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上海一所公办高中的校长又在为一件事发愁。
安排班主任。一轮一轮谈心,一个一个做工作。有的老师推托,有的婉拒,有的沉默。最后,一位老师把一纸精神疾病诊断书拍在了校长桌上,明确表示:身体原因,不再适合这个岗位。
校长沉默了。
这不是段子。上海某区面向在职在岗班主任的问卷调查显示,92%的班主任不愿意继续承担这一任务。超九成。一个岗位,几乎全军覆没式地不想干了。
但真正让我脊背发凉的,不是92%这个数字。是那张诊断书。
一个老师不想当班主任,正常说“我干不动了”,会被怎么理解?不服从安排,缺乏担当,影响考核,评优评先往后排。但如果掏出一张精神类疾病的诊断证明,性质就变了。法律上、制度上,都属于需要照顾的情形。校长再想劝,也开不了口。
病历,成了唯一被承认的、无法反驳的退出理由。
这才是整件事最荒诞的地方。一个老师想退出一个岗位,正常渠道走不通,非得把自己“诊断”成病人才行。那张纸拍下去的时候,拍的哪是诊断书,是一个成年人最后那点体面:我不是不想干,我是真的病了,你总不能逼一个病人吧。
那这个岗位,到底把人逼成了什么样?
北京师范大学一项覆盖24万教师的调查给出了一组数字:班主任每周平均工作65.1小时,是普通任课教师的1.5倍以上。其中每周约12.3小时,花在填表、迎检、打卡、各类“进校园”活动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对全国3261名班主任的调研更细:87.4%的班主任工作清单里包含非教学事务,18.2%的工作时间在处理与学生成长无直接关联的行政指令上。
65小时是什么概念。早晨七点出头到教室,白天上两三个班的课,早自习、课间、午休全在班里盯着。晚上七八点离校是常事。回家备课、批改、出卷子。这还没算家长的电话。有近二十年班主任经验的老师接受采访时说,每天接待一两位家长是常态,仅家校沟通每天一小时起步,遇上情绪激动的,一通电话两三个小时,挂掉之后整个人是空的。
但这些小时里,有多少是真正花在“教育”上的?
上海一位带班主任工作室的老师说得直白:除了备课上课批改,每天要填学生信息统计表、安全排查表、活动报名表,迎接教育、安全、卫生各部门的检查,筹备文化节、运动会、主题班会。“每一项占用时间似乎都不多,但叠加起来,提升教学能力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所剩无几。”
没时间备课,有时间填表。
跟这些时间投入形成对照的,是待遇。全国3261名班主任的调研数据里,59.5%的班主任每月津贴不足400元。个别县域还在执行每月十几块的旧标准。每周多出二三十个小时,全天候在线的家校沟通,换来的是一顿稍微好点的饭钱。
所以92%的人不想干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奇怪的是,岗位还得有人填。谁填?入职五年内的年轻人。资深教师有资历、有话语权,能合理规避。年轻人没底气拒绝。更拧巴的是,职称评定硬性要求班主任经历,逼着年轻人不得不接。接完之后发现,每月津贴几百块,责任却是无限大的:学生假期溺水,班主任挨批;课间磕碰,班主任担责;家长之间闹到报警,班主任调解。有调查显示,78%的教师因为害怕被投诉而放弃对学生的严格管理。
管严了被告,管松了挨骂。一个月几百块,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我写这些,不是想控诉谁。校长也难,他知道老师们累,但他必须把岗位填满。家长也难,他们想要一个能随时回应、永远在线的班主任。老师更难,夹在中间,最后发现唯一能让自己合法退出的话,是“我有病”。
那张诊断书,是一个成年人在一个走不出去的房间里,找到的最后一道门。门上写着:此路通往病床。
一个老师可以累,可以怕,可以说“我干不动了”。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不该先掏出一张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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