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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法学学术前沿

作者 |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从现在起”

——《现在只是开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八十年代”》序言

内容简介

以1979年为开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时代起始相同步,法制建设重启,人心思法却无法可依,“快搞比慢搞好”成为时代对立法工作的要求,自此见证了从政策到法律的历史“大转变”,中国当代法律体系以及法治秩序皆由此开端起。

本书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化历史过程为叙述语境,带领读者同时态地进入到“八十年代”的发生时:考证“八二宪制”的时代源流,阐述彭真领导立法工作的思想体系,解析法制变迁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双向塑造,进而在百年政法长程的历史坐标系中勾勒“八十年代”的时间形状,捕捉法制问题和整体时代进程间的复杂互动。

由始至终,一个写作的问题意识贯通全书:如何回到历史,重述开端,释放出一个关键时刻的历史动态,找到属于改革开放法制史叙事的“巴山轮”或“莫干山”,并探索在当下学术场域内讲述中国法制故事之历史长篇的可能性。

“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邓小平

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翻到第189页,是小平同志一篇简短的谈话稿。每次读到,“现在只是开端”,这六个字总在我眼前闪动,仿佛它是前人在文献中留下的密码——时代巨轮驶过,过往渐行渐远,历史的水面波澜不兴,而现在,只要我们在历史的门前轻轻说出这六个字,一段尘封的过往就能够敞开它自己,邀我们走入它的内部,穿越到彼时彼刻的“现在”,身处一段具体历史的“开端”,然后与时代的大江大河同行。

本书借“现在只是开端”作书名,意在构筑如影视剧作品中的那种动态长镜头,让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段历史展示在读者眼前。当然也藏着作者的自勉,希望能够下笨功夫,做活历史,于四十不惑已过的我而言也不算晚——现在也只是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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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谈话稿,摘自邓小平同志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现在”定格的这一刻,时间在1979年6月28日。从文选所收的不烦要言,再到年谱当日繁复一些的记载(《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0页),邓小平此次所谈,关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在概括这篇只有一页纸、两段内容的讲话时,编者选用的是讲者最后落脚处的强调,以“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为题,若是换用当下学科导向的法学话语,领导人在这里讲的是“立法”的事——按文选所载,在“开端”论之前,面对外国友人的访华团,小平同志还道出了“新时期”的一处关键看点所在:“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

历史的脉络渐次打开,邓小平以“开端”所标示的“现在”,对应此时正在会期中的全国人大会议,是为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的第二次会议。若我们追根溯源,从建国起,社会主义法制历史浩荡,“这次全国人大开会”,会期由1979年6月18日起,至7月1日闭幕,则走出了历史长河的一处转弯,七部法律在会议闭幕日通过,如同七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半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公报中向举国上下宣告:“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1979年年初,彭真复出后执掌新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对这个法工委前身的权威机构进行说明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照搬了三中全会公报的表述:“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另可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2月24日第一版)——“从现在起”作为一种表述的反复出现,正是“新时期”之历史意识最自然而然的浮现,以此阶段为“开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迈入一段历史的“新时期”,立法工作则如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所设定的,是“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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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彭真作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图片来源“中国人大网”)

往前看,时间走到1986年9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进入其任期中段,彭真委员长也在文选所录讲话中留下了一句凝练时代风貌以及历史趋向的话,“大家都讲,我们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彭真讲这番话时的在座诸位,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的负责同志,在这个场合讲“大家都讲”,领导人以言行事,既是论述眼下的现状,也包括对未来的期盼和诉求,是在凝聚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历史合力。

“人心思法”(彭真1979年6月26日语,见《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出自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6页),回首出发时,共和国法制的这个“开端”是匮乏的。从那时起,“一天比一天好”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是成立的,回到彭真委员长的上下文,首先在于立法工作的卓有成效:

事实证明,六届全国人大立了那么多法,总的看,大家认为是好的。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我们有许多法也是比较好的,没有朝令夕改。如果有的不适合实际情况了,当然要改,但大多数的法立得还是比较严肃的,大体是行得通得。大家都讲,我们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

