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杨

另一值得留意之处是:《自由之歌》与《生死之间》都设置了黑人主角旅居、工作于英国的情节,角色和英国白人的交往既受种族因素制约,也存在阶级层面的互动。而《桑德斯的子民》(1935)、《非洲的罗德斯》(Rhodes of Africa,1936)等同类影片里,原住民全部被圈定在非洲本土,影片毫不掩饰地赞颂殖民统治的优越性。选取《自由之歌》、用整章篇幅研讨帝国叙事与英国电影,还有一重关键原因:为本章之后的论述铺垫历史背景,厘清黑人电影人奋起反抗的那套银幕刻板形象究竟源自何处。

从经济层面来看,有观点认为:大约自1875年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扩张浪潮,部分诱因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叠加本土市场消费不足,迫使列强奔赴海外开拓新市场。对非洲殖民地民众而言,殖民入侵彻底打乱了本土族群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欧洲入侵者剥夺了非洲黑人治理本土社会、从本土资源获益的各项权利。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视作一套完整话语体系,包含专属术语、思想范式,以及认知、解读研究对象的思维模式。东方主义从话语、意识形态与修辞层面,为殖民主义的推行扫清了障碍。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殖民主义,都刻意抹杀被统治族群的主体能动性与反抗行为,并构建出一套理论说辞,用以解释这些群体的异质特征。

在部分群体身上——例如女性,以及常被描绘成乌合之众、野蛮群体的底层民众——部分白人也会被贴上“原始”标签,沦为内部他者。许多时候,白人女性的叙事定位与黑人、工人阶级存在相似之处;当然,根据女性自身的阶级身份、异性取向差异,其所处的等级位置也会有所不同。托尔戈夫尼克也指出了这一现象:

西方语境下的原始叙事,始终交织着性别议题。久而久之,那些用于描绘原始族群的刻板表述,也被套用到女性身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全球权力博弈,就此转化为男女之间的性别权力角力。

它是一套认知体系与身份界定方式,始终摇摆于两种状态之间:一边是既定的、早已被固化的认知,一边是需要不断焦虑地反复重申的论调……仿佛亚洲人天生虚伪、非洲人野性纵欲这类无需证明的偏见,在话语叙事里却永远无法真正被证实。

话语之所以会出现摇摆不定的状态,根源在于它试图将本就变动不居的事物强行固化。近代思潮推崇科学主义,热衷于依托经验主义建立系统化分类体系,而这套体系总会遭遇无法被既有概念框架收纳的特例。面对这类情况,人们要么重新划分界定标准,要么干脆无视例外情形,这也解释了为何刻板印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形态多变。

尽管围绕种族差异的各类论述充斥着矛盾,但其中仍存在一套严密的潜意识逻辑:

要让这种刻意丑化、妖魔化他者的叙事逻辑自洽、看似“合理”,就必须在所有领域构建起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系统性的对立划分。时至19世纪中叶,即便是反对奴隶制的群体,也极少去质疑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一旦这类观念流入大众视野,渗透进话语与意识形态之中,在大众认知里便等同于“客观现实”。正如贝尔西所言: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将人的身份处境塑造成固定不变的状态,把人视作既定差异体系中的一环,并将这套体系归为人性与人类经验的本质;同时引导人们将一切行为局限在不断重复的、合乎常规的熟悉模式之内。

埃拉・肖哈特也指出:

20世纪最初十年间,报纸、大众娱乐内容、明信片与连环漫画不断渲染战争的魅力,将其塑造成历练心性、充满趣味的活动。战场远在异域他乡,远离令人倍感压抑的家庭生活。这类形象与幻想和男性气质的建构深度绑定;在种族矛盾频发的社会中,何为男性气质也成为各方博弈的核心场域。究其原因,在种族等级社会里,男性气质不仅依托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关系确立,更带有鲜明的种族属性。

和其他社会建构的概念一样,男性气质的内涵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且因时代与地域而异,只是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19世纪后期,帝国版图不断扩张,殖民统治亟待巩固,社会普遍担忧英国男性体质孱弱。在此背景下,推崇体魄强健、体能出众的男性标准逐渐成为主流。

