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宴原本并不铺张。几桌酒菜,亲友相聚,李伦与新婚妻子算是完成了这场迟来的礼仪。李克农起身讲话时,起初还很平静,话说到一半却停住了。他看着满堂儿女,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这些孩子,都是赵瑛带大的,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这句话,既是对妻子的歉意,也是他多年压在心里的愧疚。李克农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行踪不能公开,家书不能多写,连亲人是否平安,有时也无法及时知晓。对革命工作而言,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意味着妻子独自承担了全部生活。
1917年,安徽芜湖。18岁的李克农与19岁的赵瑛成婚。赵瑛出身照相馆家庭,九岁便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见识和性格都不同于当时许多闺阁女子。两人最初是父母安排的婚姻,后来却在共同生活中逐渐有了真正的理解。
五四运动后,李克农接触进步书刊,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他到安庆从事报刊工作,因为发表文章反对不合理税收,被控告入狱。赵瑛没有站在家中等待消息,而是拿出嫁妆设法将丈夫保释出来。那时她或许还不知道,这次出手相救,只是漫长磨难的开端。
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天,芜湖局势骤然紧张,敌人悬赏捉拿他。李克农连夜转移到长江对岸,赵瑛却从警局得到消息:藏身处很快会遭到搜捕。
1927年4月20日,赵瑛挺着身孕,踩着泥路赶了八里,终于找到丈夫。她浑身沾满污泥,进门便催促:“克农,敌人要来了,快走!”李克农和同伴随即转移,芜湖地下组织也因此及时部署,避免了更大损失。
李克农离开后,赵瑛与丈夫失去联系。她带着五个孩子,还要照顾两位老人,只能到小学教书维持家用。孩子们陆续出生,家里人口越来越多,而那个本应承担父亲责任的人,却在另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上前行。
1928年,李克农转赴上海。起初他靠写文章、编剧本谋生,生活十分拮据,甚至用酱油、葱花和开水充饥。后来,他与胡底、钱壮飞形成配合,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这份工作收入看似增加,家里的日子却没有宽裕多少。李克农要交党费,还要接济被捕同志的家属;赵瑛则把米饭放进“三鲜汤”,做成一家人的日常饭食。地下同志来往频繁,她常常出入当铺。家中表面上要维持体面,实际却处处精打细算。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并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面临紧急危机。钱壮飞从密电中察觉异常,设法把消息送出。李克农立即参与转移工作,却来不及亲自通知赵瑛。赵瑛带着孩子从后门离开,在菜市场附近躲藏了半个多月,白天混在人群里,夜晚就让孩子在菜摊下暂住。
她没有等来丈夫,却在北四川路一带遇到了熟人宫乔岩。孩子的一声呼喊,使这个四处躲避的家庭重新获得了接应。半个月后,李克农得知妻儿平安,情绪失控,放声大哭。隐蔽战线上的人可以计算风险,却无法计算亲人受苦时心里的重量。
此后多年,夫妻二人聚少离多。1934年,李克农在江西苏区托人寄信,赵瑛才确认他还活着。小儿子李伦在信中写道,别的同学有铅笔和本子,自己只想要一支铅笔、一个本子。李克农读完后久久不能平静。
1936年,李克农在西安工作。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他负责相关保卫事务。送别斯诺那天,李克农托他转告赵瑛,希望妻子能够来到身边。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路过芜湖,才有机会短暂回家。女儿一度把门外的父亲当成讨债人,直到老人听出声音,才急忙喊道:“这是克农,我的儿子。”
相聚往往只有片刻。1937年南京沦陷,李克农再次经过芜湖。父亲希望他留下些钱补贴家用,他只能解释公款不能动用,自己也没有积蓄。叶剑英听见后拿出身上的钱,赵瑛却没有收下:“你们路上用钱的地方多,家里的事我能想办法。”
1941年,家人终于在延安团聚。赵瑛进入有关部门工作,一边照顾老人孩子,一边承担机要事务。多年分离没有让她变得柔弱,反而使她形成了极强的处置能力。她知道家中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影响丈夫的工作,因此很少向李克农诉说自己的难处。
1952年,李克农正在朝鲜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父亲病逝,他无法回国奔丧。毛泽东得知后感叹忠孝难以两全,并安排有关人员协助料理后事。身在异国的李克农,只能面向北京方向鞠躬致哀。
赵瑛长期操劳,身体也逐渐垮了下来。1961年1月6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李克农亲自料理丧事,在遗像前写下“母仪典范”。照片背面,他记下夫妻共同生活的岁月,也写到赵瑛扶老携幼、辛劳一生。
赵瑛去世后,李克农的生活很快失去依靠。子女提过续弦的事,他连连摇头:“赵瑛尸骨未寒,不考虑。”1962年2月9日,李克农病逝。后来,夫妻二人的墓碑一同立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