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和福建的农村地区,最高大的建筑往往是宗祠。

每到节日的时候,整个家族的人就会聚到一块儿,举行隆重的焚香仪式。

可是,在河北、山东或者河南这些地方,很少能看见规模很大的宗祠。

北方人心里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这种看起来有点旧的习俗,不但在南方留了下来,而且还变得比以前更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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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故事是从 1968 年夏天开始的,地点在厦门同安。

琼头村的林氏宗族跟柄洲村的陈氏宗族,因为滩涂上的“海肥”发生了冲突。

这不只是一场关于一些肥料的争执,而是两大家族围绕着水源和渔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矛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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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很快变得严重起来。两边的人开始修建防御的工事并且挖掘战壕,就连有经验的老兵也出来负责组织训练的工作。

妇女和儿童负责做后勤方面的事,他们还向和自己同姓的邻近村庄去请求帮助。

到了八月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规模比较大的械斗事件,上万个蚝排被砸坏,

海上的运输工作完全停止下来,渔业的生产活动彻底没法进行了。

最后,政府把水停了,也把路封了,用这样的办法强行插手,让两边的人坐下来谈。

有二十一个带头闹事的人,被定了罪,判了刑。

按照统计来看,在那十年里面,浙江、福建、江西还有广东这四个省,一共发生了六百多起宗族之间的械斗,其中有几十起造成了很重的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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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南方的宗族能够一直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

那里山很高,水很长,中原的贵族搬到南方以后,就住在很深的山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

那里的耕地不多,生活的压力很大;一个家庭很难自己活下去,这就让他们不得不团结在一起,去争抢水源、修建梯田以及出海捕鱼。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宗族变成了用来一起生存的合作社。

在过去的时候,因为皇家的权力没有下到县这一级,所以使得族里的规矩比国家的法律更加有用。

那些拥有土地的家庭控制着土地和生产活动;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由于那里的地形很复杂,而且行政方面的花费也很高,

许多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仍然由宗族来指定,这样就保留了宗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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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那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以前的历史当中,因为打仗的事情发生得很多,所以让人口变得分散开来,到处都有人居住。

华北平原这块地方是适合单个的家庭去种地的,并不需要大家紧紧地凑在一起互相配合着干活。

另外,因为在明朝和清朝那个时候,上面推行了军屯以及官庄这样的制度,让中央的政府直接去管粮食的收取工作,

这使得宗族社会原本的基础早就已经散掉了,结果就是北方的农村区域很难再出现那种力量很大的宗族势力。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就有了改变。苏南那边资源分布得比较均匀,集体企业办得好,宗族带来的影响不大。

可是,在温州和闽南这些地方,土地不够用,不少人离开自己的宗族去做生意。

像安踏、特步这类公司,最早都是靠着家里人一起合伙才开起来的。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老板们就出钱修补祠堂,也给民间的老规矩捐些款项,以此来换来长辈们的信任,并得到劳动力方面的支持。

可是随着企业跨过省份变得更大,只靠着亲属关系网络已经不够用了。

在 2008 年以后,因为城市化走得很快,导致很多村庄被拆散并且重新安置。

现在留在村子里的人大多是老年人。编写族谱以及举办祭祖仪式变成了主要的活动,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向那些在城市里工作的同族人筹集款项,用来维持宗族在名义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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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宗族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案子里面,

有人靠着宗族的关系去拉拢村干部来承包项目,甚至还把宗族里的人组织起来,弄成像黑社会那样的团伙,用来压住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

这就说明,要是不加上合适的管束,宗族的权力就会很容易变成伤害社会的工具;

所以一定要按照法律来管它,不能让它随便地变大变乱。

有意思的是,在最近十年上下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的一些村子也开始重新修建祠堂,虽然它们被改叫作“家风堂”或者“纪念堂”。

这些房子大多只是由有名气的家族出钱来建,它们的用处也变成了活动室、办红白事的地方,

或者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在一起聊天、回到家乡的年轻人和亲戚联系感情的地方,而不再是那种管得很严的组织。

要是像神明巡游这样的民俗活动只给宗族成员看,它们的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窄;它们得接纳游客才能继续存在。

虽然宗族的解体让小家庭变得分散,可这也让个人从宗族的约束里走出来,能够真正长成独立的现代公民——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