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理念的盛行,还引发了一场男性气质危机。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男性有责任在精神与信仰层面支撑家庭,勤勉节俭也成为被推崇的行事准则。在资产阶级家庭分工中,妻子在经济上依附于家庭,家庭内部空间归女性所有;而充满艰辛的工业生产与职场领域,则是男性的活动范畴。家庭由此被打上女性化标签,成为女性仅有的权力施展场域。资产阶级所定义的女性特质,局限于居家持家、体弱温婉、情绪外露,而男性气质则与之完全对立。

白人女性(无论中产还是工薪阶层)与黑人群体在此语境下处境相似:二者均被贴上依附他人的标签,其身份价值完全依托于与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对立关系而被定义。19世纪,尽管工薪阶层女性与黑人女性不得不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白人中产女性却被塑造为娇弱纤细的形象,被置于“遥不可及、不可亵渎”的神坛之上。社会一方面神化白人女性的贞洁,一方面推崇勇气、自主行事、独立精神等男性特质,进一步固化了男女气质天生有别的本质主义观念。白人中产女性自身虽也遭受剥削与不公,却也参与维系这套等级秩序,默许并巩固阶级与种族分层,第二章提及的种植园等级体系便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白人女性的身体,凝视与掌控的欲望会受到社会伦理约束;而黑人的劣等地位被制度化之后,人们对非洲女性的躯体便毫无顾忌。正如第二章所述,18至19世纪,黑人女性的身体沦为严苛的科研对象,其裸露的躯体被公开展示,开展这类研究的主体几乎全是白人男性医生与学者。

数年前,常有大批非洲原住民因服役或随巡回演出团来到本地。英国女性成群结队前去围观,场面令人惊骇反感。我曾多次亲眼见到她们谄媚地凑近这些黑人,抚摸、拥抱对方,这般行径简直是英国女性的丑闻与耻辱。倘若放任此种乱象,帝国坚守的白人永久优越于黑人这一核心国策,又该如何维系?

引诱并征服非洲女性,俨然成为征服非洲大陆本身的隐喻。浓烈的情欲象征将女性气质与这片土地的诱惑力深度融合,二者合二为一,被赋予同一种令人难以抗拒、却又暗藏凶险的魅力。

…我试图描摹眼前这番奇伟壮丽的美景,却发觉笔墨难尽其意。即便只是回想此番景象,我依旧心神激荡。两座巍峨的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山体轮廓酷似女子的双乳,山间的云雾与暗影时而幻化出一名侧卧女子的模样,她蒙着薄纱,仿佛在沉睡中透着神秘。山峦自平原缓缓隆起,远看轮廓圆润柔和;每座山峰顶端都覆着一片巨大的雪丘,形态恰似女性的乳头。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白人主人公兼叙述者夸特梅因,在追忆这片原野的壮美景致时坦言,自己仿佛重回前符号化的无语言境界,即便只是回想此番景象,也会陷入失语、无力的状态。

女性的乳房是性别差异与母性最直观的符号,仅仅目睹这一意象,白人男性便心生颓弱,且这份情绪又借由非洲这片土地被放大,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殖民者将内心的种种焦虑,转嫁到了非洲大地与黑人女性身上。倘若白人男性对白人女性的恐惧,源于对方会勾起自己难以克制的情欲,那么非洲女性在刻板叙事中素来被贴上性欲过剩的标签,再加上外貌特征注定其与白人存在本质、永久的区别,由性别差异引发的焦虑便会进一步加剧。

纵观历史,“黑人纵欲”这一论调,始终与形形色色所谓的“身体构造异于常人”的说辞捆绑在一起,并被后者当作“佐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是否有实证能够证实或驳斥这类偏见都已无关紧要。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类观念过去被视作言之有理,如今依旧根深蒂固,或明或暗地流传,还频频沦为低俗笑料。

非洲女性成为一面对照镜,让欧洲白人男性得以构建自我形象——勇敢果敢、行动力强、独立自主、掌控一切、精力充沛。但非洲女性也构成了对这种英雄形象的双重否定:她们既非男性,也非白人。

非洲大地被赋予女性意象、打上情欲标签,它(她)静静横陈,袒露原始的魅力,仿佛任由他人侵入与征服。在这样的想象中,白人男性的潜意识肆意幻想:去占有、去融合这个既令人着迷、又被视作禁忌的欲望客体。但这份欲望之中暗藏恐惧,因此人们不得不对此加以否认。

