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中国政协网、《环球人物》专访、《王恩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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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开中国地图,西北角上那块最大的版图,就是新疆。

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雪山、戈壁、绿洲、草原全摊在一处,从东到西走一趟,鞋底都要磨薄一层。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从那一年起,一批人把半辈子撂在了这片土地上。

其中有一位,前后在新疆工作、生活了四十年,主持全面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二十年; 六十八岁又回到天山脚下,一直干到七十二岁才离开; 到了晚年,他被调到北京,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又坐了七年。

他叫王恩茂,江西永新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人身上有几件挺有意思的事。

他一辈子写日记,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几乎没断过,十八本原件至今还放在自治区档案馆里; 他三十九岁起每天上班先学半小时维吾尔语,学得一本正经; 他家里有七个孩子长大成人,名字里全带一个"北"字,一个个连起来,就是一张从延安到新疆的行军路线图。

更有意思的是,这七个孩子后来走的道,一个比一个实在:搞导弹的、在部队干到退休的、在中科院做研究的、在外企上班的,没听说谁靠着父亲的名头抄了近道。

他在新疆的那些年,正好赶上这片土地从旧政权手里接过来,一砖一瓦地建起来。

修渠、开荒、办学、办厂,全是笨功夫,急不得。

他自己也是这么个慢性子:一件事定下来,就一年一年往下推,推到自己离开那天。

一个在边疆握了二十年实权的人,家里到底立了什么规矩? 七个孩子又是怎么一个个走出来的? 这事得从头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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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新少年,一支笔跟着队伍走了两万五千里

1913年5月19日,江西永新县一户普通农家添了个男孩。

永新这地方紧挨着井冈山,山高林密,那年头穷人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1928年5月,十五岁的王恩茂参加革命。

1930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是在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当文化部长,后来做中共永新县委秘书长,管文件、管宣传,算个"笔杆子"。

1933年,他调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身边当秘书。

别小看这个岗位,那几年苏区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从他手里过的不计其数。

他有个习惯,就是这时候养成的——每天把当天的事记在本子上。

这一写,就写了几十年。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西征,他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

队伍一路打到湘鄂川黔,他先后在湘鄂川黔省委、川滇黔省委当秘书长,跟着部队走完了长征。

秘书长这个活儿,听着像个文职,实际上队伍走到哪儿,文件、电报、命令就得跟到哪儿,白天行军,晚上处理,油印机、纸张、墨水一样都不能少。

到陕北以后,他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

抗战爆发,他到了八路军120师,先做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后来到359旅,当宣传科科长、旅政治部副主任、旅副政委,在晋西北、雁北一带打游击。

1939年9月,359旅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河防、保卫边区的任务。

1941年3月起,他先后进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

书本还没合上,南泥湾的镢头就递到了手里。

359旅进驻南泥湾之后,旅长王震抓整军、生产、教育三件大事,王恩茂是副政委,跟着一起干。

住的问题最难办。

起初是露天宿营,后来挖窑洞、搭窝棚。

下雨天,外头下大的,里头下小的,被子浇得透湿,人也睡不安稳。

就这样的条件,荒地一亩一亩开出来,陕北的粮仓一点点攒起来,官兵吃的是一样的粗粮。

那首传唱多年的歌里说359旅是模范,这块牌子是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

1944年秋,以359旅为主组成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出发,他任副政治委员。

队伍从陕北一路往南,穿过晋中平原、豫西,到湖北大悟山和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再南渡长江,走半年,打到湘中,任务是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日本投降后,部队奉命继续南下到粤北,原打算和东江纵队会师,没能会成,又掉头北上,重新同第五师会合,恢复359旅番号,他任政治委员。

这一趟走得不轻松。

从陕北到湘中,再从湘中折回鄂北,几千里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队伍边走边打,边打边走。

后来有人把这段路叫"第二次长征",说的就是这个来回。

1946年6月,他率部参加中原突围,一路艰险,回到延安。

同年10月,随359旅进入山西,先后任吕梁军区、晋绥二纵政治部主任。

1947年3月,部队西渡黄河到陕甘宁边区,他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一起,参加了沙家店、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等战役。

1949年3月,他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和军长郭鹏率部参加陕中、扶郿战役,参与指挥解放甘肃天水、临夏。

这年10月,第二军组成左路军进军南疆。

不到两个月,焉耆、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阿克苏、和田这些南疆重地相继进驻。

和田那边正策动叛乱,第五师十五团奉命从阿克苏紧急进军,昼夜兼程,十五天走了七百五十公里,穿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平息了和田叛乱。

