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访谈录》(青海党史网);《百年党史巾帼红·王泉媛:英勇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澎湃新闻);《特稿:历经劫难本色不改——王泉媛》(中红网);《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人民网党史频道);《揭秘:30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结局》(新华网);《大山的呼唤》(陕西人民出版社);《江西王泉媛:长征路上的女红军团长》(央广网);《梨园口回响》(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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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节刚过,江西吉安的山路上,一支队伍正沿着起伏的山道缓缓前行。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腰杆依然挺直,步履沉稳,眼神扫过路边的一草一木,像是在辨认什么久违的东西。
这里是井冈山脚下,他曾经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每一块石头、每一道山梁,都藏着他记忆深处压了几十年的东西。
陪同的吉安地委干部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介绍着这几年的生产建设情况。老人偶尔点点头,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看。
他不是来看建设的,他是回来看山的。
队伍走着走着,前方山道上出现了一个身影。
一个衣着粗布的中年妇女,挑着沉甸甸的两桶粪水,步伐稳健地从坡上走来。
她皮肤黧黑,双手布满老茧,脸上颧骨高耸,眉宇间有一道细长的疤痕,从左颊斜向下颌,是刀伤留下来的印记。
她挑担子的姿势很稳,扁担搭在肩上,两头的木桶随着步伐轻轻晃动,脚踩在山路的碎石上,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看得出,这担子她挑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肩膀上的磨痕和手上的老茧,都是长年累月的活计留下来的。
走近了,老人忽然停住脚步。
他的眼神定在那张脸上,一动不动,久久没有移开。
陪同的地方干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看见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就这样站在山路中间,脸色越来越凝重,眼眶慢慢地红了。
旁边的女同志也停下脚步,走上前,仔细打量那张风霜满布的脸,目光从那道疤痕移到那双眼睛上,忽然也停住了。
那个挑粪的女人也认出了来人,放下担子,站在路边,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片刻之后,老人开口了,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落在地上。
他问旁边的吉安地委干部:"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没有人回答得上来。
那一刻,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就是朱德。站在他身旁的女同志,是他的妻子康克清。
而他们认出的那个挑着粪桶的女人,是王泉媛——曾经统领一支1300余名女战士的妇女先锋团团长,在河西走廊血战过、被俘过、乞讨着走回了江西、又被扣上帽子沉默了二十年的女人……
[一]【从童养媳到红军,一个江西女孩的出走】
王泉媛,原名欧阳泉媛,1913年7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泸富村。
她出生的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命运。
家里孩子多,吃饭是难事,女孩子更是往往早早就被安排了出路——不是送人,就是换婚。
赣西山区流传一句话:生女不如生头牛。牛还能犁地,女孩子养大了就是别人家的人。
王泉媛的出路,在她16岁那年就定好了:家里养不活她,把她送给了隔壁茶园村一户王姓人家,做童养媳,从此改姓王,叫王泉媛。
这门亲事不是她选的,彩礼不过是几十担谷子,换来的是一个女孩子此后多年的劳役生活。
那几年,她每天起早贪黑,在王家干活,干的是粗活、重活,地位比丫鬟强不了多少。
挑水、砍柴、煮饭、喂猪、下地,从天不亮忙到天黑,没有歇的时候。
赣西的山区,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人喘不过气,山路崎岖,土地瘠薄,穷人家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做童养媳的人更是苦上加苦。
王家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对童养媳却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吃饭要等主人吃完,剩下什么吃什么;出门要经过婆婆允许;家里来了客,要伺候好,自己不能上桌。
王泉媛就在这样的规矩里,从十六岁一天天熬过去。
那几年里,她看着村子里的日子,地主家的米缸永远是满的,穷人家的孩子从生下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这种对比在她心里积下了什么,她当时说不清楚,只是感到一种憋着出不来的气。
