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淑英,今年65岁。18岁进县纺织厂,干了32年,后来厂子改制,我拿了安置费,在家接零活。丈夫陈国强68岁,修过公交车,早退在家。我们结婚44年,有个儿子陈宇,今年42岁,孙子12岁。46岁那年,我和老周住到了一块。19年后,我想回家,回到陈国强身边。那天,我拎着一个旧皮箱,站在老房子门口,手心全是汗。
我和老周是在厂门口认识的。那年我46岁,刚从车间出来,手上还沾着蓝色机油。老周蹲在路边补自行车胎,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也住这附近?”他问。
“嗯。”
“我离婚了。你呢?”
我没吭声。
他把扳手往地上一放,说:“你要跟我,就住一块。我不骗你。我没钱买房,也不会去跟你领证。你想清楚了再来。”
这话不漂亮,却说得明白。那晚我回家,看见国强在阳台上洗袜子。陈宇已经结婚,媳妇怀着孩子。家里人挤在两间屋里,锅盖碰得直响。我站在门边,没进去。第二天,我拎了两件衣裳,去了老周的出租屋。
头几年,倒也过得去。老周在印刷厂当电工,我在附近给人改裤脚。冬天他下夜班,鞋底带着湿泥,进门先把煤炉拨旺。我要是手指扎了,他会皱眉,把针线包抢过去。
“你别逞能,血珠子都冒出来了。”
他还记得我不吃香菜。买菜时,他总把香菜叶一根根挑出来。厂里发苹果,他不舍得吃,放在窗台上,等我从活计铺回来。他有一回发烧,额头烫得吓人,还爬起来给我煮面。面糊在锅底,他端出来,咧着嘴说:“卖相差点,味儿没跑。”
我笑了。他也笑。那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凑在一块,能把日子抻开。
话头从一件小事变了。
我接了个给校服换拉链的活,晚上在桌边赶工。老周回来,鞋也没脱,伸手把台灯拧灭。
“费电。”
“还差两条。”
“明天再弄。”
我摸黑把灯拧亮。他站在门口,脸沉着。
“你咋这么不听话?”
我把拉链压在针板下,没回嘴。那天少挣了18块钱。第二天,他拿着我的零钱盒去买烟。盒里的钱不多,只有47块。
“拿十块。”他说。
“你不是刚发工资?”
“发工资也有用处。”
我没再问。到了晚上,他把烟盒揉扁,丢进垃圾桶。我捡起零钱盒,数了两遍。少了10块,盒底还粘着一根烟丝。我心里有点堵,没吭声。
后来,他不再挑香菜了。买回来的菜,根上都带着泥。他把袋子往水池里一放。
“你洗。”
“你顺手冲一下呗。”
“我上了一天班。”
他那时已经从印刷厂下岗,靠给两家门店修线路挣钱。一天跑五六趟,手背上常有电笔留下的黑印。我看着他鞋边的泥,拿起菜篮子。
“我洗。”
他背对着我,拧开水龙头。
“你也没闲着,别摆脸色。”
那句话不重,却像一根细刺。我把泥水冲进下水道,水花溅到围裙上。围裙是我自己缝的,边角已经起毛。
再往后,陈宇来找我借钱。儿媳妇要交住院押金,孙子刚上幼儿园。我拿出存折,取了8000块。老周看见我把钱塞进信封,手指敲着桌面。
“又给你儿子?”
“孩子有难处。”
“他有难处,你就没难处?”
我抬起头:“这是我的钱。”
老周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茶水溅到他裤腿上。
“你的钱,也花在这个家里。”
“我没说不花。”
“那你还顶嘴?”
我攥着信封,半天没动。那次我还是把钱给了陈宇。回来的路上,公交车坐过了三站。我下车后,在冷风里站了十几分钟,才想起该往哪边走。
最刺人的一回,是房租涨到每月2200块。老周拿着房东发来的短信,坐在床沿上算账。他把计算器按得啪啪响。
“你每月领多少退休金?”
“2600多。”
“给我2000。”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以前不是一人一半吗?”
“以前我还接活。现在腿疼,跑不动了。”
“我也没闲着。”
“你有退休金。”
我盯着他膝盖。那条腿确实肿着,裤管绷得发亮。他捶了两下,声音低了些。
“我也不容易。厂子没了,医保断过两年。现在能靠的,只有这间屋和你。”
这句话让我没法立刻发火。他把药瓶放到窗台上,里面只剩三粒白药片。我第二天交了2000块。可到了月底,他又把我的工资卡拿走,说要替我保管。
我伸手去要,他往后躲。
“你拿着也乱花。”
“我给孙子交饭费。”
“你儿子会还你吗?”
“还不还,是他的事。”
“你咋这么轴?”
我把手停在半空。那张卡最后还是到了他手里。三天后,我去银行查余额,少了600块。老周说换了煤气罐,又说药贵。收据没有。问急了,他把卡拍在桌上。
“就这点钱,至于审我吗?”
那天夜里,我听见他在客厅打电话。
“她那份退休金,月底就进来。”
电话那头说了啥,我没听见。老周挂了电话,发现我站在门口,脸一下子僵住。
“跟谁说话?”
“房东。”
“房东问退休金?”
他没接话,只把电视声音调大。新闻里有人在喊促销,声音一阵高一阵低。我看着他手里的遥控器,忽然不想再问了。
我提出回老房子住几天,他正在剥花生。花生皮落了一地,他没抬头。
“你回去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回丈夫那儿,我拦你干啥?”
