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厂里女卫生员怀孕咬定是我,我被判5年,13年后开虎头奔
审讯室里那盏灯泡瓦数大得晃眼,保卫科长老赵把一摞材料拍在桌上,茶水溅出来洇湿了“周小芳”三个字。
“人家姑娘指认你了,你认不认?”
我抬眼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卫生员周小芳,她低着头,两根辫子垂在胸前,指甲掐进棉裤膝盖里,掐出十个白印子。我说我没碰过她。老赵笑了,那种笑比拍桌子还让人难受,他说人家一个大姑娘,这种事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周小芳这时候抬了头,眼睛红得像揉碎了辣椒皮,说“就是那天晚上,医务室,就他一个人来过”。
我想起来了。那天医务室暖气管崩了,她来车间喊人修,我拎着管钳去的,前后不到二十分钟。修完我走的时候她还说了句“谢了王师傅”。就这二十分钟,我成了强奸犯。
1975年11月14号,我被带走。第二天是我妹妹十六岁生日,我答应给她买双新棉鞋,上海产的,八块钱。
那双鞋,我欠了她十三年。
我叫王德厚,1975年的时候是红旗机械厂三车间的钳工,二级工,月工资三十八块五。我们车间刘主任说过,小王这双手,车铣刨磨没有拿不下来的,全厂青工比武我拿过第二。
第一是谁?一车间的赵建国,后来接了他爸的班当了副厂长,再后来厂子改制,他第一个把设备折价卖给了自己小舅子。这是后话。
说回那年。三车间和厂医务室隔着一排梧桐树,走路三分钟。周小芳是1973年从卫校分来的,城里姑娘,说话细声细气,跟车间那帮满嘴跑火车的男工说话从来不超过三句。她给工人发防暑降温药的时候,别人伸手接,她搁在桌上让人自己拿。
我对她没什么特别的印象。那年头我满脑子就两件事:攒钱给妹妹买棉鞋,再攒一年凑够一百二,就能把隔壁街道糊纸盒的姑娘小杨娶进门。
小杨家要的彩礼是一百二,这在1975年不算讹人。我攒到八十七块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傍晚医务室暖气管崩了,水漫了一地。周小芳跑到车间门口喊人,正赶上我下白班。刘主任说德厚你去看看,我就拎着管钳去了。修了不到二十分钟,换了截弯头,拧紧,试水,不漏。她说了声谢了王师傅,我洗了手就走了。出门还碰见一车间的李胖子,问我干啥呢,我说给卫生员修管子,他说你小子有福气。
这话后来成了证词。李胖子跟保卫科说,王德厚那天从医务室出来“神色慌张”。我慌什么?我惦记着食堂最后一份红烧肉,去晚了就剩白菜帮子。
周小芳怀孕的事,是一个月后发现的。她跟老赵说,那天晚上我修完管子没走,把她摁在诊疗床上。老赵问我细节,我说管子修好了我就走了,前后二十分钟,李胖子能作证。老赵说李胖子只看见你出来,没看见你进去之后的事。
关键证据是周小芳床单上的精斑。1975年县里没有DNA技术,血型对上了就行。我是O型,她床单上也是O型。我说O型满大街都是,老赵说那为什么人家姑娘指认你。
我说她冤枉我。老赵说那她为什么不冤枉别人。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十三年后我才知道答案。
那年头“流氓罪”赶上严打前奏,判得重。我咬死了不认罪,所以没有从轻情节。公判大会那天我妹坐在第三排,手里攥着一双旧棉鞋底子纳了一半。我看了她一眼,她嘴抿得跟线缝的一样。
五年。我进去那年二十三,出来二十八。
小杨等了我一年,她妈押着她嫁给了供销社一个死了老婆的股长。我妹初中毕业没上高中,接了我妈的班在街道糊纸盒,一个月挣十二块。
我欠这个家的,不是一双棉鞋。
/ 02
监狱在二百里外的采石场,每天砸石头。我手上那点钳工功夫用不上,倒是练出一身腱子肉。狱友老韩是倒卖粮票进来的,判了三年,他问我干啥进来的,我说搞破鞋。老韩说不像,搞破鞋的都蔫了吧唧的,你眼里有火。
