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四十,我家小卖部的监控探头正对着收银台。那时候我刚把两箱可乐码上货架,手机响了,是外卖员的电话,让我出去拿一下他找不开的零钱。我就背过身去,走了三步,前后不到十秒。
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儿子从收银台底下钻了出来——但后来反复看监控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在收银台底下。他早就蹲在冰柜旁边的零食架后面了,那是我当初怕他撞到货架角,特意留出来的一块空地。
他蹲在那里,已经蹲了好一会儿。
我后来复盘,那天下午四点多他就开始不对劲了。他在收银台旁边转来转去,一会儿摸摸他爸放在台子上的钥匙,一会儿又踮脚去够货架上的跳跳糖。
当时我正在算当天的账,没怎么理他。他就蹲下来,用手指头在瓷砖地上画圈,嘴里一直哼哼唧唧地唱那首歌——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
那个调子,从下午不断重复,我已经听麻木了。他唱累了就换个姿势,把脸贴在货架玻璃上,眼睛盯着最上面那一层的彩虹糖罐子,一眨不眨。
盯一会儿,又自己说服自己似地把头扭开。我看了一眼,那个彩虹糖罐子是上周进货的,他爸说要留着当镇店的东西摆着,不让拆。
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没说要,但那个眼神我从出生看到现在,太熟悉了。
我接完外卖员的电话回来,手里的塑料袋刚要往柜台上一搁,就看到他已经站起来了,就站在购物篮旁边,两只手从背后伸过来,一下抱住了我搁在椅子上的外套。
我愣住了:“你干什么?”
他并住脚,没有马上说话。他慢慢把外套翻过来,翻到口袋那一侧,用小拇指头挑着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他把那五块钱举起来,递到我面前,说:“妈妈,我想买那个瓶子里的彩虹糖。”
我说:“那个不卖。”
他说:“上面有价格呀。”
我凑过去看,罐子顶上贴了价签,5块。是他爸上周顺手上网买的标签机打出来的,圆角白底,他怎么认得那么多字我不清楚,但他记住了那个数字。
我说:“那个是装饰品,不卖掉。”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罐子,没说话。他把那五块钱折好,很工整地塞回外套口袋里,然后把拉链拉上,拍了拍,放在椅子上。
我以为这就完了。现在想来,那只是他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半小时后,他爸在门口修灯泡,我在里屋接了个电话,就听见外面他爸喊了一声:“哎,你小子干嘛呢?”
我走出来的时候,他正站在门口台阶上,一只脚踩着拖鞋,一只脚光着踩在门垫上,一手攥着那罐彩虹糖,另一只手已经拧开了盖子,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糖。
他爸在旁边哈哈大笑,说:“这孩子,速度真快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从我背后绕过去就够到了。”
我气不过,想着去追,他拔腿就跑,跑到对面的花坛边上,蹲在那儿,把糖嚼得嘎嘣响。我走过去,他抬起头来看我,脸鼓得像仓鼠。他伸出一根手指头,说:“妈妈,给你一颗。”
我伸手接过来,他选了一颗蓝色的给我,那是这一罐里他最不喜欢的颜色。他把剩下的全倒进自己口袋里,把空罐子递给我,说:“还给你。”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爸坐在桌边又讲了一遍他“偷糖”的事儿,挺得意。我婆婆在旁边听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他“长了双眼皮就是不一样,灵光”。我公公则板着脸,说这孩子手太快,得防着点。
但我儿子好像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坐在他自己的小椅子上,用勺子舀饭,一口一口地吃,安静得反常。他给自己夹了块红烧肉,嚼完咽下去,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表哥上次来,拿了三颗,没付钱。”
桌上安静了一瞬。
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六我侄子来过,确实从他柜台上抓了一把糖走,我说了一句“这孩子,又不给钱”,也没真计较。但我儿子记住了。他在桌上把那件事还回来了,用他自己的方式。
他爸笑了:“你看,咱儿子有心眼儿。”
我放下碗,看着他。他低着头,用小勺子扒拉米饭,嘴角还沾着一点红烧肉的酱汁。他没有看我,但我看到他小拇指头在桌子底下,一个一个地掐着指节,算着数。他那么好动、那么咋咋呼呼的人,坐下之后安静得像个大人。
是了,我想起来了。那天下午,他绕着收银台转了很多圈,不是无理取闹,他在观察。他记住了我放外套的位置,记住了价签上的数字,记住了他爸装灯泡时要蹲在椅子上背过身去三分钟,记住了我接外卖电话时眼睛会离开柜台。他把这些全部记下来,然后在最合适的那十秒钟里,全都用上了。
他爸还在讲“这孩子胆子真大”,我婆婆在那边接话说“以后别让他一个人进超市”,只有我公公,端着酒杯,看了我儿子一眼,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这小子,以后要么治得住钱,要么栽在钱上。”
我儿子抬头看了他爷爷一眼,没说话。他又低头,舀了一口汤喝,喝完之后他忽然说:“爷爷,你上次说了,只要我在幼儿园拿到了三朵小红花,你就带我去买玩具。”
他爷爷愣了一下,说:“你拿到了?”
他放下勺子,把袖子撸上去,露出小臂——手臂上画了一朵花,歪歪扭扭的,是用圆珠笔画的。他说:“老师说我今天午睡表现好,给我画了一朵。还有两朵,明天拿到。”
我公公笑了,笑完又欲言又止。他摸了摸孩子的头,说:“行,爷爷说话算话。”
那天晚上我给他洗澡,他坐在澡盆里,浑身泡沫,还在那儿唱“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拿浴巾把他包起来的时候,他忽然搂住我的脖子,说:“妈妈,我今天其实不是非要吃那个糖。”
我说:“那你还去拿?”
他说:“我就是想试试,看行不行。”
我给他擦头发的手停了一下。我说:“试什么?”
他说:“试一下我能不能拿到。拿到了,就说明我可以。”
他没有说“可以”什么。但我听懂了。他那天蹲在零食架后面将近四十分钟,不是因为非要吃那罐糖,他是在跟自己打一个赌——赌他自己能不能在我没有留意他的十秒钟里,把一件他想要的事情做成。
他现在才五岁。五岁半。
后来我关店之前,把那罐彩虹糖重新摆回架子上。他爸说:“下次给他买点零食放柜台上,省得他惦记。”
我看着我儿子,他已经在里屋的小床上睡着了,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手还攥着白天那朵画在手臂上的圆珠笔花。
我把我自己的那件外套从椅子上拿起来,准备挂好。口袋里还装着那张他塞回去的五块钱,叠得整整齐齐。
我没有把那五块钱放回零钱盒里。我把它夹在了他的存钱罐里。那是他这辈子自己挣到的第一笔钱——不,应该说,是他用自己本事争取到的第一样东西。
那天晚上他爸问我要不要跟他好好念叨念叨这事的对错,我说不念叨了。他心里那个赌已经赢了,我要做的不是去纠正一场已经结束的游戏,而是让他知道——下次有人从他手里拿三颗糖不付钱,他该说的不只是“你还没付钱”。
他该把彩虹糖的盖子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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