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天,我在新疆阿克苏一家棉花加工厂扛大包,右腿裤管常年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霜。
那年我二十四岁,老家河南周口遭了涝灾,家里两间瓦房塌了一半,我揣着借来的四百块钱一路坐绿皮火车扒到了南疆。在棉花厂干活,按吨算钱,一包皮棉一百公斤,两个人抬着上跳板,走一步跳板晃三晃,肩膀上的肉磨破了结痂,痂掉了再磨,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蛰得人生疼。
救下阿依古丽那天,正是十月中旬,天擦黑,戈壁滩上的风刮得像刀子。
我刚领了半个月的工钱,揣在贴身的秋衣口袋里,用别针别得死死的,正低着头往镇上的邮局赶,想着把钱给家里汇回去。镇子东头有条引水渠,渠水是从天山融雪流下来的,到了秋天虽然浅了些,可水流依然急得很,渠底全是滑腻腻的青苔和鹅卵石。
路过水渠拐弯那段土路时,我听见水里传来一阵扑腾声,紧接着是一声带着哭腔的维吾尔语呼救。
我探头往渠里一看,昏暗的天光下,一个穿着红花棉袄的姑娘正顺着水流往下冲,双手在水面上胡乱抓挠,头已经呛进去好几次了。岸边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急得直跺脚,哭得嗓子都劈了。
我连外套都没来得及脱,甩掉脚上的解放鞋,“噗通”一声就跳了下去。
渠水刺骨,一瞬间就把人冻透了,裤腿灌满了水沉得像灌了铅。我凭着在老家沙颍河里练出来的水性,斜着身子往水流下游游了几米,一把攥住了姑娘的后衣领。
她吓坏了,反手死死抱住我的脖子,两个人一块儿往下沉。我呛了一大口带泥沙的雪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的胳膊掰开,从背后托住她的腋下,脚蹬着渠底的石头,一点一点往岸边挪。
把她拖上岸的时候,我整个人瘫在泥地上,牙齿打颤打得咯咯响,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那姑娘趴在地上吐了好几口水,缓过劲来,抱住旁边哭成泪人的弟弟,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紫得发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阿依古丽,那天带着弟弟去亲戚家送新打的馕,弟弟追一只野兔差点掉进渠里,她去拉弟弟,自己反倒脚底一滑栽了下去。
我冻得实在受不住,站起身摆摆手,示意他们赶紧回家换衣服,自己捡起解放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厂里的宿舍跑。秋衣口袋里的钱全湿透了,我回宿舍用煤炉烤了一宿,第二天照样去扛棉花包,压根没把这事往心里去。
可第三天下午,厂门口来了辆沾满黄土的北京吉普,下来一个戴着花帽、留着两撇浓胡子的维吾尔族中年男人,身后跟着阿依古丽,手里还拎着一大块羊肉、一麻袋核桃和红枣。
男人一进厂门就打听“河南来的小伙子”,工友把我指给他看。我当时刚扛完一车棉包,满脸灰土,脖子上的毛巾黑得看不出本色,局促地站在磅秤旁边搓着手。
中年男人大步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突然伸出双臂,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熊抱,力道大得差点把我肋骨勒断。他普通话不太流利,一个劲儿地说:“亚克西,河南的巴郎子,好样的!我是阿依古丽的爸爸,巴哈提。”
我连连摆手:“大叔,真不用这样,谁碰上都会拉一把的,东西您赶紧拿回去。”
巴哈提把眼睛一瞪,胡子翘了起来:“那怎么行!你救了我两个孩子的命,就是我们家的恩人!走,今天别干了,跟我回家吃抓饭去!”
他不由分说,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吉普车上塞。厂长在旁边笑着摆手让我去,我推辞不过,只好回宿舍换了件唯一干净的蓝布褂子,坐上了车。
巴哈提家在离镇子二十多公里的乡下,院子很大,种着一排排白杨树和葡萄架,虽然十月里葡萄藤已经落了叶,但看得出收拾得极利索。屋里铺着厚厚的羊毛花毡,墙上挂着热瓦普和艾德莱斯绸,干净得一尘不染。
那天晚上,巴哈提杀了一只羊,做了手抓肉和抓饭,拿出了自家酿的葡萄酒。阿依古丽换了身干净的艾德莱斯绸裙子,扎着十几根细细的小辫子,端着茶壶给我倒砖茶。她皮肤白净,眼睛又大又亮,看我一眼就红着脸低下头,小声用汉语说了句:“谢谢你。”
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和我姐,还没跟哪个姑娘这么近距离说过话,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朵根,端着茶碗的手都有点抖,连口说:“不客气,不客气,你没事就好。”
酒过三巡,巴哈提话多了起来。他问我老家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出来打工挣多少钱。我性子实诚,也没藏着掖着,把老家发大水塌了房、父母身体不好、我在棉花厂扛大包攒钱修房子的事全说了。
巴哈提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抹了抹嘴上的胡子,突然盯着我问:“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家里说媳妇没有?”
我愣了一下,老老实实回答:“二十四了,家里这光景,哪敢想说媳妇的事,先把房子修起来再说。”
巴哈提一拍大腿,眼睛亮得吓人:“那正好!我姑娘阿依古丽今年二十二,中学毕业,会绣花,会做饭,心眼也好。我看你这巴郎子实在、心善、力气大,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你留下来,给我当女婿!”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花毡上,脑子里嗡嗡作响,以为自己听错了:“大叔,您……您别开玩笑,我一个外地打工的,穷得叮当响,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哪能配得上阿依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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