总部通电嘉奖,说这"创造了史无前例进军纪录"。

当地维吾尔族群众见了这支队伍,张口就称"神兵"。

一个十五岁出门的永新少年,走到这里,三十六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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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喀什的旧军部,和那句"南疆稳则新疆稳"

1949年底,王恩茂留在南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喀什区委员会(后改称南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喀什军区(后改称南疆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喀什当时什么样? 他儿子王北来后来回忆,父亲从乌鲁木齐颠簸十几天赶到喀什,住的是旧军队留下的军部,压根算不上个城市。

当地形容路况有句顺口溜:"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 晴天一脚灰,雨天一脚泥。

住的条件差,他不在意,撂下一句"来就是工作的"。

人到了喀什,脚就往乡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他那年不到四十,每天上班后挤半小时学维吾尔语,一个词一个词地抠。

他常讲一句话:南疆稳则新疆稳。

这话不是空喊,是他在喀什一条条乡路走出来的。

1952年7月,组织上把更重的担子压过来。

他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代政治委员,开始主持新疆全面工作。

那会儿新疆刚解放三年,工业几乎是空白,教育医疗资源少得可怜,驻疆部队还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他的办法是把南泥湾那套搬过来,再掺上历史上屯垦戍边的老经验。

他带人调查物产、区域、人口,一项项摸清楚。

1953年5月,他主持驻疆部队整编,把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职责分明白。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他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兵团挂牌之前,人员怎么编、干部怎么配、范围怎么划、领导关系怎么定、任务怎么排,这些事他和自治区、军区的领导一起研究论证了好几轮。

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曼,荒原上开地、修渠、盖房,日子是从地窝子里过起来的。

1955年4月,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担子也落到他肩上; 同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他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兼着自治区政协主席。

党政军的担子一起压在身上,人瘦,精神足。

他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民族区域自治。

新疆这么大,各民族杂居,政策落不下去就是空文。

他反复讲民族平等,讲各民族干部要一起用。

短短几年,全疆吸收、提拔了近十万名少数民族干部,一大批人进了县、地区乃至自治区的机关。

他还专门交代,做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要通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去做,"事半功倍"。

这话写在文集里,不是客套。

第二件大事是经济。

他主持制定新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部队开荒、修水利、修路、办厂、办学、办医院,戈壁滩上一座座新城镇冒了出来。

到1966年,兵团共开垦荒地一千二百万亩,人口发展到一百四十八万,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疆四分之一以上。

第三件大事,是那些年常被提起的"五好"——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农村推开这套建设,把地块、水渠、道路、林带、居民点一起规划。

农民听得懂,也看得见。

1950年7月,他回过一次江西永新老家。

组织上给随行秘书拨了一笔钱,意思是救济他家里的亲属。

他知道后,让秘书把钱一分不少收回来,交还组织,还留了句话:除了当地政府给红军军烈属的照顾,不许再给他的亲属任何其他照顾。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不少地方粮食紧张,新疆这边还往外调粮。

数亿斤粮食、数万吨油料运往甘肃、河南等地,还安置了一百二十万流入人口。

那几年新疆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排得靠前,人均日子比不少地方好过些。

还有那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维吾尔族老大爷库尔班·吐鲁木,收拾好行装,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

这事传到他耳朵里,他作了安排,让老人遂了心愿。

这个故事后来传遍全国,成了那个年代各族群众心向北京的一个注脚。

1962年,伊犁、塔城一带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出现边民外流的情况,后来按照中央精神作了处理。

他从这件事里看到的,不光是边境上的风波,还有背后的经济差距。

他后来多次讲,发展经济才是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关键。

兵团的力量也往边境一线铺开,那些地方的面貌跟着变了。

1962年,中印边境西段发生战事,新疆方向部队投入作战。

参战部队打得顽强,涌现出罗光燮、司马义·买买提、王忠殿等战斗英雄。

那些年的新疆,社会秩序安稳,各族群众来往密切。

他下乡从来不担心安全,抬脚就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群众的屋子,坐下就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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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开天山,又回到天山

安稳的日子在1966年之后被打断。

特殊时期一开始,新疆局势乱了起来,他这些年推行的那套办法也跟着被搅乱。

他本人工作停了,人被下放。

1969年,他离开新疆,到安徽芜湖任副专员。

一个在新疆干了十七年的人,忽然到了江南小城,管起了地方事务。

芜湖离天山几千里,气候、口音、吃食全不一样。

那几年他过得怎么样,家里人不愿多讲。

1975年,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继续工作的愿望。

这封信起了作用,他被调到南京军区任副政治委员。

1977年2月,他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还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东北的冬天比新疆还硬,他照旧往基层跑,看工厂、看农村、看生产。

