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首尔。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站在讲台上,说了一句在当时看来颇为"不合时宜"的话:咱们亚太这一圈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经济合作。
这话为什么"不合时宜"?因为那时候,冷战还没正式收场,柏林墙还立着,全世界还在琢磨"人类向何处去"这种大问题。你霍克不去操心美苏争霸,跑来鼓捣什么亚太经济合作?
但霍克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他看到了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看到了整个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权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他还看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北美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如果亚太不抱团,将来在国际贸易的牌桌上,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这个被后世称为"APEC学术之父"的德赖斯代尔教授协助霍克,把这个想法从一个演讲变成了现实。
01
1989年11月5日至7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12个经济体的外交和经济部长坐到了同一张桌子前——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加上当时的东盟六国。会议开了两天,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决议,甚至没什么仪式感。但正是这两天的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正式成立。
说白了,APEC刚诞生时,就是个"聊天室"。没有宪章,没有强制执行权,没有秘书处,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它当时叫"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直到1993年才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但别小看这个"聊天室"。它的底层逻辑极其精妙: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不搞强制,不搞多数表决,所有决定必须大家点头。成果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每个成员在道义上有责任尽力落实。
这套玩法,后来被称为"APEC方式",成了亚太区域合作区别于欧盟模式的核心特征。
02
1991年11月,韩国汉城。
第三届APEC部长级会议在这里召开,通过了《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年正式加入APEC,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也同时以地区经济体的名义加入。
这一步棋,意义深远。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经济总量在全球还排不上号。但APEC的创始者们——尤其是澳大利亚——敏锐地意识到:没有中国的亚太合作,是不完整的亚太合作。
中国驻澳大使刘劲松曾撰文提到,澳方倡导APEC的重要动因之一,正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到了亚太腾飞的未来",澳大利亚是中国加入APEC的坚定支持者。
事实证明,中国的加入彻底改变了APEC的格局。今天,APEC21个成员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60%,贸易额约占全球的46%—50%。没有中国,这些数字根本不可能。
03
1993年11月,美国西雅图。
这是APEC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前,APEC最高级别的会议是外交和经贸双部长年会,说白了就是"部长级聊天"。但美国提出:光部长聊不够,应该让各国领导人坐下来直接对话。
于是,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西雅图召开。从此,领导人峰会成为固定机制,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间举办。
为什么叫"非正式"?因为当时并非所有成员都赞同搞"首脑会议"这种正式名头,于是折中了一下,定名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果这个"非正式"的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多年,反而成了APEC的特色——不搞形式主义,不签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但每次领导人坐在一起,都能推动实质性进展。
04
1994年,印尼茂物。
这次峰会确立了APEC历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的目标——"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不晚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这背后是一套清晰的经济逻辑。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贸格局正在重组。欧洲一体化加速,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酝酿,亚太地区如果不拿出一个共同方向,就可能被甩在后面。
APEC此前已经提出了减少贸易壁垒、坚持开放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但还缺少一个可衡量、可追踪、能让各成员“对表”的时间表。
于是,《APEC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也就是《茂物宣言》诞生了。它给亚太合作装上了“发条”。
茂物目标的核心,不只是“降低关税”这么简单。它至少包含三层内容:
第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通过削减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货物、服务和资本在亚太地区更自由地流动。
第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关税降了,但如果通关慢、手续繁、标准不统一,企业成本仍然很高。所以APEC同时推动海关程序简化、标准互认、商务人员流动便利等措施。
第三,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条。APEC没有只盯着“降税”,还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合作,帮助发展中成员提升参与开放经济的能力。
这就构成了APEC著名的“双支柱”:一边是自由化便利化,一边是经济技术合作。
当然,APEC不是欧盟,没有超国家机构,不能强制成员降税,也不能替各国修改法律。它靠的是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各成员提交单边行动计划,互相评估,互相督促,但没有硬约束。
这意味着,茂物目标更像是一张共同路线图,而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清单。方向一致,步伐却各不相同。
那么,它实现了吗?
严格说,没有完全实现,但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展。
到2019年前后,APEC区域平均关税已从1994年的约13.9%降至5.2%,商品贸易额增长近5倍,双向投资增长约12倍,通关时间和贸易成本也明显下降。
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但农业、服务业、投资、非关税壁垒等领域仍存在不少差异。
发展中成员到2020年也并未全面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数据流动限制、服务贸易壁垒、部分敏感行业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
2020年,茂物目标到期后,APEC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这可以看作茂物目标的升级版:从“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扩展到数字经济、创新增长、供应链韧性、包容发展和亚太自贸区建设。
05
中国先后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每一次都恰逢亚太合作的关键节点:
2001年上海,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消,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前景不明。中国成功举办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上海共识》,重申落实茂物目标的承诺,为APEC第二个十年划定方向。
2014年北京,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碎片化风险。中国推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是APEC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
2026年深圳,就在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中国用三次主场外交,在APEC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
06
回望APEC三十余年的历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变成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没有强制执行力,没有统一关税,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组织法"。
但它找到了一种适合亚太现实的合作方式——不搞一刀切,不搞强制绑定,尊重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差异,用共识代替命令,用道义代替法律,用互利代替对抗。
这套"APEC方式",在当今单边主义抬头、"小院高墙"思维蔓延的背景下,反而显得弥足珍贵。
毕竟,亚太发展靠的是开放包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而不是对立对抗、以邻为壑。
明天,深圳。亚太的巨轮,即将开启新的航程。
1989年1月,首尔。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站在讲台上,说了一句在当时看来颇为"不合时宜"的话:咱们亚太这一圈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经济合作。
这话为什么"不合时宜"?因为那时候,冷战还没正式收场,柏林墙还立着,全世界还在琢磨"人类向何处去"这种大问题。你霍克不去操心美苏争霸,跑来鼓捣什么亚太经济合作?
