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等了35年,深圳APEC开幕,真正的门槛并不只是地理位置
印度等了35年,为什么始终进不去APEC?答案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印度早在1991年就递交了申请,可1997年APEC便暂停扩员,暂停安排后来延续至2010年,此后扩员始终没有真正重启。换句话说,印度不是在深圳峰会上再次被拒,而是等了35年,始终没等到APEC重新开放大门。
盛会启幕,门外的印度,三十五年漫长敲门路
这次APEC盛会,自认为世界大国的印度又被拦在了门外。本月17日至18日,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将在深圳前海举行。紧接着的18号和19号,APEC领导人会议也将在深圳举行。然而这场国际瞩目的盛会上,却没有印度总理莫迪的身影。并不是莫迪刻意回避,印度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成员的入场券。
事实上,印度追逐APEC的入场券已经35年。1991年印度正式递交入会申请,彼时它刚启动经济改革,希望依托亚太平台拓展贸易、吸引外资,争取亚太事务话语权。同年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按区分主权经济体原则加入APEC,印度申请却未通过。外界常把原因归于不临太平洋,但在我看来地理只是参考条件,并非硬性门槛,俄罗斯便是例证,其国土多在欧亚内陆,凭借远东太平洋海岸线与紧密亚太经贸联系成功加入。
不过印度并未止步,1997年联合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一同申请,试图抱团争取机会。但当年APEC决定开启十年扩员冻结期,优先完善现有合作机制,四国申请全部落空。
此后印度持续寻找机会。2015年拿到美国公开支持入会的表态,2016年莫迪政府向议会说明,仍在游说各方争取资格,十年过去,入会目标依旧落空。
印度执着于此,根源在于可观的经贸红利。APEC21个经济体创造全球六成以上GDP,覆盖近30亿人口。印度前二十大贸易伙伴里有8个是APEC成员,占其商品外贸总额三分之一。在我看来,正是这份红利吸引印度不断尝试,但红利的前提是对等规则,两道门槛始终横亘在印度面前。
第一道门槛,是偏向保护主义的经贸政策。APEC的核心目标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员整体维持较低关税水平,当前APEC经济体最惠国平均关税约5.1%。WTO2025年公开关税数据显示,印度最惠国平均应用关税达到15.8%,农产品关税高达36.4%,约束关税上限预留至50.8%,和APEC成员的平均水平差距悬殊。这件事其实很好理解,APEC成员坐在一起,目标是互相拆掉贸易壁垒,双向开放市场。如果印度加入,它的政策导向更倾向于向外输出商品,同时守住本土市场,这种不对等的思路,很难获得现有成员的普遍认可。
第二道门槛,是多边谈判留下的信誉短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RCEP谈判,当时历经27轮漫长磋商,已经到了谈判收尾阶段,印度却选择退出。站在印度国内视角,保护本土农民与制造业,有现实层面的民生和产业考量,这份诉求可以理解。但站在区域合作的全局视角,一个投入数年谈判、临近落地时抽身离场的参与者,很难让21个经济体放下顾虑,大家会担心已经敲定的合作规则随时出现变数。
除此以外,印度的参会姿态也一直饱受讨论。APEC观察员席位仅面向特定机构,非成员经济体可以按照规则,以嘉宾身份受邀列席相关活动。印度多次选择放弃这类列席机会,对比之下,它主动参与G7这类多边平台的热情更高。在我看来,这种带有选择性的参与方式,很难让其他成员感受到它深耕亚太经贸合作的诚意。
三次主场承办峰会,看懂中国对外开放的角色迭代
2026年11月2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国第三次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三座城市,跨越二十五年时间,完整记录下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里,对外开放角色的三次重要转变。
APEC诞生于1989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首届部长级会议。1991年,改革开放推进十年的中国,遵循区分主权国家与地区经济体的原则,和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同步加入APEC。整套运作体系分为五个层级,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工作组以及秘书处,其中从1993年启动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全球关注度最高。
时至今日,APEC一共拥有21个成员,覆盖全球大约四成人口、一半贸易量以及六成GDP,是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合作机制。从199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前往美国西雅图参会开始,此后每一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均保持参会。上海、北京、深圳三次东道主经历,串联起中国融入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脉络。
把时间拨回2001年的上海,这是中国首次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当时正蓄势腾飞的中国,向世界的一次亮相。彼时全球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亚洲金融风暴余波未散,同年又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国际安全形势骤然紧张。
在我看来,2001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节点。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改革持续推进,当年国内GDP约9.5万亿元,位列世界第六。中国正处在加入WTO的最后冲刺阶段,上海APEC就成了对外展示开放决心的窗口。
上海依托长期对外开放积累,是对接国际市场的合适载体。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参会,会议通过《上海共识》并共同发布反恐声明。中国第一时间谴责恐怖主义,借此修复和美国的互信。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
到了2014年,峰会接力棒交到北京,本次峰会的内核和上海峰会已经有明显区别。时隔13年,全球经济格局已经重塑,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2014年国内GDP约63万亿元。西方主要经济体受2008年金融海啸、欧债危机拖累,增长乏力。当时曾出现中美共治的说法,虽不被中国认可,却反映出我国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国内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转向高质量集约增长。
再到2026年深圳峰会,时代背景又迎来新一轮变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贸摩擦增多,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过去十几年,中国持续推进制造业升级,依托产业政策和企业自主研发,在不少前沿赛道持续突破。有外媒评述,中国已经摆脱单纯代工的定位,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具备和头部经济体同台竞争的实力。2025年国内GDP约140.1万亿元,体量达到2014年的两倍。
选择深圳作为东道主城市,本身就带着极强的象征意义。深圳从边陲小渔村起步,成长为世界级科创产业高地,聚集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一大批前沿科技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的样板。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壁垒与割裂,中国希望借助深圳四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向亚太经济体证明,开放可以固化为制度,创新能够成为发展内生动力,开放叠加创新,是突破增长瓶颈的可行路径。
在我看来,三次峰会,是一套连贯的成长叙事。上海阶段,中国是规则的学习者、融入者;北京阶段,中国主动参与规则搭建,输出合作方案;深圳阶段,中国依托自身现代化实践,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提供发展参考。二十五年的变迁,本质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实力稳步提升的缩影。
两场对照看清合作本质,开放从来不是单向索取
把印度多年求入会的故事,和中国三届APEC峰会的历程放在一起对照,区域经贸合作的底层逻辑,一下子就清晰起来。
印度执着于APEC的红利,却始终不愿意匹配对应的开放义务,多边谈判的稳定性不足,对外合作姿态摇摆,多重因素叠加,让它的入会申请长期搁置。它的困境,不是某一个国家刻意阻拦,而是自身经贸导向,和APEC倡导的开放、互惠的合作内核存在错位。
反观中国,三次承办峰会,每一步都和自身开放节奏同频。从申请加入WTO、主动接轨全球市场,到主动搭建亚太区域合作框架,再到拿出特区发展经验分享开放路径,中国走的是双向奔赴的路线,一边持续开放自身市场,一边推动区域共同繁荣。
我觉得,两件事放在一起对比,能给所有想加入区域经贸机制的经济体一个清晰启示。区域合作俱乐部,不是按照经济体量发放门票的社交圈子,它的核心是互利共赢。想要共享产业链红利、贸易红利,前提是愿意对等开放市场,遵守共同商定的合作规则,保持稳定、可预期的履约信誉。亚太的合作红利面向所有愿意敞开大门的参与者,天下不存在只赚不赔的合作,想要拿到入场券,先要做好开放这道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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