王泉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命运还能有别的走法,直到1929年,红军来到江西。
那一年,红军在赣西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队伍开进了敖城附近的村庄。
王泉媛第一次在自己村子附近的田间地头,看到了那些穿草鞋、扛步枪的队伍打倒地主、分粮食。
这支队伍做的事情,和她听说过的任何一支兵都不一样。
之前来过的军队,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到了村子里不是征粮就是拉夫,老百姓见了兵只有躲的份儿。
这支队伍不抢东西,不打人,把地主家的粮仓砸开来分给村民,把土豪劣绅从祠堂里拉出来当众批斗。王泉媛站在人群里看,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她跑去听红军的宣讲,越听越坐不住。那些话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妇女解放",什么"穷人翻身当家做主"。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说她自己的日子。
她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又去了。
在宣讲的队伍里,她看到了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她们扛着枪,说话大声,走路带风,和王泉媛认识的那些整日低眉顺眼的村里女人完全不一样。
王泉媛问其中一个:“你们是哪里来的?”那个女孩子说:“红军里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妇女也能参加。王泉媛站在那里,心里有一道门被推开了。”
1930年4月,敖城暴动。王泉媛力排众议,报名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年,她17岁。
家里人不理解,说她一个女人家跑去打仗,是不要命了。
婆家的人更是骂她不守妇道,说她给王家丢人。
村里也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一个童养媳抛夫离家跟人跑了,以后没有好下场。
王泉媛听见了,也没有多解释,拎起铺盖就跟着队伍走了。她后来说,那一步跨出去,就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头。
参加革命之后的王泉媛,像一块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她不怕吃苦,做事利落,组织能力强,在妇女工作上尤其出色。
从共青团支部妇女干事,到少共吉安县指阳区委妇女部部长,再到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职务一步步上升,每一步都靠的是实打实的干劲。
1932年至1933年间,她担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同年10月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在湘赣苏区工作的这几年,是王泉媛革命经历中非常重要的积累阶段。湘赣苏区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形复杂,斗争艰难。
王泉媛随部队转战山区,做妇女工作、做群众工作,发动妇女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她走遍了辖区内大大小小的村庄,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家里人让女儿参加革命,帮助贫苦妇女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
工作枯燥,但她干得有板有眼,很快在当地妇女中树立了威望。
战友们说,王泉媛这个人说话直接,不绕弯子,讲的道理老百姓听得懂,做的事情也看得见,跟着她干,心里踏实。
1933年11月,王泉媛被派往兴国县工作和实习。
兴国县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模范县,群众基础好,工作经验丰富。
在那里,她第一次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见到了许多只在文件上读过名字的人。
1934年1月至6月,她进入中共中央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这所大学是当时苏区的最高学府,课程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王泉媛在这里学军事指挥,成绩名列前茅。
教官后来回忆,这个学员打靶不输男学员,战术推演时想法出乎意料,常常能找到别人没有想到的突破口。
她不是那种把女性身份当成局限的人,她把每一件事都当成必须做好的事。
1934年3月,王泉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7月至9月,她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10月,她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中随队长征的女同志约有30人,王泉媛就是其中之一。
她在总卫生部工作团负责政治宣传,沿途向群众宣讲政策、做群众工作,同时随部队行军、翻山越岭。
过草地时,她和男战士一样扛着枪、背着弹药、顶着风雪往前走。
草地里的烂泥深一脚浅一脚,每走一步都要用力往上拔,脚上的草鞋很快就烂穿了底。