我说我是冤枉的。老韩说进来的十个有八个说冤枉,剩下俩是替人扛的。
那五年我写过四十七封申诉信,寄给厂里、寄给县里、寄给地区法院。一封回信没有。第五封信我寄给了省报,人家倒是回了,油印的信访回复:已转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在哪,信上没写。
1978年我妹来探视,隔着玻璃跟我说,哥你认了吧,认了就能减刑。我说我没干的事我凭什么认。我妹说妈身体不好了,你早点出来比什么都强。
那天晚上我在通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上铺老韩说你晃什么晃,我说我在想我是不是太犟了。老韩说犟不是坏事,但你要是为了犟把家里人耗死了,你出来那天连个喊你吃饭的人都没有。
这话比采石场的铁锤还重。
第二天我跟管教说我认罪。管教看了我一眼,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说那写个认罪书吧,下个月给你报减刑。
我趴在水泥地上写了三行字:我认罪,我错了,我争取早日改造出狱。写完了手抖得捏不住笔。
减了八个月。1980年3月,我出来了。铁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堵墙,心想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这地方。
出来那天我妹来接我,骑了辆二八大杠,后座绑了床新被子。她说哥你瘦了。我说嗯。她说妈去年走了,没等你。我说嗯。她说小杨的孩子都两岁了。我说嗯。
一路骑了四十里地,我妹就没停嘴,我就没住嘴地“嗯”。
回到街道,没有单位肯要我。有前科的人,厂矿企业一律不要。我妹托人给我在农贸市场找了个摊位,卖菜。头一个月挣了二十三块,比在监狱里多八块。
那个月我给妹妹买了双棉鞋。上海产的,十一块,比我当年答应她的贵了三块。
/ 03
菜摊摆了三年。从单卖白菜萝卜,到后来搭着卖干辣椒和花椒面。我嘴不甜,但秤给得足,老太太们爱来。
1983年夏天,隔壁摊位的老赵头跟我说,德厚啊,你光卖菜不行,你得往上游走。我说啥叫上游。他说你瞅瞅这市场里哪个菜贩子自己去地里收菜?都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你要是能找到源头,一斤白菜能多赚两分。
我说我没车。他说自行车不是车?
我就骑着我妹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两个柳条筐,凌晨两点去三十里外的李庄收菜。第一次收了八十斤黄瓜,驮回来路上掉进水沟里,捞出来烂了半筐。赔了四块钱。
第二次我学精了,用麻绳把筐绑死了。第三次我摸清了行情,黄瓜要赶早市,过了七点就掉价。第四次我在李庄认了个菜农老周,他说你以后不用天天来,我攒够了给你捎信。
跑了两年,我把二八大杠换成了二手三轮摩托。1985年,我在市场里租了个固定摊位,挂了个牌子:德厚菜行。
那年秋天,李胖子来找我。就是他当年跟保卫科说我“神色慌张”的那个。他买了我三斤豆角,搁下十块钱就走。我追出去喊,他说德厚,当年那事……我说过去就过去了。他说周小芳嫁人了,调到市里卫生局了,男人是个科长。
我说嗯。
他说你就不想知道当年到底咋回事?我说想,但我不问。李胖子站了一会儿,说德厚你变了。我说人都得变,不变那是石头。
他走了之后我蹲在摊位后面抽了根烟。我想不想知道?想。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翻来覆去把那天的事过了几百遍,医务室里就我俩,她说我摁了她,我说我修完管子就走了。二十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她和我知道。
但她肚子里那个孩子不会说谎。那是谁的?