在当时的视角里,黑人女性虽不属于男性,却也不被视作和白人女性同等意义上的“女性”。自奴隶制时代起,非洲女性就被置于一种矛盾的定位:一方面,她们具备女性的特征——被情欲化、承担生育职能、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她们又被认定为“非正统女性”:不够纯粹、缺乏柔媚、毫无柔弱之感,反而被刻画成体格强健、深谙情欲、来者不拒的形象。

由此,白人(中产)女性与黑人女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隐性对立,也催生了第二章所论述的殖民体系下错综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

这种认知,也让白人男性在真实的殖民探险与虚构的帝国叙事中陷入诸多困境。在“黑人低人一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远赴非洲的白人男性绝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存在跨种族的两性关系。

杰弗里・理查兹在解读埃德加・华莱士的小说《桑德斯的子民》及其同名主角时写道:

不出意料,桑德斯始终坚决反对跨种族通婚。接连数名年轻军官爱上了美丽的姆利诺,桑德斯便将他们遣送回国,并直言:“这类荒唐勾当在比属刚果、多哥或许司空见惯,但在这片蛮荒之地,绝不容许发生。”

扬・穆罕默德指出,当欧洲人面对自己眼中深不可测、全然陌生的他者时,会面临两种选择。理论上来讲:

人们最初试图通过认同他者来确立自我身份,而这一心理动因,最终反而推动了“将对方彻底划为异类”的认知形成。因此,否定、贬低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等同于否定与消解自我。

情欲元素之所以被刻意压制,部分原因在于:

由此可见,这类叙事对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采取彻底回避的态度。白人女性缺席、同性恋情讳莫如深、跨种族异性关系更是被视作禁区。在此背景下,白人男性主角别无选择,只能约束情欲表达、将欲望加以升华。

在肯尼亚与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当地白人人口数量可观,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影院观影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影片审查标准也会根据目标观众是黑人还是白人区别制定。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境内虽已有不少黑人定居,但在30年代的影视叙事中,“他者”在地理空间上几乎永远存在于异域他乡。《所罗门王宝藏》(1937)、《金鼓雷鸣》(1938)、《四片羽毛》(1939)等冒险片皆是如此。在当时的认知里,非洲仍被视作停留在史前阶段,非洲族群也被贴上未开化的标签。

欧洲男性看待非洲部落的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时,便典型体现了这种借谈论他者来言说自我的叙事逻辑。他们将这类家庭制度解读为黑人纵欲无度的佐证,并认为这种特质既需要被规训,也可以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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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桑德斯的子民》(1935)至今仍能印证:多配偶制在西方视角下,被当成黑人男性性欲旺盛的体现,白人对此既心存忌惮,又暗自艳羡。片中,由莱斯利・班克斯饰演的“强壮又睿智的桑迪”,出面劝退十位想要嫁给博桑博的非洲年轻女子。博桑博由保罗・罗伯逊扮演,身着极具动物纹样风格的腰布。桑迪谎称博桑博已经娶了五位年长的妻子,且她们个个身强体健。事实上博桑博并无妻室,桑迪此举实则是主动管控这位他格外器重的土著(一名刑满释放者)的繁衍可能,向其灌输一夫一妻的异性婚恋观念。

桑德・L・吉尔曼提出,所谓“白人的负担”,本质上是对自身情欲的约束与管控。这一观点用来解读桑迪这类孤身履职的英国地区行政官与殖民长官尤为贴切。他们“如同仁厚的大家长,管辖着成千上万的部落民众,身边仅有少量土著士兵护卫,周遭方圆三周路程之内再无其他白人”。

杰弗里・理查兹认为,这种主仆等级秩序,根源同样来自英国公学体系:

最重要的是,殖民帝国体系里的所有关系——主仆、官兵、殖民官员与土著民众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套用英国公学里校长与学生的相处模式来解读。

校长-学生关系与殖民官员-土著民众关系存在本质区别:在师生关系中,尽管校长当下手握更高权力与权威,但学生未来仍有机会取得与之相当、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殖民体系下的主从关系绝非如此。在殖民话语体系里,即便其他状况不断变化,即便土著奋起反抗压迫,支配与被支配的阶级秩序在观念层面始终根深蒂固。