联系上下文,“大家都讲”,也就是“总而言之”,是由“事实证明”的一个结论。“这些年我们制定了五十三个法律”(《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以大事记的格式来历数那么多法的一一制定,是序言在这里无法去承重的,一个更集约的方式是去考察法律集成的方式,如彭真委员长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所言,“法也要有自己的体系,前后、左右不能自相矛盾”(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6页),那么前、后、左、右是如何历史地整合进入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体系的,我们在此也只能简述之:198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出了新时期的第一部“法律汇编”,这部汇编,以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作为开篇,然后依年份顺序收入自1979年至1984年通过的法律以及相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79-198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8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经法工委审定出版,“全书”按“部门法”的逻辑分为十大部分,“囊括……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性文件1224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囊括……”语,出自该书前沿,第1页);若突破本书时段的“八十年代”外延,根据“加强经济立法”这一于1993年写入宪法的新宪制要求,市场经济立法繁花似锦,汇聚成九十年代的时代浪潮,直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终于“如期实现”,“已经形成”(见《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6、548页)。

“法律体系”既然形成,自然包括也融通彭真当初所说的“前后”和“左右”,于研究者而言,对于这个复合体系,就可以从不同的面向,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观察和接触,而在历史的向度内,翻开由法工委编撰的“立法统计”——我手头边用的是“2018年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8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编者说明部分),追溯这个活的体系内所包括的现行法律,“现行”在时间范围上的这一端是不断前行的,而另一端就位于邓小平所说的“开端”,彼时彼刻,也就构成了我们日用却少有历史自知自觉的“1979年以来”。

“对1979年以来制定的现行有效的260件法律,本书按通过时间顺序,将审次情况及历次修改情况列出;同时,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7个法律部门分类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8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对于任何可称之为体系的复合体,从来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就这里所引法工委在《立法统计》(2018年版)中的表述而言,我在其中所捕捉的,反而类似那种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即,“现行”作为一种时间的秩序,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起始并奠基于“1979年以来”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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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汉斌作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图片来源“中国人大网”)

以某个时间点作为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起点,无论是为法律体系在时间上溯源的“1979年以来”,还是我们在日常政治中更熟悉的“建国以来”、“三中全会以来”、“十八大以来”,这种表述时间之延展的语意构造方式,都是立足当下而对一段过往的历史归纳以及判断。如我在书中所言,彭真作为现行宪法起草过程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这部根本法的权威说明者,反而不会用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八二宪法”去称呼这个文本,置身彭真所处的那个“当下”,其所思和想如他在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之所讲,“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上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年制定了一部好宪法,今后是要……”(《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历史的此时此刻同宪法的诞生尚且未拉开足够的距离,世人此时只见“新宪法”,“八二宪法”之名还需要时间的经过才能成立——或许只有做到了彭真在其权威报告中所说的“长期稳定”,“八二宪法”作为对“现行宪法”的称呼才能成立,名正言顺之时,也才能对它做出“好宪法”的权威判断。以上所述,只有置身于时间的内部构造,才可能有所辨析。

返回正题,继续剖析“现在只是开端”以及支撑起这个表述的时间构造。这六个字,所以在我眼前跳动,首先是它以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声音为我们设定出“开端”所在,故而在研究议程上划出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阶段——让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定位“开端”的时间坐标,研究者稽古而探源。进而,它提示我们进入开端的路径以及方法。历史日复一日,开端作为一个对象,永居于时间的上游,是研究者要去重返的一种时过境迁;但要如何才能打进入开端的现在时,研究者就要返回开端生成之初的时态和情状,然后同历史共时态前行。换言之,“开端”作为一段历史过程亦即一个要去观察和讲述的对象,仿佛拍岸惊涛,一波巨浪从历史江河的奔流中被冲击出来,我们追溯时代源流,不断加速助跑,奋力跃入历史进行时的场景,然后凭借着那跃入的惯性,与历史前行而共行。

或者说,要讲“1979年以来”的故事,那是今人在倒叙历史,如此追根溯源,设定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历史早已水落石出,时代的行程被压缩为大小不等的各类“事件”,难以观其会通和整体。“现在只是开端”则打开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者置身事内,行进在第一人称的历史进行时,说时迟那时快,“现在”作为一种时刻源源不断,时间永在推陈出新,由此连接成单向度的历史过往,但“从现在起”作为一种时代的自觉,其在某个时间段的涌现,甚至成为日用而不自知的话语方式,却未必常见于政治的历史实践。进入本书所讲述的法制“八十年代”,我们见证的就是一段其时正在发生的开端时刻,历史的结构在此时敞开它自身,行动者此起彼伏,种种转变破壁而出,道路就在脚下,时代行程的节奏如彭真所言,是“大家都讲,我们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历史本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当然,现在是开端,但也“只是”——大风起兮的时候,身在其中者不知有汉。

现在,欢迎来到“八十年代”!

改定于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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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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