草地没有路,只有望不到头的泥泞和偶尔探出地面的草墩。
走在前面的人踩出了浅浅的脚印,后面的人跟着踩,踩多了脚印就沉下去了,重新变成一片烂泥。
有战士一脚踩进去,拔不出来,旁边的人连拉带拽把他拖出来,鞋子留在泥里了。
粮食告急的那些天,大家把皮带剪碎了煮着吃,把草根嚼烂了往肚子里填。
有时候走了一天,到了宿营地,一人只分到一小把炒熟的青稞粒,捏在手心里数着吃,一粒一粒地嚼,嚼得很慢,让嘴巴多感受一点儿有东西的感觉。
草地里夜里风大,棉衣早就磨破了,抵不住风,战士们就挤在一起,互相用身体挡风。这样的日子,王泉媛也跟着过下来了,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
1935年初,部队到达贵州遵义。就在遵义,王泉媛的人生里多了一件大事。
在组织的安排下,她与王首道结为夫妻。王首道也是老一辈革命者,当时在红军中负责政治工作,为人稳重,说话有条理。
两人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在那个年代,革命者的结合往往就是这么简单——组织认可,双方无异议,战友见证,就算完婚。
没有仪式,没有酒席,王首道把一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手枪送给王泉媛,作为定情之物。
王泉媛没有什么可以相赠,提到了家乡的习俗:妻子要给丈夫做一双千层底布鞋,鞋穿在脚上,人走到哪里都会走回来。
那时候没有布料,王泉媛说:“这双鞋先欠着,以后再补上。”王首道答:"好,我等着穿你做的鞋。"
新婚第二天,两人就各奔东西,继续革命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再见面就是47年后的事了。
那双千层底布鞋,整整欠了47年。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此后王泉媛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出任中共川西省委妇女部长。从此与王首道的通讯彻底中断。
在那个年代,两个人的分开不需要理由,战争本身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一方在南,一方在北,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和随时可能落下的枪弹,信送不过去,人也见不着。
[二]【1300名女战士,踏上河西走廊的血路】
1936年8月,王泉媛接到了一份新任命:调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
这支妇女先锋团,是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整编而来的。这支部队的历史,要从1933年3月说起。
那年春天,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学校的广场上,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营,四百余名女战士在广场上接受总部和川陕省委领导的检阅。
她们身着军装,头戴五角星八角帽,身佩长短枪和大刀,列队走过检阅台。
此后两年,这支队伍在反围剿的战斗中不断扩编。
1935年2月,妇女独立营扩展为独立团,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华全双任参谋长。
1935年扩为妇女独立师,拥有两个团,共两千余人。
妇女独立师成立后,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斗。据人民网党史频道记载,1935年8月9日,妇女独立师奉命配合红30军88师攻占天堑腊子口。
在通过腊子口的行军途中,为掩护500多名伤病员,断后的副连长谭怀明率领女战士与100多敌兵展开了激战,终于掩护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付出了70多名女战士牺牲的代价。
在攻下腊子口后,妇女独立师配合红4军10师于8月20日攻克洮州城,歼守敌一个营,又经过一周激战,打退了前来增援的马步芳一个骑兵旅。
从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妇女独立师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最后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4月,由于战斗艰苦、环境险恶,妇女独立师减员严重,不得不改回团的建制。
由于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根据地时,部队恢复到将近2000人。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打通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
妇女独立师经过多次征战已大量减员,整编后缩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共1300余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吴富莲是福建上杭人,1912年出生,同样是童养媳出身,1929年参加革命,曾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入红四方面军,是一位经历过多次战斗的老战士。
这1300名女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12岁。她们大多来自四川、陕西的贫苦农家,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聚集到这支队伍里。