杰弗里・理查兹精准概括了沃恩所剖析的帝国主义立场,既包括影片中的形象塑造,也涵盖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

这套说辞是殖民话语中典型的现实颠倒:英国的殖民政策永远被洗白,法国、比利时等其他国家的殖民行径,则被贴上剥削、残暴的标签。事实上,英国的殖民统治扰乱并摧毁了非洲本土的农业生产、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还致使大批本土精英流离失所。可当时的舆论却宣称,若没有英国人仁慈的介入,非洲便永远无法发展进步。

如果认为英国的殖民霸权行径始终一帆风顺,或是将非洲黑人的反抗活动全都局限在非洲大陆内部,那便是一种误导。20世纪30年代,英国境内的黑人数量依旧不多,但已有不少黑人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他们认为,争取英国本土黑人平等权利,与反抗殖民统治的诉求密不可分。这类行动催生出多个反殖民、反种族主义组织。

泛非思潮日渐兴起,同时,越来越多人认为白人不应介入这场抗争。人们意识到,联结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裔族群,才是开展反压迫运动最有效的方式。芭芭拉・布什指出:

保罗・罗伯逊是一个形象复杂的人物,在黑人和白人观众眼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他尽其所能,在电影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中挑战种族优越论。他谈吐不凡、聪慧机敏,一方面契合了当时社会对黑人男性的固有定位——艺人与体育明星;另一方面,身为非裔美国人,这一身份也让他在英国拥有独特优势。

在英国电影中,制片方往往更青睐非裔美国演员,而非本土黑人演员,这一现象延续至今。这背后暗含一种心态:来自“异乡”的黑人他者更具异域色彩,而本土黑人则很难被赋予这种猎奇标签。

保罗・罗伯逊与同样旅居英国的非裔美国歌手伊丽莎白・韦尔奇联袂主演了影片《自由之歌》(1936)。影片开场镜头里,大批非洲“土著”奔走喧闹,神态粗野、颇具威胁感;但由于镜头视角设定为众人背对镜头四散奔逃,这种压迫感被大幅削弱。观众随即代入探险者的视角,一同去探寻充满异域色彩的非洲。

这段描述流露出对女性掌权与母系制度的排斥。绝大多数以非洲为背景的影片,都极少塑造拥有独立主权的女性角色,因此这一细节尤为值得关注。不过,若将津加女王视作强势女性形象,则忽略了影片对该角色的丑化,以及“冷酷暴君”这一标签所带有的施虐暗示。

影片中的津加女王面容扭曲、头发蓬乱,浑身涂满油脂,仿佛终日大汗淋漓。她身披兽皮,佩戴贝壳与珠饰,身旁处处充斥着原始符号:极具刻板风格的非洲部落雕像,还有两名身形与雕像融为一体的男子。

面对这位暴戾、行事非理性的女性统治者,身边的男性彻底沦为无意义的符号。他们姿态木然、神情被动,站立的姿势与持盾的模样都效仿着身旁的雕像。这段情节将性别差异与种族差异交织在一起,明显迎合了白人父权观念:影片刻意塑造出掌权女性狂妄偏执、精神失常的形象,暗示女性掌权有违天性。权力会磨灭女性的柔美特质——影片起初甚至模糊了津加的性别特征;而在母权统治下的男性,则丧失尊严与独立行事的能力。

影片开篇便塑造出一位疯狂、残暴、原始落后的非洲女性,与银幕上主流的白人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立。对比津加的外貌与举止,影片引导白人男性观众产生优越感,自认拥有理性与智慧,且白人女性更具优雅魅力。而津加被刻意塑造成原始野蛮的形象,也使得白人女性观众无法对其产生认同。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影片角色与情节产生影视认同,这一过程实则十分复杂。埃利斯指出,观众的自我认同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所谓的完整统一不过是一种幻象。我们不能断言黑人观众只会、或必然认同黑人角色,但可以确定的是,黑人观众观看这类影片时,会因所处环境不同,产生各式各样的情绪。

法农认为,在影视形象的塑造下:

黑人不过是白人手中的玩物……我每次走进影院,总能在银幕上看见自己。我在等待那个“我”。影片开场前的间隙里,我仍在等待。影院里的众人注视着我、打量着我,也在等待银幕上的那个我。

他继而沉痛地剖析,黑人观众观看此类影像时,常会陷入窘迫难堪的境地,并滋生内化的自我憎恶——他们被导演的镜头凝视、也被白人观众的目光所桎梏。法农还明确提出,观影场景不同,《泰山》这类影片对黑人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在西印度群岛,当地黑人青年会下意识地站在泰山一边,与银幕上的黑人角色对立。可若是身处欧洲影院,情况便全然不同:全场白人观众会自然而然地将他与银幕上的野人归为一类。

在《自由之歌》中,保罗・罗伯逊所饰演的角色近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经典原型。影片着重展现了他身为歌手的人气,还将他的歌唱天赋塑造成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不断强化一种刻板印象:所有黑人都无需训练、天生能歌善舞。这种所谓的“天赋”,最终沦为界定其种族身份、凸显种族差异的核心标签。

主角约翰・津加(保罗・罗伯逊饰)既是天赋异禀的歌手,也是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影片设定他拥有王室血统,因此不像普通黑人男性那样被塑造成懒散、不可靠的形象。这份王室血脉似乎也被用来解释他身上的坚韧:尽管他诞生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自幼沦为奴隶(影片甚至刻意淡化了奴隶生活的苦难),津加最终仍辗转来到了英国。

这部影片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约翰・津加在阶层立场上,始终与一同劳作的码头工人站在一起。影片勾勒出一幅略带乌托邦色彩的图景:在当时的英国,种族矛盾仿佛不复存在,但阶级隔阂却根深蒂固、被视作天经地义。

然而种族议题仍在潜意识层面悄然侵入这片看似和睦的场景。譬如,津加的贵族身份与王室血统,仅能让他与白人劳工平起平坐,却无法让他跻身英国中上阶层、享有同等特权。他得以接触英国上流社会,依靠的是嗓音而非出身,且这份机缘也被严格限定。

非裔美国电影史学家唐纳德・博格尔评价,约翰・津加与露丝・津加二人过着刻意拘谨的居家生活,“两人身上正派得体的气质与中产做派,美好得近乎不真实”。露丝身着方格布连衣裙,造型设计力求低调,尽量避免视觉上的突兀。不过二人的社会身份实则属于安分守己、一心向上的工人阶级,而非中产阶级。

约翰・津加一心向往前往非洲,尽管他对自己的祖籍一无所知,影片却将这份渴望设定为与生俱来的本能。理查德・戴尔认为,罗伯逊所塑造角色的这一特质在他其他影片中也有所体现,这或许折射出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种无意识的情感流露。笔者认为,这其中也夹杂着白人(有时是下意识的)心态:他们乐见非洲族群回归所谓的“原生故土”——也就是非洲。影片刻意凸显黑人在英国社会中的疏离感与局促不安,以此强调他们在此地始终格格不入。

博格尔的著作偏向百科全书式综述,因此他对《自由之歌》的简短评述未能深入展开,也无力解读影片中诸多耐人寻味且充满矛盾的细节。例如在影片首个居家场景里,约翰・津加痴痴凝望着一张描绘非洲风光的海报。海报贴在壁炉上方这一核心位置,壁炉本就象征着家、温暖与归宿,因此它同时成为观众、露丝以及津加本人目光的焦点。海报上的宣传语写着:“奔赴阳光之地!南非圣诞与新年之旅”,海报旁还摆放着一尊随处可见的经典非洲人像雕塑。

约翰・津加这番话直白道出:黑人生活在英国本就是一种“违和状态”。他还以白人旅客不愿背井离乡为例,印证了“人理应与同族相伴”的固有观念。在影片的叙事逻辑里,无论当地白人社会多么友善和善,跨越种族界限的相处终究难以真正相融。

影片并未交代津加为何一心想去南非。这张旅行海报若是出现在英国白人工人家庭中倒十分合理——对他们而言,南非意味着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而海报出现在津加家中,或许意在体现他对当地生活的融入程度。此外,这也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认知里,南非的社会体制被视作适合黑人生存劳作的环境。早在20世纪30年代,南非就已建立起黑白族群身份泾渭分明、等级划分僵化固化的秩序体系,并辅以相应法律加以维系。

