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回了一趟皖南的老家,去探望我舅公。
舅公叫周怀仁,当地人都喊他“周老先生”。他行医一辈子,今年整整九十岁。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大雪封山,村里冷得滴水成冰,他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棉袄,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拿着一把小竹刷子,慢条斯理地刷着一只紫砂壶。
我把从城里带回去的野山参、冬虫夏草还有几盒进口的深海鱼油放在石桌上,笑着打趣他:“舅公,您这身体骨比我还硬朗,这些补品您可得按时吃,争取活到一百二十岁。”
舅公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我一眼。他那双眼睛虽然眼皮有些松弛,但眼珠子黑亮,透着一股子看透世事的清明。他指了指石桌上的那些礼盒,又指了指我眼底浓得化不开的青黑,叹了口气:“小远,你今年才四十二吧?怎么看着比我还像个老人?”
我苦笑了一下,没接话。那段时间,我正经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公司裁员,背着房贷,妻子因为我常年加班、脾气暴躁跟我冷战,正闹着要离婚。我每天靠着浓茶和安眠药续命,体检报告上密密麻麻全是箭头,脂肪肝、高血压、心律不齐,样样占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根绷到极致、随时会断的弓弦。
舅公没再劝我,只是站起身,背着手往屋里走,留下一句话:“把那些盒子拎进来吧,晚上我给你炖锅汤。不过我得告诉你,男人到了中年,真想活得长、活得好,靠这些草根树皮、瓶瓶罐罐顶多算个锦上添花。顶级的长寿良药,不在药铺里,而在你自己的心窝子里。”
那天晚上,老屋的土灶里燃着松枝,火光映得屋里暖洋洋的。舅公就着一碟花生米、二两自家酿的米酒,跟我讲起了他这辈子见过的三个人。
他说,他行医七十多年,见过无数达官显贵、商贾巨富,也见过不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那些最后能平平安安走到九十岁、一百岁的男人,往往不是吃补品最多的人,而是懂得“养心”的人。
舅公讲的第一个人,是他年轻时的师兄,名叫陈伯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舅公和陈伯年在县中医院共事。那时候陈伯年是院里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医术高明,脾气也大。用舅公的话说,陈伯年那个人,就像一团烈火,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谁要是开错了方子,他当着病人的面就能把处方撕了;家里要是哪天饭菜咸了淡了,他筷子一摔就能跟嫂子冷战半个月;就连评职称晚了一年,他都能气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在院子里抽烟抽到天亮。
陈伯年特别注重养生。那时候物资匮乏,他托人从外地买高丽参,每天含两片;自己配了十全大补丸,一年四季不断顿。他总跟舅公说:“怀仁,咱们当医生的,得先把自己的身子骨保养好,不然拿什么跟人争、拿什么救人?”
可他越是补,身体反而越差。四十出头,他的头发就白了一半,脸总是红扑扑的,那是肝阳上亢、虚火攻心的迹象。
真正压垮他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一次人事变动。原本内定他当业务副院长,结果上面空降了一个资历比他浅的人。陈伯年得知消息那天,正在给病人把脉,手一抖,脉枕直接掉在了地上。
回家后,他砸了家里最珍贵的一套青花瓷茶具,把攒了半年的高丽参全都扔进了火炉里。从那天起,他逢人就诉苦,说世道不公,说自己怀才不遇。嫂子劝他两句,他反手就是一巴掌,骂嫂子“妇人之见,懂个屁”。
不到半年,陈伯年就查出了胃癌晚期。
舅公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曾经那个意气风发、嗓门洪亮的汉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蜷缩在病床上,眼窝深陷。他拉着舅公的手,眼泪顺着眼角往枕头上流,嘴里反反复复只念叨一句话:“怀仁,我吃了一辈子的补药,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我不甘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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