1987年我盘下了市场门口的一间铺面,不再只卖菜了,搭着卖油盐酱醋和干货调料。雇了个小工看摊,我自己跑外面的业务。县里几个国营厂的食堂我都跑下来了,每月固定送两趟货。
那年冬天,我在市里进货,路过卫生局门口。远远看见周小芳从大门出来,穿一件红呢子大衣,头发烫了,比在厂里时洋气。旁边跟了个男人,戴眼镜,拎着公文包。
我没躲,也没打招呼,就站在马路对面看他们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走了我才想起来,那个男人我认识。1975年我在保卫科受审的时候,他在隔壁办公室做笔录,是县里派下来的专案组干事,姓方。
方干事。方科长。周小芳的丈夫。
有些事不用问,自己会浮上来。1975年专案组查我的时候,方干事是负责记录的。周小芳的床单精斑血型跟我对上,那份检验报告是谁经手的?是谁把“嫌疑人”三个字换成“案犯”的?
我没证据。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东西早不知道扔哪个档案柜里了。但我心里有了个大概。
/ 04
1988年,我把铺面隔壁也盘了下来,打通了做批发。雇了五个人,买了辆二手北京吉普。那年头个体户开吉普,比后来开奔驰还扎眼。
有人开始叫我王老板。我听着别扭,让他们还叫德厚。
钱挣到一定程度,有些事就不一样了。以前我去厂里送货,门卫让我走侧门登记。后来门卫老远看见我的车就抬杆,还喊一声“王老板来了”。
但我还是走侧门。登记就登记,该签字签字。小工问我为啥不走大门,我说侧门近。
真正让我起念头的,是1989年春天我妹跟我说的话。她说哥,当年那个周小芳,她男人出事了。我说出啥事了。她说那个方科长,在卫生局管基建,收了包工头的钱,让人告了,撤了职。
我说哦。我妹说你就“哦”一声?我说那我该咋的,放挂鞭炮?
我妹说哥你心里那道坎还没过去。我没接话,把筷子搁下,去院里劈柴了。劈了半垛,出了一身汗,心里那口气还是没顺下去。
那口气是啥?不是想报复。我要是想报复,那些年有的是机会去告状。我手里没证据,告也白告。我是咽不下另一件事:当年厂里开公判大会,刘主任上台发言,说“王德厚辜负了厂里的培养”。我进厂是他招的,我带过的徒弟他一个没留,全调去了搬运班。
我妹在街道糊了十年纸盒,就是因为档案里有个“强奸犯的妹妹”。
1989年秋天,我做了个决定。我把县城的生意交给我妹和妹夫打理,自己去了市里。那时候市里刚开始搞出租车公司,私人可以挂靠。我买了三辆旧上海牌轿车,跑出租。
有人笑我傻,说王老板放着好好的批发不做,去开出租。我说鸡蛋不能搁一个篮子里。
实际上我是想往市里挪。挪到离那些人和事远一点的地方,也近一点。远的是县城那摊子烂账,近的是我想看清楚,周小芳和那个方科长到底过的什么日子。
不是要报复。我就是想看看。
/ 05
1990年夏天,我的出租车公司有了十二辆车。我从上海牌换成了桑塔纳,又添了两辆尼桑。那年头开出租挣钱,司机一个月能往家拿四五百。
我在市里租了个院子,前院停车,后院住人。隔壁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姓郑,没事爱来找我下棋。有一回下着棋他问我,小王你做这么大生意,以前是干啥的。
我说种菜的。郑老师不信,说你手上没茧子。我说以前有,后来磨没了。
他没再问。下完棋他跟我说,院子里那间空房你租不租?有个亲戚家孩子刚毕业,在报社实习,没地方住。我说男的女的?他说男的。我说行,住呗。
那孩子叫小吕,二十二岁,学新闻的,分到市晚报跑社会新闻。嘴碎,但人实在。住进来头一个月就跟我混熟了,天天晚上回来跟我讲今天又跑了啥新闻。我听着,有时候给他提两句,他瞪眼说王叔你咋啥都懂。我说我蹲过五年大牢,啥人没见过。
他以为我开玩笑。
1991年开春,小吕回来跟我说,王叔,我今天去卫生局采访,见着个姓方的,刚放出来,工作没了,老婆也跟他离了。我说姓方的多了。他说叫方什么忠,以前是科长。
我手里的棋子停了一下。郑老师在对面催,走不走?