影片并未交代露丝为何身处英国,这一点本身并无明显漏洞。但对比影片对约翰身世细致入微的刻画,露丝的来历就显得格外突兀。露丝这一角色存在的核心意义,便是为男主角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撑,以此衬托男主角的男性气质。同时,二人专一的异性伴侣关系,也消解了外界对黑人男性性魅力的猜忌。影片始终没有安排露丝生育子嗣,也就回避了白人社会最为忌惮的一点——黑人后代的诞生。

约翰・津加演唱了一首带有灵歌风格的《梦之河》。这个歌名颇具深意:一方面,它暗喻梦境与幻想中流露的潜意识;另一方面,流水的意象象征着回归故土、重回母体。片中设定他开唱的缘由,是为了安抚哭闹的孩童。演唱镜头交替切换:一位金发女子温柔注视着摇篮里的婴儿,画面随即切至一对黑人夫妇,望着挤在同一张小床上熟睡的三个孩子。

这一组镜头有两处值得解读。其一,依旧沿用黑白对比的叙事手法:三个孩子挤在狭小的单人床上,刻意渲染出黑人族群生育率过高的刻板印象。其二,这个黑人家庭,是影片码头街区里为数不多体现黑人社群的镜头。这一点十分反常,因为在白人导演的影视作品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群体才开始被持续塑造为拥有稳定社群关系的形象。除了约翰登台表演的桥段,津加夫妇抵达非洲后,银幕上才再度出现其他黑人角色,而这些黑人在地位上,又低于已经欧化的黑人族群。

津加获选担任轻歌剧《黑人帝王》的主角后,露丝也换上了符合体面人士妻子身份的装束。首映当晚,她身着一袭飘逸白裙,裙摆配有翼状装饰。白色衣裙与她的肤色形成鲜明视觉反差——即便她的肤色比保罗・罗伯逊浅,这种对比效果依旧突出。这身装扮意在塑造她“安分守己”的黑人女性形象,彻底区别于外界眼中情欲外放、野性神秘的异域黑人女性符号。

露丝成为一个关键的过渡形象:一边是影片中刻画单薄、符合主流标准的白人女性气质;另一边则是两种被主流排斥的女性形象——影片开篇登场的津加王后所代表的典型黑人女性,以及“真实非洲”和歌剧舞台上身着原始服饰的本土女性。

巫医曼丁戈恪守原始习俗、笃信迷信,进一步强化了非洲大陆尚未开化的原始特质。他所举行的隐秘仪式,严禁女性窥探。在父权传统的规则里,女性的此番举动等同于背叛,必须接受惩罚。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将“窥视禁忌”定为罪状。因为拥有凝视的权利,就等同于掌握权力。这一情节原型可追溯至《圣经》中含受诅咒的故事:含窥见醉酒赤身的父亲,上帝便降下诅咒,令其后代世代沦为黑人。

颇具象征意味的是,露丝最终被投入蛇窟受刑,而蛇本身带有强烈的男性生殖器隐喻。危急关头,约翰既没有出言哀求救人,也没有亲自出手营救。他转而唱起卡桑加王室世代相传的歌谣,打动了一众要求处死露丝的原住民。正如这首歌此前能安抚哭闹的孩童一般,此刻它也抚平了原住民心中的暴戾。

这套叙事手法塑造出一个沦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非洲形象,而这也正是津加在故事里的人生轨迹。

露丝与约翰跟随多诺泽蒂前往酒店排练时,二人穿着“不合时宜”的服饰,约翰还对门口侍者恭敬地称呼“先生”。此时此刻,二人既是跨越阶层、也是跨越种族的闯入者,言行举止处处彰显出身份差异,不断触碰着社会划定的边界。多诺泽蒂开始着手改造津加,试图将他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这般行径,恰似伪善的奴隶主管教桀骜的奴隶,也如同萧伯纳剧作《卖花女》中,亨利・希金斯教授改造伊莉莎・杜利特尔。