据央广网记载,妇女先锋团属于战斗预备队,武器装备比较简陋,弹药不足,每个战士只配备十来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全团也只有两挺轻机关枪。
身为团长的王泉媛也只有一把三号手枪和一把旧驳壳枪。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全副武装的大规模女性战斗部队,也是装备最为简陋的一支战斗部队。
1936年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主力渡过黄河,踏上了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是一条夹在山脉与沙海之间的狭长通道。这里地形险要,风沙大,冬天奇冷,补给困难。
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以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为首的地方军阀武装,史称"马家军"。
这支力量兵强马壮,骑兵尤其凶悍,对这片土地的地形了如指掌。
马家军的骑兵来去如风,每次冲锋都是黑压压一片,马蹄声和喊杀声混在一起,震天动地。
马刀在阳光下反光,马蹄踏碎了冰冻的地面,冲起来的阵势让人头皮发麻。
西路军渡河之初,共有两万一千八百余人。
进入河西走廊后,一路上与马家军的骑兵在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一带激战。西路军以步兵应战,伤亡极为惨重。
从渡河到1937年3月,不过数月时间,西路军从两万余人打到只剩不足五千人。
妇女先锋团在这段时间里随军转战。她们不是后方的勤务人员,是正规的战斗队伍,参与侦察、运输、政治宣传,同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在永昌,妇女团做群众工作,宣讲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帮助部队搞运输、侦察敌情,为部队抬担架、办干粮、缝补衣服。
在高台,她们抬担架、运物资、在阵地之间穿梭。每一次枪声响起,她们也拿起武器,站在阵地上。
河西走廊的冬天,风从戈壁滩上刮过来,刀子一样割脸。
战士们的棉衣早就破了,很多人没有手套,手冻裂了口子,渗出血来,用布条缠一缠继续扛枪。
粮食不够,行军途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就着雪水把干硬的饼咽下去。
马家军的骑兵随时可能出现,部队不敢生火,夜里就在野地里缩着挨到天亮。
这样的处境,1300名女战士和西路军将士一同承受着,没有人先开口叫苦。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红西路军沿路的每一个纪念馆,讲解员都会讲到同一段历史:我们的战士腹中无粮食、枪中无子弹,弹尽粮绝就与敌人展开肉搏,直到拼尽最后一滴血。
在循化赞卜乎服劳役的被俘女战士修建红光清真寺时,虽被敌人严密监视,仍在烧制花砖的过程中,巧妙地将红五星、镰刀、斧头镌刻在了花砖上,将一块块带着信仰的花砖镶嵌在了清真寺的房梁和屋脊上。如今,那些花砖还在。
1937年1月,高台失守,时任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
高台一战,西路军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局势急转直下。整个西路军都为之震动,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冲击。
西路军主力开始向祁连山转移,准备依托山区地形摆脱马家军的骑兵追击,保存有生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王泉媛站了出来。
据央广网记载,关键时刻,王泉媛代表妇女先锋团主动请缨,要求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总指挥徐向前当时犹豫不决。
王泉媛对他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
这句话说得很平静,但意思很清楚:用女兵去挡骑兵,是为了让男兵先走。这不是一句客气话,是把命搭上去的决定。
徐向前最终答应了王泉媛的请求。
王泉媛随即下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换上男装,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进入梨园口阵地。
每人补发5发子弹、2颗手榴弹。全团清点完毕,王泉媛带着这支队伍,走向了梨园口。
[三]【梨园口,那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
梨园口,位于甘肃临泽县境内,是河西走廊的一处重要隘口,也是进入祁连山腹地的咽喉要道。
这里山峦起伏,黄土厚重,明代曾在此设立军事据点梨园堡,清顺治十五年改设梨园营,康熙、乾隆年间均曾在此布兵设防。
从地形上看,梨园口两侧的山头不高,呈缓坡状,对步兵来说既无险可守,也不利于运动作战。敌人的骑兵一个冲锋就能直接冲上来,把西路军指战员冲散。
1937年3月12日清晨,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西路军将士冒着严寒刚抵达梨园口,马家军的骑兵便追踪而至。
据中国军网记载,当天的情况极为危急。敌骑兵凭借优势已占据部分有利地形,红九军经过前期突围激战,人员和枪支弹药已严重不足。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率领红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第二营的指战员英勇迎战,掩护西路军总部和大部队向祁连山转移。