那几年,工作重点往经济建设上转,事情一件压一件,他天天忙得脚不沾地。

1978年,妻子骆岚出任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在吉林干了四年,1981年,事情有了转折。

那年,中央考虑新疆的治理,觉得还是得派一位熟悉新疆、经验足的老同志回去。

王恩茂就这么又被调回天山脚下,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那年他六十八岁,按老话讲,是"古稀"边上的人了。

那年五四青年节,他跟着一帮年轻人去爬乌鲁木齐的妖魔山。

山不算高,海拔八百多米,他一口气登到顶,站在上面大气都不喘。

身边的人看得直咂嘴。

回新疆第一件事,他开了个工作大会,把过去的经验摆出来,提出恢复自治区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建设兵团,把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作为中心工作。

恢复兵团这件事不容易,涉及农场归属、干部配备,方方面面都有不同意见。

他排除了不少干扰,坚持把一些效益较好的农场划归兵团建制; 干部选配上认识不统一,他直接给上面打电话反映情况,末了按他的意见批了下来。

第二件事是民族团结。

1982年11月,新疆召开了和平解放三十三年来第一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他在会上作报告,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层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后来又扩展成各民族互相离不开。

会上通过的倡议书里提出,把每年5月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

从1983年起,这项活动一年一年办下来,年年有重点、年年有内容。

这套做法后来被推广到了全国。

那几年,新疆经济往上走得快,城市建设、交通、水利都在铺开。

1981年回去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铺开,农村在搞包产到户,牧区也在试点改革。

回到新疆那几年,他跑遍了全疆八十六个区县。

南疆的农牧民怎么脱贫,北疆的牧民怎么定居,是他问得最多的两件事。

他眼睛也不只盯着眼前。

回新疆后,他带团去美国考察,回来写了一篇长报告,把美国棉花、玉米的种植情况和新疆一条条比,提出自己的看法。

给干部讲新疆的形势,他还会引古希腊城邦的故事,讲得底下人直乐。

1985年,全军精简整编,南疆军区撤销。

他觉得边防不能松,多次向上反映恢复的必要性,后来南疆军区恢复。

同年10月,他从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任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人退到二线,事没少管,看见问题照样提,提了还盯着办。

从1949年10月进疆到1985年离开主要领导岗位,中间虽有几年被迫离开,他在新疆的岁月前后加起来四十年。

主持全面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二十年。

一个人把四十年放在一块地方,那不是"工作调动"四个字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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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个"没看上"他的人,和八个名字

说到这儿,得说说他家里那位"当家的"。

妻子骆岚,出身旧式家庭,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

两人认识的时候还闹过笑话。

有人介绍他们见面,骆岚一看,对方高大魁梧、皮肤黝黑,像个"大老粗",心里先凉了半截,没看上。

后来听说这人天天记日记,是个"文化人",她改了主意,决定先放一放,再看看。

这边有人又给王恩茂介绍了另一位姑娘,他回了一句:"骆岚还没回信,我不能再去和别人谈。" 骆岚听说这句话,才觉得这人靠得住。

两人就这么成了夫妻,一起过了五十九年。

他们一共九个孩子。

那年月战争环境恶劣,第一个孩子没能保住; 老四王北新在特殊时期意外离世; 长大成人的有七个。

这七个孩子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有讲究。

老大王北来,父亲是南方人,跟着队伍长征到了北方,取名"北来"。

老二王北离,是纪念父亲南下离开延安、和母亲暂时分离。

老三王北会,1947年生于山西,那地方有个杨家会,父母在那儿会合。

老四王北新,是在进军新疆的路上出生的。

老五王北长,生在喀什,意思是要长期扎根新疆。

老六王北建,取"建设新疆"。

老七是女孩,叫王北难——前面六个只有老二一个是女孩,再生一个女孩实在难得。

最小的弟弟叫王北城,父亲说任务完成了,不再生了。

八个名字,摊开看,就是一张地图:从延安到山西,从进疆的路上到喀什,一路往西,末了落在"建设新疆"四个字上。

名字是温情,日子却是硬的。

这个家里的规矩,说出来不惊天动地,做起来一年一年不打折扣。

孩子上学怎么出门,妻子上班坐什么车,亲戚上门求什么事,子女在单位里遇到坎儿找不找他——每一件,都有一套不成文的章程。

这套章程到底是怎么立的? 七个孩子又是怎么一个个走出来的?

那把北京新房的钥匙退回去的时候,谁也没多想。

二十多年后,孩子们坐下来回忆父亲,反复提起的,偏偏就是这些没被接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