后续情节中,约翰・津加一步步在演艺界站稳脚跟,他唱起歌词:“踏过层层石阶,我终将渡河,抵达彼岸。”影片再次借用渡河这一意象,借歌声流露他重返非洲的心愿,而此时的他尚且不知自己拥有王族血统。这段歌词也暗示,他已然打破阶层与种族的壁垒,得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接纳。

在歌剧最后一幕,由津加饰演的帝王走向死亡。这一幕仿佛象征着:身为普通工人的黑人约翰・津加就此“死去”,一个融入白人资产阶级圈层、重拾王族身份的全新津加得以“重生”。

当约翰・津加坦言自己不善言辞时,观众便能领会:即便接受过系统的教养与训练,他骨子里依旧是不善表达的黑人。唯有凭借高雅的歌唱技艺,他低微的身份才得以被正视。他可以放声歌唱自由,却从未用语言道出黑人群体争取自主与解放的心声。

影片再次刻意放大差异:白人学者拥有缜密的思维与理性认知,而黑人则仅受本能与情感驱使。此处也能看出身心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年迈体弱的人类学家安静端坐,旁观眼前的舞台表演;体格健硕的津加则在台上尽情演绎角色。

这位手握权威、以白人长者自居的柯里,向津加描述了他故土的模样:蛮荒落后、迷信盛行,民众饱受疾病与贫困折磨。影片开篇的画面,更是着重渲染出这片土地停滞不前、与世隔绝的状态。

为进一步强化非洲亘古不变、保留原始本性的印象,影片采用了与开篇完全一致的镜头画面,来呈现约翰与露丝抵达卡桑加岛的场景。二人身着经典的殖民地狩猎装、头戴遮阳盔,乘着船只登岛;岛上的传音鼓声声响起,通报着来客的到访。

约翰・津加因王室血统,在族人之中地位尊贵。而他身形远高于部落其他人、体格也更为健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权力与身份的层级关系。影片多处运用视觉镜头,刻意突出津加(饰演者保罗・罗伯逊)的高大外形,这便是其中一处典型设计。

约翰与露丝的行程离不开旁人照料,于是二人带上了由罗伯特・亚当斯饰演的黑人仆人。该角色的种种滑稽举止,完全沿袭了影视中丑化黑人的刻板喜剧形象传统。

在约翰眼中,当地的一切都原始落后,但露丝劝他留下来帮助族人——这便是他与生俱来的使命。这些人与他血脉相连、同属一族,露丝认为“境况越是艰难,你就越该伸出援手”,足见她心态上的转变。正如博格尔所言,无论行事方式还是思想立场,津加本质上都只是殖民体系的执行者。

最终,约翰的正统国王身份得到众人认可,曼丁戈的独裁统治也随之终结。影片借此传达一种观念:即便是原始族群,也能辨识出世袭的王权。约翰与露丝重返欧洲举办告别演出,演出所得将用于修建医院等设施,帮扶他的子民。

遗憾的是,尽管影片试图营造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和睦共处的温馨画面,却终究流于刻意煽情的桥段,也并未对种族压迫与性别压迫做出任何政治层面的反思。

《自由之歌》虽冠以彰显解放的片名,实则将阶级隔阂与种族差异视作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定数。津加最终必须回归故土、回到族人身边,这被定义为血脉赋予的宿命。由此可见,这部影片非但没有质疑种族固化论与世袭制度,反而对其予以了认同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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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再度塑造了愚昧、原始的非洲原住民形象:一名心机深重的巫医阻挠村民接受白人女医生芒罗(菲莉丝・卡尔弗特饰)开具的药物。和《自由之歌》的叙事逻辑一致,影片将巫医的主要恶行归结为抵制欧洲价值观、排斥白人进驻非洲。影片并未解释这片原始部落不愿搬离疫病疫区的缘由,在镜头下,这群原住民只有本能行动,毫无独立思考能力。这恰恰印证了欧洲白人的固有偏见:原始族群不具备理性思维与行事动机。

与孩童般愚昧的非洲人形成反差的,是地区行政官兰德尔(埃里克・波特曼饰)这一经典形象,他是欧洲男性理性的化身,竭力劝说基森加的族人利图部落搬离采采蝇肆虐的区域。当部落民众受巫医影响拒绝使用西药时,影片便将此视作他们丧失理性的证据,并借此否定其独立自主的人格。这套为殖民统治正名的逻辑,与本书第二章提及的十八、十九世纪殖民论调如出一辙。