但霍克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他看到了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看到了整个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权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他还看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北美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如果亚太不抱团,将来在国际贸易的牌桌上,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这个被后世称为"APEC学术之父"的德赖斯代尔教授协助霍克,把这个想法从一个演讲变成了现实。
01
1989年11月5日至7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12个经济体的外交和经济部长坐到了同一张桌子前——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加上当时的东盟六国。会议开了两天,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决议,甚至没什么仪式感。但正是这两天的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正式成立。
说白了,APEC刚诞生时,就是个"聊天室"。没有宪章,没有强制执行权,没有秘书处,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它当时叫"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直到1993年才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但别小看这个"聊天室"。它的底层逻辑极其精妙: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不搞强制,不搞多数表决,所有决定必须大家点头。成果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每个成员在道义上有责任尽力落实。
这套玩法,后来被称为"APEC方式",成了亚太区域合作区别于欧盟模式的核心特征。
02
1991年11月,韩国汉城。
第三届APEC部长级会议在这里召开,通过了《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年正式加入APEC,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也同时以地区经济体的名义加入。
这一步棋,意义深远。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经济总量在全球还排不上号。但APEC的创始者们——尤其是澳大利亚——敏锐地意识到:没有中国的亚太合作,是不完整的亚太合作。
中国驻澳大使刘劲松曾撰文提到,澳方倡导APEC的重要动因之一,正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到了亚太腾飞的未来",澳大利亚是中国加入APEC的坚定支持者。
事实证明,中国的加入彻底改变了APEC的格局。今天,APEC21个成员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60%,贸易额约占全球的46%—50%。没有中国,这些数字根本不可能。
03
1993年11月,美国西雅图。
这是APEC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前,APEC最高级别的会议是外交和经贸双部长年会,说白了就是"部长级聊天"。但美国提出:光部长聊不够,应该让各国领导人坐下来直接对话。
于是,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西雅图召开。从此,领导人峰会成为固定机制,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间举办。
为什么叫"非正式"?因为当时并非所有成员都赞同搞"首脑会议"这种正式名头,于是折中了一下,定名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果这个"非正式"的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多年,反而成了APEC的特色——不搞形式主义,不签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但每次领导人坐在一起,都能推动实质性进展。
04
1994年,印尼茂物。
这次峰会确立了APEC历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的目标——"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不晚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这背后是一套清晰的经济逻辑。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贸格局正在重组。欧洲一体化加速,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酝酿,亚太地区如果不拿出一个共同方向,就可能被甩在后面。
APEC此前已经提出了减少贸易壁垒、坚持开放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但还缺少一个可衡量、可追踪、能让各成员“对表”的时间表。
于是,《APEC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也就是《茂物宣言》诞生了。它给亚太合作装上了“发条”。
茂物目标的核心,不只是“降低关税”这么简单。它至少包含三层内容:
第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通过削减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货物、服务和资本在亚太地区更自由地流动。
第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关税降了,但如果通关慢、手续繁、标准不统一,企业成本仍然很高。所以APEC同时推动海关程序简化、标准互认、商务人员流动便利等措施。
第三,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条。APEC没有只盯着“降税”,还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合作,帮助发展中成员提升参与开放经济的能力。
这就构成了APEC著名的“双支柱”:一边是自由化便利化,一边是经济技术合作。
当然,APEC不是欧盟,没有超国家机构,不能强制成员降税,也不能替各国修改法律。它靠的是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各成员提交单边行动计划,互相评估,互相督促,但没有硬约束。
这意味着,茂物目标更像是一张共同路线图,而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清单。方向一致,步伐却各不相同。
那么,它实现了吗?
严格说,没有完全实现,但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展。
到2019年前后,APEC区域平均关税已从1994年的约13.9%降至5.2%,商品贸易额增长近5倍,双向投资增长约12倍,通关时间和贸易成本也明显下降。
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但农业、服务业、投资、非关税壁垒等领域仍存在不少差异。
发展中成员到2020年也并未全面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数据流动限制、服务贸易壁垒、部分敏感行业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
2020年,茂物目标到期后,APEC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这可以看作茂物目标的升级版:从“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扩展到数字经济、创新增长、供应链韧性、包容发展和亚太自贸区建设。
05
中国先后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每一次都恰逢亚太合作的关键节点:
2001年上海,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消,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前景不明。中国成功举办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上海共识》,重申落实茂物目标的承诺,为APEC第二个十年划定方向。
2014年北京,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碎片化风险。中国推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是APEC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
2026年深圳,就在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中国用三次主场外交,在APEC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
06
回望APEC三十余年的历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变成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没有强制执行力,没有统一关税,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组织法"。
但它找到了一种适合亚太现实的合作方式——不搞一刀切,不搞强制绑定,尊重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差异,用共识代替命令,用道义代替法律,用互利代替对抗。
这套"APEC方式",在当今单边主义抬头、"小院高墙"思维蔓延的背景下,反而显得弥足珍贵。
毕竟,亚太发展靠的是开放包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而不是对立对抗、以邻为壑。
明天,深圳。亚太的巨轮,即将开启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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