我落了子。那盘棋我输了。
过了两天,小吕又回来说,那个方科长的事他打听清楚了。当年在县里专案组干过,后来调卫生局当科长,九零年因为受贿判了两年,老婆跟他离了,孩子判给女方。他出来之后没地方去,在城郊租了间民房,给私人诊所坐堂。
我说他老婆叫啥。小吕翻笔记本,周小芳,卫生局的,离了婚调走了,听说去了省城。
我说哦。
那天晚上我躺床上想了一夜。方科长出来了,周小芳走了,当年的事死无对证。我要不要去找那个姓方的?问他一句当年那份血型报告到底怎么回事?
想了大半宿,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梦见1975年那个晚上,我拎着管钳从医务室出来,李胖子问我干啥呢,我说修管子。梦里的李胖子说,你进去之前管子就修好了,是周小芳叫你再回去一趟。
我醒了。记不清这梦是真是假。十几年了,有些事自己都分不清是记忆还是后来编的。
/ 06
1992年我买了第一辆奔驰。虎头奔,W140,黑的,方头方脑,村里老人说看着像只大老虎。车开回县城那天,我妹围着转了三圈,说哥你疯了吧,这一辆车能买一栋楼。我说没疯,客户认这个。跑出租的买奔驰,人家觉得你有实力包车。
实际上那年头包车业务刚起来,台商港商来考察,点名要坐好车。我托人从天津港提的,花了小一百万。有人说我烧包。我说你懂啥,这叫生产力工具。
1993年清明节,我开着虎头奔回县城给我妈上坟。车停在村口,我妹说哥你这车太扎眼,我说那咋办,推着走?
上完坟在县城吃饭,碰见了当年三车间的老同事。一桌人围上来递烟,说德厚混出来了,当年我就说你小子行。我笑着接烟,心里想当年公判大会上你举手喊“严惩”的时候咋不说我行。
吃到一半,有人提了一句,说周小芳回县里了,她妈身体不好,她回来伺候。又有人说她跟姓方的离了好几年了,一个人在省城过,也没再找。
我没接话,给桌上人倒酒。倒到李胖子跟前,他拉着我胳膊说德厚,有件事搁我心里十几年了,今天得跟你说。我说你说。他说当年保卫科找我做证词,我说王德厚从医务室出来神色慌张,那是老赵让我这么说的。
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我说我猜的。他说你不恨我?我说恨你干啥,你也是个听喝的。
李胖子眼圈红了,说德厚你这话比骂我还难受。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县医院给我妹拿药。在门诊大厅碰见周小芳,她扶着她妈看病,老太太坐轮椅上,她弯着腰填单子。
比十几年前老多了,头发短了,眼角有褶子,穿着件灰棉袄,袖口磨得发白。她抬头看见我,手里单子掉地上了。
我捡起来递给她。她接过去,嘴张了两回没出声。我说你妈咋了。她说肺上的毛病,老慢支。我说那得注意保暖。她说嗯。
站了几秒钟,我说我去拿药了。她说王德厚。我站住了。她说当年的事,我对不住你。
我说过去就过去了。她说不是,你听我说完。那年我怀了孩子,姓方的知道了,他跟我说要么指认你,要么他跟我一块完蛋。他那时候刚提干,不能出这种事。
我说我猜到了。
她说那你还……你不恨我?