“我只是想看看国强。”
他把花生米捏碎了,粉末掉在掌心。
“你去看吧。回来,房租照交。”
那天晚上,我把旧皮箱拖出来。老周坐在床边,没劝我。他只问了一句:
“你还回来不?”
我说:“不知道。”
他点点头,把床头柜上的钥匙递给我。
“钥匙留下。”
我接过钥匙,放在桌上。那一刻,我终于开口:“老周,你把我当老伴,还是当每月进来的2600块?”
他脸色发白,半天才说:“我不能没钱。”
“我也不能只剩这点用处。”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我腿坏了,工作没了,亲戚都躲着。我活到这个岁数,手里没个准数,晚上睡不着。”
“那是你的难处。”
“也是你的家。”
“家不能只收钱。”
他抓起花生碟,往桌上一磕。碟子裂了一道口。
“那你走吧。”
我没再争。第二天清早,我把自己的衣裳叠好,又把他冬天的棉袄放回柜里。钥匙没拿。皮箱轮子卡在门槛上,我抬起来,胳膊酸得发抖。
我坐长途车回县城。车票87块,车窗外全是刚收完的玉米地。到了老房子,我掏出那把旧钥匙,插进去,门却先从里面开了。
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灰色棉背心,手里还拿着锅铲。
“你找谁?”
我看见她脚边放着两双拖鞋。一双男式,一双女式。屋里的墙刷成了浅黄,门后挂着国强那件旧工装。
“陈国强在吗?”
女人回头喊:“国强,有人找你。”
陈国强从里屋出来,68岁的他瘦了些,鼻梁上架着老花镜。他看到我,手里的报纸掉到了地上。
“淑英?”
我点点头。
女人站在门边,没躲,也没骂。她把锅铲放下,擦了擦手。
“你就是淑英吧。我叫罗秀兰。”
我看着她,又看陈国强。客厅角落里,我以前做衣裳的那台缝纫机还在。上面铺了块花布,旁边摆着一盆吊兰。
“你们住一起了?”
陈国强弯腰捡报纸。
“八年前登记的。”
我扶住门框。八年前,我和老周住了11年。那年陈宇的儿子刚上小学,给我打电话,说他爸住院。我没回去。老周说家里缺人,我留下照顾他。
“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换了手机号。”
“陈宇有我号码。”
陈国强抬眼看我,声音不高。
“我问过他。他说你过得好,不想回来。”
门里很安静。罗秀兰去厨房关了火,锅里水开了,咕嘟咕嘟响。
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陈国强穿着蓝色衬衫,罗秀兰站在他旁边。两个人没有笑得很大,却挨得很近。
陈国强把一串钥匙放到鞋柜上。
“老房子卖了。去年换的这套,名字有你一半。你要住,后屋还能收拾。”
我盯着那串钥匙,没伸手。
“你还留着缝纫机?”
“你走的时候没带。”
罗秀兰从厨房端出三碗面,放在桌上。她看了我一眼,说:“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面多煮了一碗。”
我没坐。陈国强站在桌边,手指抠着报纸边。
“淑英,我没等你一辈子。”
“我知道。”
“我那几年也难。你不在,儿子也忙。我摔过两回,都是秀兰送我去医院。她不是来抢你的。”
罗秀兰立刻接话:“我没抢。我也有自己的日子。”
她说完,把第三碗面往我这边推了推。面上放着两片煎蛋,边缘焦了。
我看着那两片蛋,忽然想起老周煮糊的面。人老了,身边总要有个人。可这张桌子已经摆满了三个人的位置。我回来得太晚,没地方硬挤。
我把钥匙推回去,转身下楼。陈国强追到楼梯口。
“你住哪儿?”
“先找个地方。”
“淑英,后屋真能住。”
我停下脚,回头看他:“国强,我走,是因为我回来时,你已经有你的日子了。我不能把它挤开。”
他扶着栏杆,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那你常来看看。”
我点头,拎着皮箱下了楼。楼下有家小旅馆,老板娘给我开了间单人房,每晚60块。我把箱子放在床边,坐了很久。手机响了两次。一次是陈宇,问我到了没有。一次是老周,没说话,只听见他的呼吸声。
我先给陈宇回了电话。
“妈,你别急着回老周那边。”
“我不回了。”
“那你住哪儿?”
“租个小屋。我会改裤脚,饿不着。”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回可别谁的话都听。”
“嗯。你爸那边,替我说声谢谢。”
我挂了电话,去街口看房。房子只有43平方米,厨房窄得转不开身。房东是个胖嫂子,指着墙角说:“水电你自己交,楼道灯坏了也别找我。”
“知道。便宜200块,租。”
第二天,我把缝纫机从陈国强家搬出来。罗秀兰帮我抬到楼下,累得直喘气。
“这机器挺沉。”
“你留着吧。”我说。
她摇头:“你的东西,别落在我家。”
我把机器装上三轮车,付了搬运费30块。到了新屋,我擦掉台面上的灰,换了一根新皮尺。下午,邻居抱来一条裤子。
“大姐,裤脚能收两寸不?”
“能,明天来拿。”
她走后,我穿针。线头在指尖绕了两圈,才穿进去。窗外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我的小电饭锅跳了红灯,米饭好了。我起身,先把窗帘拉开,再把那条裤子压到针板下。
手机又响了。屏幕上是老周的名字。
我接起来,只说:“啥事?”
他在那头喘了口气。
“药没了。”
我拿着针,停了一下。
“药店电话发我。我给你叫跑腿,钱你自己付。”
他没说话。
我把线头咬断,低头踩下踏板。缝纫机咔哒一声,屋里亮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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