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县63名战友一起去当兵,45年过去了,如今怎么样了
我叫赵大柱,今年六十三,属牛的,在四川那个叫青溪的小县城里活了大半辈子。你要问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是哪一天,我会告诉你——是1979年12月6号,我们县六十三个小伙子坐上绿皮火车去当兵的那天。
那年我十八,虚岁十九,瘦得跟根竹竿儿似的,一米七的个子才一百零几斤。我们那批兵是新疆军区来招的,全县报了三百多人,体检刷下去一大半,政审再刷下去一批,最后剩下六十三个,正好凑了个整编连的架子。接兵干部姓孙,山东人,一口一个“同志们”,讲话跟打雷似的,站在县武装部院子里吼了一嗓子:“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战友了!战友是什么?战友就是战场上能替你挡子弹的人!”
我们六十三个在底下站得笔挺,热血往上涌,觉得孙干部说得太对了,挡子弹算啥,挡炮弹都行。
那会儿县城到火车站还得坐三个钟头大卡车。敞篷的,十二月天,风跟刀子似的往脸上刮。没人喊冷,全在吼歌。吼的啥我忘了,反正从《打靶归来》吼到《战友之歌》,吼到火车站嗓子全哑了。上了绿皮火车,六十三个人占了两节车厢,咣当咣当往西走,走了三天四夜才到乌鲁木齐。路上有人哭了——不是想家,是冻的。西北的冬天真不是人过的,我们那节车厢暖气片半道儿坏了,六十三个人挤成一团互相取暖,刘建军把他妈给缝的棉袄脱下来盖在脚上,结果脚没冻着,肩膀冻肿了。
刘建军是我们那批兵里年纪最小的,才十六,虚报了两岁才验上。他爸是县中学的物理老师,家里就他一个儿子,本来死活不让去,他自己偷了户口本跑去武装部报的名。他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开了,老刘老师在站台上举着个铝饭盒喊:“军娃!你妈给你煮的鸡蛋!”火车一溜烟跑了,鸡蛋没吃上。
到了部队,新兵连三个月,六十三个人打散分到各个连队。我们县这批兵在团里出了名——能吃苦。新疆那地方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站哨站得睫毛结冰,没人叫苦。为啥?因为团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青溪兵一回,说“四川兵,骨头硬”。这一句话,够我们吹三年。
三年兵役期满,六十三个人各奔东西。
留部队提干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李长河,他打小就爱钻研,新兵连结束分到通讯连,后来考上了军校,从排长干到副团,转业回了四川,在省城某个局里当了个处长,前几年退休了,据说现在天天在锦江边钓鱼。另一个是周德富,当了志愿兵,在部队干了十几年,转业分到县电力公司,后来当了经理,去年碰见我,肚子大得跟怀了六个月似的,说三高,戒酒了,可那天晚上同学聚会他一个人干了半斤剑南春。
剩下的人,大多数跟我一样,当了几年兵就回来了。
回来的路数各不一样。有门路的进了县里厂矿——那会儿青溪县还有化肥厂、农机厂、缫丝厂,能进去算端上铁饭碗了。没门路的回农村种地。还有几个脑子活的,八十年代初就跑去成都荷花池倒腾服装,发了财,那几年回县里走路都带风。
我们那六十三个人里,混得最好的是陈老幺。这小子在部队就是个机灵鬼,当了两年兵回来,跟他舅借了三百块钱,在县城电影院门口支了个摊卖瓜子花生,后来改卖录像带,再后来开了全县第一家卡拉OK厅,再后来搞房地产。零几年的时候县里开发新城区,他拿了两块地,赚翻了。现在成都重庆都有房子,儿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念书。前年他嫁闺女,在县宾馆摆了八十桌,我们那批战友去了三四十个,他挨桌敬酒,喝到最后抱着刘建军哭:“军娃啊,当年要不是你把棉袄让给我盖脚,我脚趾头都冻掉了,哪还有今天!”