我说恨过。蹲了五年,出来又让人戳脊梁骨,我妹连高中都没上成。我恨不得拿刀去找你们。后来忙起来,没工夫恨了。
她哭了。在门诊大厅,人来人往的,她就那么站着抹眼泪。她妈在轮椅上扭头看她,问小芳你咋了。
我从兜里掏了包纸巾搁她手里,说先把阿姨的病看好,别的都是小事。
/ 07
那年夏天,周小芳她妈住进了县医院。我去看过一回,搁下两千块钱,说是当年厂里同事凑的。周小芳不要,我说不是给你的,给老太太买营养品。
她收下了。隔了半个月她来我县城铺面上,拿了一兜子苹果,说她妈出院了,钱以后还我。我说不用还。
她站了一会儿,问我生意咋样。我说还那样。她说听说你开奔驰了。我说充门面的。她笑了一下,跟当年在厂里那个细声细气的姑娘有点像了。
临走她跟我说,姓方的出来了,在城郊诊所,身体不好,肝硬化。她说她跟他早没关系了,孩子跟她,在省城念高中。
我说你跟我说这干啥。她说我不知道该跟谁说。这些年心里憋得慌,跟谁都不敢提当年的事,就你……就你能懂。
我说你好好过你的日子,把姑娘供出来比啥都强。
她走了之后,我妹问我,哥你是不是原谅她了。我说谈不上原谅不原谅,当年那事,她是被人架上去的,真正坑我的是姓方的和厂里那帮拿我当垫背的。
我妹说那你为啥还给她钱。我说她妈当年在厂里食堂打菜,每次给我多舀半勺。一码归一码。
1993年秋天,县里搞开发区,我那间铺面要拆迁。评估下来补了笔钱,不多不少。我拿这笔钱在开发区买了块地,盖了个汽修厂,让我妹夫管着。
开业那天我把郑老师和小吕都请来了。郑老师看着厂房说,小王你这摊子铺得不小。我说当年蹲大牢练的手艺,修车正好用上。
小吕说王叔你蹲大牢的事我一直以为是玩笑。我说这回信了?他说信了。他说王叔你恨不恨当年整你的人。
我想了想,说以前恨,现在顾不上。我汽修厂三十多号人要吃饭,哪有闲工夫恨。
那天晚上我开着虎头奔回市里,路过城郊那个诊所门口,看见招牌还亮着。我没停车,直接过去了。
第二天小吕跟我说,王叔,那个姓方的诊所关了,人送市里医院了,肝癌晚期。我说哦。他说他托人找我,说想见你一面,跟你道个歉。
我说不见。小吕愣了一下。我说你给他带句话,就说我王德厚当年蹲的五年,是国家判的,我不怨国家。他干的那些事,他自己心里有数就行。道歉我收着,人我不见。
小吕说王叔你这话太绕了。我说你写新闻的不是最会总结?你帮我总结。
小吕第二天在晚报上发了个小稿子,写个体户王德厚出资修县里老厂区那条烂路。稿子最后一句话是小吕自己加的,他说王老板说,路修好了,走的人多了,以前那些坑坑洼洼就不显了。
我看了报纸,给他加了五十块奖金。
后来周小芳的女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她托我妹捎了句话,说谢谢王叔当年那两千块钱。我让我妹回话,说让她姑娘好好念书,毕业了要是想回县里,我汽修厂缺个管账的。
至于姓方的,我没再见他。他托人带过话,也托人还过钱——当年那两千块,他让周小芳还我,周小芳没还,我也没要。
有些账,不是钱的事。
那辆虎头奔我开了六年,后来换了辆新款的。旧车卖给了二手车行,过户那天我围着车转了一圈,想起1993年开回县城那天,我妹说这车像只大老虎。
老虎不吃人,但老虎往那一趴,别人就知道你不好惹。
我这辈子没靠老虎咬过谁。我就把它往那一搁,该卖菜卖菜,该跑出租跑出租,该修车修车。
那个坑,我没填,我也没让谁往里跳。我就在旁边修了条新路,自己走上去了。
至于当年那些人和事,有的上了报纸,有的进了医院,有的去了省城。我每年清明回县里上坟,路过老厂区,梧桐树还在,医务室改成了棋牌室,门口坐一堆老头下象棋。
有一回我停车看了一会儿,一个老头抬头说,你是三车间那个王德厚吧?我说是。他说你现在干啥呢。我说修车。他说修车好,车跑得快,人走得远。
我说对,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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