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录片在颁奖季的选择,可以不是酒会和红毯。《NAZA》主创团队在阿姆斯特丹的DeLaMar剧院办了一场长时间的台上对谈,讨论这部影片如何“打破常规”找到观众。
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以视频方式从伦敦连线露面,他仍在为影片制片方《卫报》做新闻工作,该报电影电视编辑总监、纪录片负责人林赛·波尔顿(Lindsay Poulton)代表其出现在IDFA舞台上。与亚伯拉罕和波尔顿一同出席的,还有制片人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主要销售代理公司MK2的董事总经理菲奥努拉·贾米森(Fionnuala Jamison)。与亚伯拉罕共同执导该片的蕾切尔·索尔(Rachel Szor)未到场。
被问及如何应对一部如此敏感、沉重的影片所面临的高强度颁奖季日程时,亚伯拉罕表示这并非他眼下最关心的事。他说:“我们在影片和新闻工作上都有太多事要做。我们正在做调查报道,我真的很想专注于此。”他两年前曾凭与索尔及巴勒斯坦导演、活动人士巴塞尔·阿德拉(Basel Adra)、哈姆丹·巴拉尔(Hamdan Ballal)共同执导的《没有别的土地》(No Other Land)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亚伯拉罕说:“奖项在某种意义上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确实带来更多曝光,这当然是我们想要的。但另一方面,我在《没有别的土地》上的经验是,投票者也很聪明。他们知道这部片子在那里,可以自己去看,自己作判断。”他补充说,自己更愿意“在我们觉得有意义的时候”与观众对话,“我们计划亲自到场与观众见面。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面前放映这部影片,利用它在《卫报》上线时的流媒体时机,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在线观看、接触到它,让人们去写它、谈论它。对我来说,这才是重点。”
威尔逊呼应了这一想法,并提到亚伯拉罕和索尔无法亲临阿姆斯特丹参加对谈、也无法与投票者见面,是因为“新闻工作仍在继续,他们深陷其中。杀戮仍在继续”。这位资深制片人表示,自己只是最近才参与受到奖项关注的影片,包括乔纳森·格雷泽的奥斯卡获奖作品《利益区域》和考塞尔·本·哈尼亚的奥斯卡提名作品《欣德·拉贾布之声》。
“对我来说,这某种意义上是一份很简单的契约,”他说,并称“奖项是一种照在你电影上的光,是一种营销形式”。他还提到,在“注意力竞争如此激烈、电影不再是蛋糕顶端那颗宝石、不再是动态影像巅峰”的时代,奖项也能让影片获得关注。
谈及《NAZA》的成功带来的启示,威尔逊说,这是“对发行商的一声号角:不要害怕这个题材,要为它打开大门。因为门一开,人们就会走进影院去看。那些试图阻挠的人,比如不想发行《没有别的土地》的人,应该被无视”。他指的是《没有别的土地》在美国发行受阻、创作团队最终自行发行的经历。亚伯拉罕说,那段经历让他和索尔认识到“一部电影要触达广泛观众可能需要多长时间”,这也是他们讨论后续作品发行策略时反复思考的问题。
《NAZA》在8月24日作为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迟到的补充片目公布前,一直是个谜。短短几天后,它在电影节上收获巨大赞誉,获得破纪录的25分钟起立鼓掌,并拿下评审团特别奖。对谈中,贾米森透露,主创原计划让影片在电影节首映次日就在《卫报》上线,在与威尔逊和MK2团队长时间沟通后,这一策略被改变。影片仍计划于12月某个时候在《卫报》免费上线,MK2已敲定56个地区的院线发行协议。在美国,Neon在英国新闻机构与法国销售代理的初步发行之后拿下了该片。
“我们对《NAZA》的北极星始终是影响力。它关乎你如何触达人、打动人、让人们谈论,并就这一题材核心的重要议题展开对话。坐在影院里一直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波尔顿在谈到这一策略时说。亚伯拉罕则补充,他从团队那里学到,“影片立即上线并不必然转化为最大影响力”。
由于项目的保密与敏感性,《NAZA》的发行过程尤为艰难。因为主创“只能接触自己信任的人”,融资渠道和可能的创作伙伴都被收窄。威尔逊强调,团队决定在威尼斯之前不向业内同行放映影片,严格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迟来公布并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神秘,我也听到过这方面的议论。”
至于影片在现实中的影响,亚伯拉罕谈到它在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引发的“暴力”反应,这并不令他意外。但最难处理的部分之一,是影片对导演家人的影响。“蕾切尔的父母家门口出现了右翼抗议或人群。”
被问及《NAZA》是否改变了世界应对加沙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的方式时,威尔逊说,他认为电影是“对恐惧的解药,也是对共谋犯罪的解药”,但他“无法声称”影片单枪匹马促成了对冲突的任何回应,只是影片触动了人们的道德与伦理准绳。他说:“看看美国中期选举很有意思,大批公开反对大规模杀戮、种族清洗、种族灭绝的候选人获胜,同时也在其他议题上、在反对其他形式的威权霸权、并购之类的事情上动员起来。我愿意认为,《NAZA》是抵抗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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