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福建上杭茶地村,年迈的赖茂基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指着自家墙角说:“那里埋着一个木盒,取出来吧。”

兄弟俩凿开墙体,挖出一个仅有两块青砖大小的木盒。打开以后,没有银元,也没有首饰,只有几本受潮发黄的小册子。纸张边缘已经破损,字迹却依稀可辨。

赖茂基没有把它们当作废纸。他告诉儿子,国家正在征集革命文物,这些东西应该交给县里。儿子有些迟疑:“这样的旧册子,真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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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只回了一句:“留下来,总有它的道理。”

木盒中的资料共有四份。其中一份,是1930年闽西特委翻印的毛泽东《调查工作》;另外三份,分别涉及第二次执委主任联席会议决议、互济会决算以及纪念广州公社拥苏运动的宣传提纲。

真正改变这批资料命运的,正是那篇《调查工作》。后来重新整理时,毛泽东将标题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其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论断,便出自这篇文章。

这几句话今天读来简洁明白,放回1930年的环境,却是对当时教条主义的一次正面冲击。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究竟依靠谁、从哪里打开局面、怎样制定政策,并没有现成答案。照搬外国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争论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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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以后,毛泽东率部转向农村,逐步探索根据地建设。1929年,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革命力量有所恢复,但党内“左”倾思想也随之抬头。一些人把城市暴动当作固定模式,忽视了各地社会条件的差异,结果造成组织暴露和力量损失。

毛泽东因此受到批评,甚至被撤去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古田会议之后,他重新承担领导工作,但道路问题并没有自动消失。对他而言,争论不能只靠会议上的表态解决,必须到社会中去查清情况。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开展调查。那里是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商贸要地,人员往来复杂,行业关系也很有代表性。他用了二十多天,走访各类人群,了解土地、商业、手工业和地方社会关系,连妇女首饰的价格都作了记录。

调查结束后,他写成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又把调查中的经验和方法提炼出来,形成《调查工作》。文章谈的不是空泛道理,而是怎样识别真实情况,怎样避免被书本上的结论牵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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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文章带到上杭,交给闽西特委,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内部少量印发。由于印数不多,又处于战争环境,资料很快散失。1933年,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转移,毛泽东珍藏的这篇文章也在辗转途中遗失。

赖茂基当时是闽西老党员。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把自家房屋让给红军作兵工场所,还利用牛贩身份传递消息。红军主力转移后,他在家中发现这份资料,认出作者姓名,立刻意识到它不能留在明处。

他用油纸包好文件,装入木盒,藏进墙角的夹层,再把墙面封严。那时当地仍有敌人活动,搜查并不罕见。家里值钱物品曾被搜走,墙中的木盒却躲过了多次检查。赖茂基相信,革命队伍还会回来,这些纸张也许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

资料交出后,先被保存于龙岩地委党史部门的文物库房。1958年10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人员到龙岩征集文物,才把它带回北京。由于当时尚未弄清文章背景,它一度只是展柜中不起眼的旧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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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研究人员的辨认。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发现后,经过核对和研究,确认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早期文献。1961年初,毛主席终于看到了失散多年的原稿。

他反复翻阅,十分高兴,说道:“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就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又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毛主席还表示,自己并非喜欢所有旧文章,但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随后,他亲自校改文字,并批示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地方同志准备接赖茂基到北京,当面转达这份谢意时,老人已经病逝。那只藏在墙里的木盒,没有金银,却替一篇重要文献躲过了战火、搜查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