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围坐商议校务。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学校刚在战火中迁来,教室、经费和生活物资都紧张。此时讨论的并非抽象的学理,而是课程怎么安排、学校如何维持。教授能不能参与决定这些事,关系到“教授治校”究竟是制度条文,还是校园里的真实权力。

答案并不简单。民国大学里,教授并非一概受校长支配,也不是可以独自决定学校大小事务。制度设计给了他们参与校务的渠道;至于渠道有多宽,往往还要看学校的经费、校长的态度和当时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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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理念来自近代西方大学制度。1912年,北京政府颁布《大学令》,为大学内部设置评议会等机构提供制度依据。所谓教授治校,重点不是让教授包办行政,而是让熟悉学术的人参与教学、人事和重大校务决策,以免学校只按行政命令运转。

北京大学是较早的实践者。蔡元培主持校务后,设立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让教师代表参与讨论学校大事。1917年第一届评议会共有19名成员,除蔡元培外,还包括各科学长及教授代表。陈独秀、胡适等人也在其中。重大事务须经过评议会讨论,这使教授的意见有了正式位置,不再只是会后议论。

不过,有席位不等于权力没有边界。蔡元培是推动制度的重要校长,评议会也要在具体校务中运作。教授治校能否奏效,既靠章程,也靠校长愿不愿意让权、教授能不能形成有效协商。制度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能否落实到预算和人事上,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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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借鉴美国大学组织形式,设置董事会、评议会和教授会。与北大的做法相比,东大还要面对筹措经费的问题,董事会因此承担相应作用。各校条件不同,所谓教授治校并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图纸。私立大学受出资者影响较大,国立大学则常常要面对政府的管理要求。

有意思的是,教授的话语权扩大,恰逢政局分裂、中央对大学控制相对有限的时期。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府逐步加强对教育的介入,大学内部的行政体系也随之增重。学校要接受规章、经费和政治要求的多重约束,教授会即便还在,也不意味着能像从前那样左右校务。

西南联大则呈现出另一种局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1938年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设有教授会,并以组织大纲规定其职责。在战时条件下,教授们仍参与讨论教学安排、学校建设和师生事务,学术判断因此保留了相当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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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联大可以完全置身政府管理之外。教育部的政策要求仍然存在,学校也需要经费支持。联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三校原有声望、教授群体的影响力,加上梅贻琦等校务负责人的协调,使校内协商拥有较大空间。教授能提出异议,也能通过会议形成意见;但这种空间并非所有大学都具备。

教授们还有一项现实压力:生活。战时物资紧缺,物价上涨,教师薪资购买力不断下降。教授参加校务,不只是在争学术上的自主,也是在争取学校维持运转的条件。若连薪俸和基本教学资源都难以保障,漂亮的制度名称便很难转化为实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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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授治校的得失,不能只看教授会开了多少次。教授参与决策,有助于把专业判断带进教学和科研安排,也能限制行政命令对学术事务的直接干预。可教授群体并非天然意见一致:不同学科争取有限经费时,讨论可能拖长;若缺乏清楚的责任分工,参与也可能变成反复议而难决。

更关键的是资源差异。少数声望高、经费来源较稳定的大学,教授尚能借助制度和社会影响力争取空间;许多普通高校则缺钱、缺人,面对上级要求时可选择的余地很小。教授职位听起来体面,实际地位却因学校而异,也会随政治环境起伏。

所以,民国时期确实出现过“教授治校”,但它不是普遍而稳固的常态。北大和西南联大留下了制度实践,也暴露出制度对校长、经费和政治环境的依赖。教授有过真实的发言权,却从未因此成为校园中不受约束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