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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表示,美联邦官员正在加快移民听证会进程,并耗尽一切法律手段来优先推进大规模遣返,全然不顾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
四天。这就是美国新奥尔良移民法庭给律师科琳·贝丝的全部通知时间,要求她为一个六口之家做好准备,为留在美国的庇护案件进行辩护——律师估计这一密集流程至少需要50到75小时的专门准备。
法庭此前已经将该家庭的下一次听证会从2028年7月的一个日期提前过一次,称这是“优先案件”,必须在11月底前完成,但没有解释原因。
随后,在10月下旬的一个周四,贝丝得知官员未经当事人同意,将她客户的法官换成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名法官,而他们现在下周一就要参加一场线上听证会。
一名主张将该家庭遣返的政府律师承认情况有些奇怪。但特朗普政府的律师非但不同意给他们更多时间,反而提议“预先驳回”他们的庇护申请——这是行话,意思是直接拒绝他们的请求并将他们遣返,而从未举行完整的证据听证会。
“作为人类,我们这样行事根本说不通,”贝丝说。
贝丝成功说服法官将客户的听证会改到本月晚些时候的另一个日期,与第一次重新安排的同一周。然而,她表示,即便是新的开庭日期——比过去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的做法要仓促得多——也无法给这个家庭足够的准备时间。
这个家庭的困境是全美各地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正在经历的极端缩影。联邦官员正在迅速加快听证会进程,将案件分配给远在天边的法官,并动用法律工具箱中的一切手段来优先推进大规模遣返——移民律师抗议称,这一切全然不顾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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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你的听证会提前了。哦,现在你的听证会取消了。哦,现在你换了个新法官。哦,那个法官刚辞职了,所以现在又换了一个。哦,我们要随意地把案件转给另一个法官,就是不为什么,’”堪萨斯城的律师吉内芙拉·阿尔贝蒂说。“这完全说不通。毫无道理可言。”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称——该人士因担心政府报复而要求匿名——没有律师的移民处境同样糟糕,甚至更差:原定明年的听证日期突然被提前到仅剩几周之后,几乎不给他们任何通知时间去寻找法律代理或做准备。
在这种对申请人极为不利的环境中,美国移民法官批准庇护的比率已经骤降。据交易记录信息交换中心(TRAC,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的数据显示,6月份有94%的案件被拒绝,与拜登政府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在某些时段庇护批准数量超过拒绝数量。多位律师表示,儿童以及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针对的一些国籍群体——包括索马里移民,特朗普过去曾在排外言论中称这个群体为“垃圾”——受到的伤害比其他人更大。
与此同时,政府的激进策略使移民法庭陷入混乱,与大规模人员流失的现实发生碰撞——在2024年10月至2026年9月底期间,多达279名法官——占法官总数的38%——辞职或被解雇。
这些经验丰富的官员现在正被政府的“遣返法官”所取代——政府在一些招聘材料中如此称呼这一角色——这些人往往是前军事律师、移民执法律师或检察官,他们的任期不出所料地伴随着大量遣返令。
“这份工作已经变得如此不中立,以至于他们找不到任何愿意留任的人,除非是他们任命到‘索马里快速通道’或‘儿童通道’的那些法官,”圣路易斯郊外的律师汉娜·沙利文说,她指的是针对索马里人和许多儿童案件的加速程序,由少数精选法官审理。“众所周知,这些人会尽可能快地拒绝和推进案件。所以那些人还留在法官席上。那些优秀的、想要成为中立仲裁者的人都没有留下来,”她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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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说,她在堪萨斯城执业的法庭近几个月连续失去了两名资深法官。甚至更新的法官——4月任命的斯科特·艾森和3月任命的凯瑟琳·埃斯蒂斯——几乎刚到就离开了。
“从法庭获取信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接电话或回邮件,”阿尔贝蒂说。她说,有时她紧急问题的答复要等好几周才能收到,其他时候则永远得不到回复。
尽管人手短缺的法庭仍在应对政府要求迅速将移民送上遣返航班的压力,许多人被来回推送到全国各地的法官面前,往往远离他们的居住地,有时甚至超出了拥有适用于其具体情况的具体判例法的法庭巡回区。
这其中也包括儿童。一项新计划要求那些没有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陪同来到美国的儿童,在一个精选的法官席前出庭——这些法官甚至不一定在自己的法庭审理少年案件,而是跨越时区和州界进行远程裁决。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折腾这些孩子。为什么要针对儿童?这对我来说完全说不通。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阿尔贝蒂说。
据一位熟悉情况但因担心政府报复而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称,尽管法官是虚拟的且驻扎在别处,儿童仍然必须亲自到其所在地法庭出庭,而且裁决者被双重排期,以便同时处理两个法庭的全部案件量。
“这太疯狂了。简直疯狂,”该消息人士说。
最新一轮冲击发生之际,这些儿童正面临大量法律攻击,尽管越来越多的律师团结起来试图保护他们。
倡导者强调,这些儿童被剥夺了获得公民身份途径所需的时间——他们本有资格获得这些途径——而政府为法官设定了看似武断的案件截止期限,同时还削减了许多儿童律师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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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意味着移民律师不得不匆忙行事,甚至要到学校把孩子从课堂上叫出来,以便练习描述他们生活中一些最大的创伤——这些创伤正是他们庇护案件的核心。律师们回忆说,有时孩子们可能还没有消化所发生事情的影响,但仍然不得不在准备加速庭审的过程中面对那些记忆——而这场庭审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政府官员)不给我们建立记录的机会。他们不给我们准备案件的时间。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说——虽然嘴上没说——‘我们要加快这些孩子的案件,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沙利文说。
法庭的新政策——使得提交证据、请求更多时间、在通过其他机构申请合法身份期间暂停诉讼程序以及以其他方式获得有意义的正当程序变得更加困难——使得为客户争取留下来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成功。
“如果有人能在庭审中赢下一个案件,那简直算是独角兽级别的奇迹,”阿尔贝蒂说。“它真的正在变成一台遣返机器……就是雇用遣返法官,对吧?来帮助驱动这台遣返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