王泉媛带着妇女团的战士们进入阵地。两挺轻机枪架起来,步枪、手枪一起上,对着黑压压冲来的骑兵开火。
敌人的骑兵数量是妇女团的数倍。马蹄声踏碎了冰冻的地面,马刀在阳光下反光。
阵地上的枪声越来越稀疏,不到一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尽了。
王泉媛让战士们捡起阵地周围的石块继续投掷,用枪托砸,用大刀劈,用身体去挡。
阵地上没有了枪声,只剩下刀锋相交的金属碰撞声、女战士们的呐喊声、马蹄践踏的声音。
据甘肃组工网记载,战斗极为惨烈。六连连长刘国英头扎绷带,鲜血染身,仍挥刀奋力劈杀。
二营营长姜菊英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随身携带的两块银元、一轴黑线和一枚针转交给战友,绝不让一针一线落入敌手。
四连机枪班长黄青仙,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她忍着剧痛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猛地站起来,双手攥住敌人的刺刀,大吼一声推向两边,又迅速用鲜血淋淋的双手抱起一块石头向敌人砸去。
子弹打光了,女战士们就用枪托、大刀、剪刀、木棍、石头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有的赤手空拳抠掉了敌人的眼珠子;有的用嘴咬掉了敌人的耳朵和鼻子;有的干脆抱着敌军滚下悬崖。
她们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马刀和铁蹄之下,鲜血染红了梨园口的土地。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也在这一战中壮烈牺牲。据原红九军政治部保卫局局长陈宜贵后来回忆,在战斗最危急的关头,陈海松命令他带领军部机关人员撤离,自己留下掩护。
陈宜贵明白留下来就很难再活着出去,不同意,坚决要求留下。陈海松厉声呵斥道:"叫你撤,你就撤,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
陈海松本有机会撤离,他完全可以命令其他人留下掩护,自己率大部队撤进祁连山。他选择了留下。
战斗持续了数小时。
王泉媛在枪声里站着,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士倒下。每倒下一个,她就往前走一步。
西路军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在妇女先锋团的掩护下,成功穿过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区。
但代价是惨重的。梨园口一战,妇女先锋团损失了大半兵力。
全团1300余名女战士,在这一战以及此前的系列战斗中,大多数人牺牲或被俘,只有不到300人最终辗转返回陕北。
据人民网党史频道记载,妇女先锋团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返回陕北。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了,妇女先锋团的政委吴富莲也在此后被俘。
据中国军网记载,吴富莲被俘后,敌人以官位利禄诱惑,她丝毫不为所动。
敌人又凶狠地用马刀对着她,胁迫她投降。吴富莲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已意料到了。"
敌人将她关押进武威监狱,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5岁。
王泉媛带着残余部队,随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区,继续与敌人周旋。
在祁连山中,部队缺粮断炊,风雪交加。白天要提防敌人搜山,夜里就裹着破棉衣缩在山洞里。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战士们仍然没有放弃。
约一个月后,王泉媛带着几名战士躲进了一处较为隐蔽的窑洞。
极度的疲惫让所有人在窑洞里相互依偎着睡着了。
在睡梦中,王泉媛感觉双手剧痛,猛然睁眼,两手已被捆绑,十寒光闪闪的刺刀正对着她和战士们的胸膛。
几把
1937年4月,王泉媛在祁连山中被俘。那一年,她24岁。
[四]【漫长的被俘岁月,与那条回家的路】
被俘的消息,就像一粒石子扔进水里,很快就沉下去,没有激起什么浪。
战场上失散的人太多了。那几年里,河西走廊的黄土里埋着数不清的西路军将士,被俘的、牺牲的、失散的,各有各的命运。
据记载,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9000余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屠杀,始终英勇不屈。
王泉媛的名字,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从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淡出了。但她本人,还活着,还在扛。
被俘之后,王泉媛的团长身份很快暴露。敌人一听说抓了个女团长,立马来了精神,软的硬的一起上,想让她投降、交出西路军的部署情况和人员名单。
审讯从语言威胁开始,到棍棒,到刑具,一件件用遍。
每一次审讯结束,她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脸上那道细长的刀疤,就是这段日子留下来的印记。
据史料记载,审讯王泉媛的过程中,敌人先后打断了二十多根棍子,她全程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没有吐露一个字。