在《桑德斯的子民》(1935)、《自由之歌》(1936)、《生死之间》(1947)与《辛巴》(1955)这些影片里,唯有安分守己或是彻底欧化的非洲人,才被赋予个体人格,而这份所谓的“自主”也被严格划定了边界。

彼时大英帝国的衰落已成定局,《生死之间》仍刻意重塑并维系“英国殖民统治仁慈爱民”的神话,看得出来,这已是一番乏力的挣扎。不过影片中有一处细节值得探讨:菲莉丝・卡尔弗特饰演的女医生。镜头里,她面对黑人时,厌恶与疏离之感几乎扑面而来。她周身始终透着紧绷的情绪,言谈举止、与其他演员的互动状态皆是如此。她刻意回避与基森加对视,有时甚至视若无睹,说话、目光径直越过对方。即便在狭窄通道擦肩而过,她也会刻意保持距离,杜绝任何肢体接触。

我们无从判断,这种神态举止究竟是角色设定使然,还是演员自身状态的流露。这份过度紧绷的表现,或许源于影片对情欲表达的压抑。在那个年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跨种族恋情是绝对的禁忌,社会偏见远比当下更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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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不再将巫医塑造成核心反派,转而把矛头直指茅茅运动,并放大了相关负面刻画。作为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末期的一部殖民冒险题材影片,该片并未涉及旅居英国的黑人群体,本质上流露着殖民者对帝国行将崩塌的恐慌,以及对白人至上理念的固守。

为了给持续的经济剥削、监视管控与强权统治正名,殖民话语刻意将他者塑造刻画成心智幼稚、纵欲放荡的野蛮人形象。霍米・巴巴指出,这类标签本身充满扭曲的矛盾性:

将食人的标签强加于异族他者,一方面为“教化野蛮人”提供借口,印证欧洲白人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心理屏障,掩盖殖民者心知肚明的真相:真正奉行掠夺、如同食人般行事的,恰恰是白人压迫者。食人行为同时也成为解读殖民剥削的经典隐喻,第五章分析1969年影片《最后的莱奥》时,将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在这些不断复刻的殖民叙事套路中,还潜藏着殖民者对“被黑暗吞噬”的深层恐惧,具体表现为害怕被异族吞没、同化。为了维持自身的“主宰”地位,先发制人抵御内心惧怕的报复,殖民者不断实施各类暴行,包括暴力侵占、种族屠杀等。

1935年的《桑德斯的子民》、1936年的《自由之歌》与1946年的《生死之间》,都直白地宣扬英国殖民是一场教化世界的使命,也暴露了殖民幻想与后殖民幻想中根深蒂固的自我陶醉。影片里的白人男性主角形象完整、统一、人格稳固,而黑人他者如同镜像,时刻威胁着这份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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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巴》上映五年前,巴兹尔・迪尔登执导的《伦敦码头区》问世。这部影片标志着殖民冒险题材的重要转向:片中黑人男性角色与非洲不再产生直接关联。他常年随船出海、远离伦敦,但他在伦敦的存在并未被刻画得格格不入。不过影片刻意安排他追求白人女性的尝试屡屡受挫,以此规避社会争议。

1936年《自由之歌》、1939年《骄傲的山谷》与1946年《生死之间》中的黑人角色虽身处英国,却并未被视作威胁:这些角色最终都不会在当地定居、繁衍。除加的夫、布里斯托尔、利物浦等少数成熟聚居区外,散居各地的黑人人数被认为微不足道。面对叙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影片惯用的解决方式就是消除矛盾源头:三部作品里的非洲男性主角,最终要么离世,要么被遣返回原籍。而身处非洲大陆的原住民则更“易于管控”,一名干练的地区行政官,再配合顺从的土著酋长,便可掌控整片区域。

“种族问题”一词原本主要指向南非与美国的种族冲突,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黑人在英国各地定居,这个词汇被赋予全新内涵。以往被刻意回避的跨种族情欲议题,也逐渐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焦点。下一章将结合影片的创作与传播背景,分析解读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相关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