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卢绪章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埋藏多年的愿望:想到延安去。这个愿望并不突然。多年间,他顶着商人的身份,在国统区替党筹措经费、掩护人员,表面上出入宴席,实际上每一步都踩在危险边缘。
卢绪章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14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在轮船工厂做工,同时进入商业补习夜校学习簿记、英文和经营知识。这样的经历,后来成了他开展秘密经济工作的特殊本领。
1927年以后,上海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卢绪章没有走进显眼的政治圈子,而是在谋生、学习和接触社会的过程中,逐渐靠近进步力量。1932年,他和几位朋友创办“兰社”,试图开展社会活动,却因缺少稳定经费而难以维持。
这次失败给他的触动很深。没有经济基础,再好的设想也很难落地。随后,他与友人合资创办光大行,几经亏损、停业和重新筹资,最终改组为广大华行,主营西药及医疗器械,逐步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商业网络。
有意思的是,这家商行并没有停留在做生意的层面。1935年底,创办者们商定把抗日救亡作为重要方向。卢绪章主管财务,也参与推动相关活动。商行的账目、货物和人脉,慢慢具备了另一种价值。
1937年,卢绪章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培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经杨浩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入党态度十分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参加的是毛泽东领导、以延安为方向的共产党。
入党后,卢绪章原本申请到新四军工作,却因突发疾病暂缓行程。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延误反而改变了他的任务。国民党统治区形势险恶,党组织需要有人留在大后方,以公开商人的身份建立一条隐蔽而可靠的经济通道。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卢绪章前往重庆。周恩来亲自向他说明任务,要求他把“资本家”这个身份做得像,同时守住底线。周恩来还提醒:“同流而不合污。”这句话,既是工作要求,也是对一个地下工作者长期心理压力的预判。
从此,卢绪章接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为了避免暴露,他不能随意接触地下同志,也不能主动发展组织,甚至不能向妻子说明真实身份。日常应酬不是享受,而是工作;宴席上的寒暄,也可能关系到人员转移、货物运输和资金调度。
广大华行在他的经营下,与国民党内的党、政、军、特等方面人物建立联系。商行借助这些关系掩护地下人员,安排交通,筹措经费。1937年至1948年间,经他负责筹集的经费近400万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不少隐蔽工作的运转。
代价同样沉重。朋友以为他投身商场,家人也难以理解他的生活方式。那些曾经并肩奋斗的人,有的责怪他变了;面对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特务,他还必须周旋应酬。该笑时要笑,该送礼时要送,心里却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准备迁往上海。卢绪章抓住机会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或许是因为那里有公开的组织生活,也有能够说明一切的同志。然而,周恩来的决定让他没有想到:继续随广大华行前往上海,继续当他的“资本家”。
卢绪章当场失声痛哭:“周副主席,这样的日子我真过够了!”他诉说多年委屈,说明自己不愿再与那些人碰杯应酬。周恩来没有责备,而是耐心解释任务的必要性。对卢绪章而言,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组织在特殊环境下对他的信任。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接见卢绪章,对广大华行的工作给予肯定。这样的肯定没有改变任务,却让他重新稳住了情绪。随后,他回到上海,继续承担那份不能公开的职责。
1947年以后,上海的镇压日益加剧,广大华行屡遭查扣和审查。1948年6月,党组织判断商行已有暴露风险,紧急决定将其转移到香港。同年年底,国内机构陆续关停,卢绪章终于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资本家”生涯。
家人也在这时逐渐明白真相。长子向他道歉:“爸爸,以前是我错怪你了。”一句迟来的话,让卢绪章泪流满面。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进出口公司首任经理,后来担任外贸部局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曾参与推动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贸易往来。曾经以商人面目隐蔽工作的人,最终走上了公开负责国家经济事务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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