后来她被押送至永昌县,又被强行分配给敌人工兵团长马进昌,做了小妾。永昌的老百姓认得这个女红军团长,暗中给了她不少帮助。
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她每天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因为倔强和不屈服,她经常被暴打,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斗争,一直寻找出逃的机会。
整整两年多,她活在暗无天日的处境里。
1939年3月19日夜,趁马进昌带兵外出修路之机,王泉媛携同被俘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女扮男装,翻窗逃出马家,连夜出走,徒步赶往兰州。
从永昌到兰州,一路上她们不敢走大路,专挑荒山野岭绕行,白天藏进沟壑,夜里赶路。
饿了啃树皮,渴了喝雨水,脚上的布鞋早就烂没了底,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结了痂又烂开,最后连肉都翻着。
就这样走了多少天,她自己后来说不清楚,只记得到兰州的时候,两只脚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那一刻,王泉媛的心里大概已经把接下来的日子想好了:归队,继续革命,把这条捡回来的命重新交给组织。
办事处的门开了,她走进去,把自己被俘后的详细经历和遭遇,一五一十地向接待她的年轻同志哭诉了一遍。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尽快回到部队,回到组织的怀抱。
但办事处的答复让她当场落泪。
当时有规定:离队一年内归来的收留,二年内归来的审查,三年才归来的,如无人证明,不留。她离队已超过两年。
工作人员核实了她的情况,据史料记载,还有人称她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言下之意,她的身份和立场都是可疑的。
这些话,是恶毒散布的谣言,敌人为了败坏她的名声、阻止她归队而编造出来的,从来没有人去核实过真伪。
但在铁的纪律面前,这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就足以让她的归队之路断掉。
工作人员拿出五块银元作为路费,送她出门。
王泉媛这个硬汉子般的女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时没有流泪,在敌人的折磨下没有流泪,此刻却大放悲声,流下了心酸委屈的泪水。
她说过一句话,被多份史料记录了下来:"这里不了解我,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说完这句话,她擦干眼泪,攥着那五块银元,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倚在路边树旁哭泣。她从虎口逃出,却又回不了部队,回不到自己的战友身边。
此后,她一路乞讨,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走了将近三年,1942年7月终于回到江西老家泰和县。
回乡的日子并不安宁。当地有人骂她"土匪婆子",说她在外面跟了敌人。家人和乡民也不理解她,说她是"叛徒"、"逃兵"、"给红军丢脸"。
那个叱咤一时的女团长,衣衫褴褛地站在老家的门口,连家人都要多端详几眼才敢认。
曾经是红军女团长的王泉媛,成了孤立无援、备受欺凌的弱女子。
为了活下去,1948年8月,她嫁给了泰和县禾市乡刘瓦村的农民刘高华,种地、持家,把日子一天天撑过去。
1949年秋,泰和解放。王泉媛先后在津洞乡、禾市区参加了基层工作,担任妇女主任、生产队长,做得有声有色。她以为,新的一天终于来了。
但1951年,一场变故打断了她刚刚起步的新生活。
她的丈夫刘高华因被诬告入狱,王泉媛作为家属受到株连,被扣上了"变节投敌分子"的帽子,被管制,停止了一切工作。
她开始写信。信寄到各级组织,一封接一封,没有回音。
她又想到了长征时的战友康克清,托人辗转把信送到北京,仍然石沉大海,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就这样,一个曾经率领1300名女战士在河西走廊血战的团长,在江西农村的田间地头,重新拿起了扁担,每天的工作是挑粪、施肥、耕田。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周围的人只知道,村子里有个能干的女人,挑担子比男人还稳,干活比谁都卖力,话不多,眼神里有时候会有一种很难描述的东西——像是压了很久的火,不灭,也不燃。
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谁,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
她就这样把自己埋进了这片她当年用血守护过的山里,一埋就是将近二十年。
直到1962年的那个清晨,一个白发老人走上了井冈山脚下的山路。
那一天,当康克清认出山道上挑粪的女人,当朱德沉下脸来看向地委干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个被压了二十年的名字,终于要重新发出声音了。
而当那句话从朱德口中说出来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不会想到,几小时后,当尘封的档案被重新翻开,里面记录的内容会让整个吉安地委陷入长达数月的震惊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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