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世如阅卷,下笔有锦书
在这里,听见中国走向世界的号角加油
2026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举行。环顾会场,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乃至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悉数到场。
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自诩为“未来超级大国”的印度,却依然只能在门外徘徊,连个正式成员的身份都没混上。
印度现任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的一场活动中,罕见公开坦言:印度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路线上出现了战略误判,彻底错失了发展良机。
要知道,印度政客向来以自信著称,能让一国外长当众承认“国家走错了路”,这在印度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极其罕见。
那么,印度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仅在经济体量上被中国彻底甩开,甚至连APEC的门槛都跨不进去?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印度好歹也是个大体量经济体,APEC为什么就是不带它玩?早在1991年前后,印度就曾满怀期待地提交过加入APEC的申请,结果被无情拒绝。
当时官方给出的表面理由很冠冕堂皇:APEC的成员都是“环太平洋经济体”,你印度是个印度洋国家,地理位置不符合标准。
但稍微动点脑子就知道,地理位置从来都不是国际组织不可逾越的鸿沟。印度被拒之门外的核心门槛,根本不是什么太平洋海水洗不到印度的海岸线,而是严重的“信任缺失”。
APEC这个组织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运行机制——基于自愿、非约束性和协商一致原则,实行一票否决制。这意味着,任何一项决议,只要有一个成员国不同意,就无法通过。
这就触及到了现有成员国的核心痛点: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做生意、降关税、促合作的。如果把印度拉进来,它能带来多大的新增市场还是个未知数,但它“掀桌子”的能力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在国际合作中,印度有着极其丰富的“毁约”和“重新审查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黑历史。
现有成员国非常担忧,一旦让印度带着“一票否决权”进入APEC,这个原本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平台,极有可能因为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复无常,彻底沦为一个扯皮、瘫痪的僵尸组织。
说得直白点:大家不想招进来一个不仅不帮忙把蛋糕做大,反而天天在切蛋糕时要求重新制定规则的“刺头”。
苏杰生在反思时,将时间节点拨回了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时期。这也是中印两国实力对比中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切面。
1988年,中印两国是什么身位?基本持平。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123亿美元,印度为2966亿美元。大家都是3000亿美元级别的穷兄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然而到了今天,也就是2026年,情况变成了什么样?中国GDP已经超过19万亿美元,而印度还在接近4万亿美元的关口挣扎。
短短不到40年,两国的经济差距从几乎持平,被硬生生拉大到了5倍左右。
在决定国家硬实力的制造业领域,对比更是惨烈: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而印度仅占可怜的3%。印度到底错过了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正值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黄金窗口期。亚洲四小龙和中国都死死抓住了这个风口,通过承接低端制造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腾飞。
而印度呢?1991年印度确实因为外汇危机被迫打开了国门,进行了改革。但令人窒息的操作是,印度直接跳过了“工业化”这个苦活累活,把发展重心转向了软件外包、金融、医疗和旅游等服务业。
在当时的印度精英看来,这叫“弯道超车”——既然搞工厂那么麻烦,我们直接搞高端的IT和服务业不就行了?
但这恰恰是印度最大的战略误判。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外包和金融,根本无法吸纳庞大的底层劳动力。
写代码、做金融需要的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精英,而印度拥有的是数以亿计只受过基础教育(甚至没受过教育)的年轻劳动力。
结果就是,印度的少数精英在班加罗尔的写字楼里拿着高薪,而庞大的人口红利不仅没有转化为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反而成了游荡在街头的失业大军,极大地加剧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和贫富分化。
到了2014年,莫迪政府终于意识到了没有制造业的严重性,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印度制造”倡议,并立下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
现在12年过去了,成绩如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的制造业占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2014年的15.1%,一路下滑到了2025年的13.5%。
搞了十几年的“印度制造”,制造业的盘子反而越搞越小,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堪称魔幻。为什么印度的工业化就是搞不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令人绝望的制度阻碍。
首先是堪称企业噩梦的“许可证制度”和官僚体制。在印度建个厂,你需要和几十个政府部门打交道,盖无数个章。
外资企业进去,不仅要面临繁琐的审批,还要随时防范印度政府突如其来的“税务大棒”(也就是俗称的“外资坟场”)。
其次是奇葩的土地和劳工法律。在印度的联邦制下,各邦法律五花八门。你要征收一块工业用地,各种纠纷、抗议、法院扯皮,往往需要耗费十年时间。试问哪个现代企业能等得起十年的建厂周期?
劳工法更是离谱。印度法律曾规定,雇佣超过100名工人的工厂将面临极其严苛的政府监管,解雇工人难如登天。
这就导致印度企业根本不敢做大,宁愿维持在99人的小作坊规模,也不愿扩大生产去触碰那条红线。没有规模效应,哪来的制造业竞争力?
最后是割裂的国内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各邦之间设立了严重的税收壁垒。一件商品从印度的一个邦运到另一个邦,要交的税、过的卡,难度甚至堪比跨国贸易。
一个连国内统一大市场都没有建立起来的国家,怎么可能孕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巨头?
今天,印度拥有14亿人口,国民平均年龄仅为28岁。在西方媒体的口中,这是令人羡慕的“人口红利”。
但资本是诚实的,APEC的拒绝也是诚实的。没有工厂的机器轰鸣,没有流水线上的工作岗位,这14亿年轻人口就不是红利,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苏杰生承认印度错失了良机,这是一种清醒。但印度的悲哀在于,它缺乏的从来不是发展制造业的决心,而是进行彻底改革的魄力。
土地流转、税收制度、教育体系、官僚体制,这些深水区的改革,哪一项不需要扒层皮?但在印度当前的选票政治和利益集团掣肘下,谁敢去动这些硬骨头?
错失一次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机遇,对一个大国来说确实惨痛,但并不绝对致命。
印度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的机遇再次降临时,它的内部依然在为修一条路、征一块地、改一项税的“基础制度改革成本”而无休止地争论。
世界不会停下来等印度。APEC的门外,或许就是印度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核心经济圈中的真实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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