞达进一步表示,年底前就恢复外交代表关系达成安排具有现实可能性。总理辛克维丘斯此前也认为,双方接触为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部分青年组织和反对派议员仍在坚持五年前的选择,而现任政府已经开始寻找调整政策的现实路径。
当然,总统和总理释放积极信号,不代表更名已经得到批准,但至少说明,立陶宛政府不愿让两国关系继续长期停留在当前状态。
立陶宛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还得从2021年说起。当年11月18日,台湾方面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使用的不是其他许多国家常见的“台北”名称,而是“台湾”名称。
中方认为这一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随后将中立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两国关系迅速降温。
当时的立陶宛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对台联系,获得更多国际政治支持和经济合作机会,但外交决策最终仍然需要面对现实利益的检验。
最直接的变化出现在贸易领域。欧盟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立陶宛对华出口额较上一年同期下降约80%。对于依靠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订单减少、客户流失,以及重新寻找市场的额外成本。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立陶宛全国出口下降了80%,更不能认定所有对华贸易都已经消失。随着时间推移,相关贸易有所恢复,2025年11月,欧盟也结束了此前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相关争端程序。
但贸易恢复不等于外交关系已经正常,企业对长期合作环境的担忧,也不会因为贸易数字改善就立即消失。另一笔账,则是台湾方面当年提出的经济合作计划。
2022年,台湾方面宣布设立规模为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同时推出10亿美元贷款安排,两项计划合计12亿美元。
这个数字一度让外界充满期待,但投资基金和贷款额度,并不等于已经支付的现金,更不能直接算作立陶宛实际获得的投资。
此后,台湾资本确实参与了立陶宛激光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部分项目,但相关合作的实际规模,尚不足以说明12亿美元资金计划已经全部落地。
对于立陶宛政府来说,这就需要重新比较政策收益和成本。对台合作带来了一些投资项目,但中立关系恶化也使正常外交沟通受到影响。到2025年5月,立陶宛境内已经没有中国常驻外交人员,双方处理日常外交事务更加困难。
2026年2月,时任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批评2021年的相关决定,并认为没有充分理由拒绝使用“台北代表处”名称。
这番表态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对原有政策提出质疑的,已经不只是普通评论人士,而是进入了立陶宛政府高层。
立陶宛依然重视同美国、欧盟以及台湾方面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长期维持与中国的外交紧张状态。对一个依赖国际贸易、又面临复杂欧洲安全环境的国家而言,保留正常外交沟通渠道,本身就具有现实价值。
11月9日,立陶宛媒体披露了一份此前未公开的外交接触信息,让代表处更名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根据披露内容,9月24日,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韦尔比茨卡斯等官员曾与台湾代表处负责人王雪虹会面,讨论调整代表处名称。
相关信息还称,立陶宛方面希望在10月1日前完成更名,并提出进一步扩大投资合作、商谈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等条件。
不过,布德里斯随后否认曾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台湾方面限期更名。因此,所谓10月1日的最后期限,目前不能当作双方已经确认的正式决定。
真正确定的是,立陶宛政府确实已经同台湾方面讨论过名称问题。总统瑙塞达也表示,新一届执政力量没有义务完全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这意味着代表处名称已经不再是完全不能讨论的问题。
台湾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愿意立即更名的态度。11月10日,台湾外事部门副负责人陈明祺表示,目前没有改变代表处名称的计划,并强调原有名称是双方协商形成的安排。
这样一来,立陶宛政府就面临两方面压力。如果坚持原有名称,中立关系中的核心争议可能继续存在;如果推动更名,又需要面对台湾方面和国内部分政治力量的反对。
而且,恢复中立正常外交代表关系,也不是简单换一块招牌就能完成,还涉及双方外交人员认证、机构运转以及后续政治安排。
因此,即使立陶宛总统对年底前取得进展抱有期待,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已经谈妥,更不能提前宣布台湾代表处一定更名。
但与2021年相比,当前的局面确实发生了变化。当年,立陶宛政府主动推动设立使用“台湾”名称的代表处;如今,立陶宛政府却开始主动讨论如何调整相关安排,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台湾方面过去能够依靠立陶宛政府的政策支持维持现状,现在却需要面对立陶宛国内越来越现实的外交考量。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场争议涉及的从来不只是一块招牌,而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中立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国坚持自身核心利益,并不妨碍双方通过平等沟通解决具体问题,但恢复关系需要有能够落实的行动。
立陶宛青年组织继续抗议,是其国内政治表达的一部分;政府是否推动关系正常化,则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作出决定。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台湾代表处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摘牌,而是立陶宛政府已经开始重新衡量维持原有政策的代价。
如果年底前双方能够就外交代表机构恢复运作达成安排,那么这次谈判就会成为中立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如果名称争议始终无法解决,双方也可能继续停留在磋商阶段。
五年前,立陶宛因为代表处名称作出了一项争议很大的外交选择。五年后,它开始寻找修复关系的办法,而能否真正改变局面,还要看政府是否愿意把目前的积极表态变成具体行动。
对立陶宛而言,一块招牌可以继续保留,但由此产生的外交成本不能靠口号消除;对中国而言,关系改善的大门可以保持开放,涉及国家主权和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也不会因为一次会谈就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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