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上海一场慈善募捐会上,裘丽琳设法请来了京剧名角周信芳。台上唱腔刚落,台下的相识却由此开始。那时的她年方十八,出身富裕人家;周信芳凭“麒麟童”的艺名走红,却仍被不少人视作身份低下的伶人。

这段感情,开头就不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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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丽琳的父亲经营茶叶生意,她八岁时父亲去世,家中留下的财产让她衣食无忧。她爱看戏,也欣赏周信芳的表演。两人身份悬殊,周信芳当时又已有婚姻,裘家自然不愿女儿与他来往。相传,为了避开旁人耳目,他们曾在僻静处见面,连寻常约会都得小心安排。

裘家很快察觉了女儿的心思。母亲将她留在家中,又为她安排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聘礼也已收下。可这并没能让裘丽琳改变主意。一个夜晚,她趁家中看管松懈离开,周信芳随后带她去了苏州。

传闻中,她出门时还带了两名女佣。裘家得知消息后四处寻找,周信芳则将她安置在一处小客栈。为了不让冲突继续扩大,他很快回到上海应付演出。两人的行踪虽一度躲过搜寻,裘家却公开声明与女儿断绝关系,风波由此闹到了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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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丽琳没有因此退让。她请律师出面处理,明确表示若有人继续追究,将依法应对。事情渐渐平息,她后来也得到母亲谅解,回到上海与周信芳共同生活。两人并未马上成婚,约一年后才举行婚礼。所谓私奔,并没有让现实里的麻烦消失,只是把他们推到了共同面对生活的起点。

婚后最棘手的事,是周家的债务。裘丽琳第一次接过丈夫的包银,才知道其中大部分要用来支付利息,忍不住落泪。她很快接手家中财务,清理旧账,也要求戏院按月把周信芳的收入交给本人,避免钱款被他人支配。她做事果断,家里那本账总算有人认真管了。

然而,演出收入并不稳定,债务也没有一时还清。周信芳曾带着家人北上演出,后来又辗转南京、芜湖、汉口等地。行头典当,生活奔波,靠名气并不能挡住窘迫。裘丽琳的母亲后来拿出一张六万元的钱庄存单,称作给女儿添的陪嫁。这笔钱帮助他们偿还旧债,也让一家人的日子稍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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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段曾让裘家震怒的婚姻,后来并没有把裘丽琳与娘家彻底隔开。她与周信芳的选择,经历了家族反对、经济窘迫和辗转谋生;而她在家中的作用,也不只是陪伴丈夫,更体现在管理收入、应付债务这些琐碎而实际的事情上。

上海解放前夕,不少熟人劝裘丽琳去香港。有人希望周信芳赴港合作,她却认为丈夫离不开上海和各地观众。1951年中秋,她在家中招待陈毅。谈及当年的选择,她说,周信芳的观众不只在上海,离开观众,他会闷得生病。这句话谈的是丈夫的脾性,也解释了她为何不愿替他另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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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周信芳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但他仍把心思放在舞台上。他曾对妻子说,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过去唱戏,以后也还是唱戏。这份自我定位,与裘丽琳长年支撑家庭、保障演出生活的付出,恰好相互映照。

1968年8月,裘丽琳遭到关押,周信芳也被带走。分别时,两人紧紧相拥。次日,裘丽琳在昏迷中呼唤丈夫的名字。1969年8月27日,她去世,没能再与周信芳团聚。

她与周信芳育有五名子女。长子周少麟继承麒派艺术;次子周英华后来在餐饮领域颇有名气;长女周采藻嫁给美国商人;次女周采蕴成为作家;三女周采芹则从事表演,曾出演邦女郎。裘丽琳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媛私奔”的传奇,更有一段与戏曲家庭紧紧相连的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