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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王思聪在一档综艺里讲了个故事:父亲去机场送他赴英留学,临别赠言只有四个字,“振兴中华”。

台下哄堂大笑。彼时王健林正站在首富的位置上高唱《一无所有》,没人会把“振兴中华”和一个房地产老板的教子场景当真。笑话的底色,是公众对富豪话语的本能不信任。

十几年过去,笑话本身倒变得没那么好笑了。王健林从首富滑到“首负”,财富从两千多亿缩水到一百亿,七十二岁还在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文旅项目、一座一座地卖万达广场。

回头再看“振兴中华”四个字,放在王健林身上,未必是一句综艺台词。一个把“欠债还钱”当成底线、没把包袱甩给社会和买房人的开发商,说出这种话,逻辑上居然是通的。

01

十六年侦察兵,和一条最“笨”的路

王健林的性格底稿,是在军营里写完的。

1970年,十六岁的他成为沈阳军区的一名侦察兵,半夜去坟地练胆、野营拉练、飞檐走壁,一干就是十六年,从普通士兵一路干到团职干部。

这段经历后来被反复提起,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在万达的管理哲学里,“军队”排在“学校”和“企业”前面,制度汇编一度近两百万字,一个项目拆成三百多个步骤,误期亮黄灯,再误期亮红灯,总经理直接走人。王健林自己七点到公司,坚持戴胸牌,理由是“制度”。

这种底色,放在创业年代是利器。胆子大,执行力狠,敢在没人看好的棚户区改造里赌第一桶金,敢在全国复制万达广场。但同一副性格,在债务周期里就变成了另一面:头铁,认死理,不拐弯。

房企出险之后,可供选择的“聪明路”其实不少。

有人把资产挪到海外,有人技术性离婚切割风险,有人索性躺平等着债务重整,把烂摊子交给法院和债权人。王健林哪一条都没选。他没有转移资产,没有跑路,没有申请破产重组,也没有留下成片烂尾楼。他选了一条最笨的路:欠多少,卖多少,还多少。

2025年4月,万达系境内公开债全部清零,账面上没留下一笔违约记录。这个“清零”的分量,在今天的房地产信用环境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它不是靠一笔天降融资解决的,是靠一座一座万达广场卖出来的。

2023年以来,累计出售的万达广场超过八十座,上海颛桥一座就卖了20.48亿元,常德、遂宁、常州新北的多座广场直接转给中建系,以资产抵偿拖欠的工程款。

卖资产还债不稀奇,稀奇的是卖到最后,接盘方里出现了被欠工程款的建筑商。这意味着现金已经紧到连工程款都付不出,只能用广场来抵。即便如此,他没有把“保交楼”和“还工程款”的顺序颠倒过来。

王健林说过一句话,万达首先是部队,然后才是公司。部队的规矩是撤退可以,但不能溃散。他确实在撤退,但没有溃散。

02

不服输的代价:两次对赌,两次错过窗口

王健林的悲剧感,不在于他欠了多少钱,而在于他本来有机会不欠这么多。

2017年那场“世纪交易”,是第一个分水岭。万达遭遇海外并购排查,股债双杀,王健林把十三个文旅项目91%的股权以438.44亿元卖给融创,七十七家酒店以199.06亿元卖给富力,一把回笼六百多亿,硬生生把万达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王健林就是中国房地产史上逃顶最漂亮的人之一,债务规模可控,核心万达广场还在手里,完全可以慢慢转型。但他没有停。六十岁出头,离法定退休年龄都还有距离,他盯上了上市。

万达商业2014年在港股上市,首日破发,股价长期贴着发行价。王健林不满意,2016年私有化退市,承诺两年内回A。退市后不久就撞上监管环境变化,回A成为泡影。

2018年,腾讯、苏宁、京东、融创出资三百四十亿接盘老投资人股份,签下新的对赌,上市期限延到2023年,地点也不再局限于A股。这本来是一次体面的台阶。但王健林还是不认,继续拆股、重组、引战,2021年到2023年四次递表,四次失效。

对赌到期,回购义务压顶,他失去了对珠海万达商管的控制权,太盟牵头的新投资人拿走了新达盟60%的股权,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降到40%。

代价不止于此。苏宁、融创、永辉这些当年伸出援手的“战友”,转身变成了讨债人。苏宁要五十多亿回购款,永辉追债超三十六亿,法院立案执行。商场上的“朋友”从来是跟着现金流走的。现金流宽裕时,对赌是杠杆;现金流紧张时,对赌就是绞索。

值得追问的是,2017年已经断过一次臂,为什么没有把“活下来”当作最高目标,而是把“上市”当作必须翻过去的执念?

这背后还是那股军人式的胜负心。逃顶成功但企业规模缩水,在王健林的价值排序里,可能比背着债务继续掌舵更难接受。不服输在战场上可以换来奇迹,在资产负债表上只会放大风险敞口。

03

卖、跑、还:一个七旬老人的现金流保卫战

今天的万达,账面上并不好看。万达商管的有息负债约141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约330亿元,而截至2026年6月底账上可动用的现金只有46亿元。现金短债之间的缺口,不是靠“信心”能填平的。

2026年1月,万达商管发行3.6亿美元债,息票率12.75%,折算下来,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是数十亿量级。以接近13%的成本融资,说明市场对万达信用的定价依然带有显著的风险溢价。好消息是这笔债获得了超额认购,市场没有把门彻底关上。

王健林的应对方式,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卖、跑。

卖,是继续处置资产。八十多座万达广场已经出手,酒店管理公司以约二十五亿卖给同程,快钱金融的股权也在陆续出清。

跑,是亲自跑项目。2026年开年,他出现在贵州罗甸大小井、花江峡谷大桥、安顺古城,随后又到福建泉州考察文旅项目,身形明显消瘦。

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在已经失去首富光环、财富缩水九成之后,还在县城和省界之间奔波找现金流入口,这画面本身比任何公关稿都有说服力。

把王健林和许家印放在一起看,分野不在债务规模。恒大负债2.44万亿,未交付房源超过一百六十万套,许家印在危机前后通过技术性离婚、存单质押等方式切割和腾挪资产,最终在2026年被判无期徒刑。

王健林的债务体量小得多,但资产结构更“重”、更难变现。虽然万达广场有真实租金和清晰产权,可每一座的出售都是漫长的谈判和过户,不像卖住宅项目那样干脆。

即便如此,他没有把预售款挪走,没有把供应商的商票变成废纸,也没有把几十万家庭的房子变成烂尾楼。2020年最困难的时期,他还给商户免掉了几十亿租金。

这不是在给王健林发道德奖章。万达走到今天,根子在他自己的扩张节奏和对赌选择上,怨不得别人。但在房地产这个信用几乎被透支干净的行业里,“不把包袱抛给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

体面退场这个词,说起来轻巧,做起来是每天一睁眼就欠着利息、一座广场一座广场谈买家的漫长消耗。

王健林大概率回不到巅峰了。72岁,1400亿有息负债,现金和短债之间接近两百亿的缺口,任何一条都足以让“重回首富”变成不切实际的叙事。但他还在做一件更基本的事:让万达以一家还在还钱、还在运营、还在发工资的公司的形态存在下去,而不是以一堆判决书和烂尾工地的形态收场。

对一个曾经站在山顶的人来说,这算不上胜利,但算得上一种交代。那句“振兴中华”到底是综艺台词还是真心话,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一个把“欠债还钱”四个字扛到七十二岁的人,至少在用自己的方式,兑现某种比财富更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