刘建军就是那个十六岁最小的小老弟。他当兵回来才十九,顶了他爸的班去县中学当物理老师。干了几年觉得没意思,停薪留职去了深圳,在华强北倒腾电子元器件,九几年那会儿赚了不少钱。后来被人骗了一批货,赔了个精光,灰溜溜回了四川。现在在成都开了个小超市,日子过得去,就是头发掉光了,脑门锃亮,去年聚会我们喊他“刘灯泡”,他也不恼,嘿嘿笑。
有人走得早。六十三个人里,已经没了七个。
第一个走的是王大勇,当兵第三年,部队拉练,卡车翻了,他坐在车厢后头,摔下来的时候后脑勺磕在石头上,没抢救过来。那年他二十一。团里给他开了追悼会,我们青溪兵去了二十多个,站在灵堂里谁也没哭出声,就是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后来他骨灰送回县里,埋在老家后山上。每年清明,在县里的几个战友轮流去给他上坟,拔拔草,点根烟。他妈活到八十几岁,去年才走的。老太太临走前跟大勇他哥说:“你弟的坟,别断了香火。”大勇他哥说:“妈你放心,大勇那些战友比亲兄弟还上心。”
第二个是赵明远,退伍回来进了化肥厂,干了十几年下岗了,自己蹬三轮拉货,五十二岁那年脑溢血,早上出门好好的,中午人没了。他媳妇在菜市场卖菜,儿子那年刚考上大学,学费是战友们凑的。陈老幺一个人拿了五千,剩下的你三百我五百,凑了一万二。赵明远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挨个给叔叔伯伯打电话,说考上了公务员,在雅安那边上班,谢谢大家当年帮忙。电话那头好几个老兵嗓子都哽了。
还有几个是病走的。钱建军,肝癌,爱喝酒,当兵那会儿就偷着喝,退伍了更没人管了,五十出头查出来就是晚期,从确诊到走不到三个月。孙志强,肺癌,在水泥厂干了半辈子,肺里全是灰。还有张德贵——跟那个打金的张德贵重名——心梗,打麻将的时候胡了一把清一色,一激动,人从椅子上出溜下去了。
去年我们搞了一次大聚会,纪念当兵四十五周年。
陈老幺出的钱,在县里最好的酒店包了个大厅,能来的都来了。六十三个人,走了七个,有两个失联多年实在找不着,剩下五十四个人到了四十六个。最远的从新疆赶回来——周德富那个老志愿兵,退伍后留在了乌鲁木齐,退休了才回四川,听说要聚会,专门坐飞机回来的。最老的是李长河,六十七了,头发全白,腰板还直,到底是当过团长的人,往那一站还有股子军威。
吃饭前先给走了的七个战友默哀。大厅里安安静静的,四十六个老头子站得笔直,低着头,默了一分钟。我站第二排,偷偷抹了把眼睛。坐我旁边的刘建军碰了碰我胳膊:“大柱,别哭,待会儿喝酒你还要赖呢。”
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陈老幺挨个倒酒,倒到周德富那儿,老周把杯子一捂:“戒了,三高。”陈老幺眼一瞪:“今天啥日子?你就是明天进ICU,今天这杯也得喝!”老周苦着脸干了,喝完自己又倒了一杯。
喝到半酣,不知道谁起的头,开始点名叫人。点一个站起来一个,说两句。点到我赵大柱,我站起来憋了半天,说:“我这一辈子没啥出息,退伍回来在农机厂干了二十年,厂子垮了,我就去蹬三轮,蹬了十几年,现在领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八。可我觉着吧,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十八岁那年跟着你们六十三个一起上了火车。”
说完我坐下了,刘建军在下头喊:“大柱你说得对!我敬你!”然后自己先干了。
后来不知道谁先唱起了《战友之歌》,一个接一个全站起来了,四十六个老头扯着嗓子吼:“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调子跑得乱七八糟,词也记不全,有的唱有的吼有的光张嘴不出声。酒店服务员吓一跳,以为这帮老头喝多了要闹事。陈老幺边唱边掏红包,一人一个,里头装了两千块钱,说是“战友慰问金”。有人骂他显摆,他嘿嘿笑:“我显摆咋了?我高兴!我六十多了还能给战友发红包,我乐意!”
散场的时候快十一点了。陈老幺包了几辆出租车挨个送。我跟刘建军住一个方向,拼了一辆车。车上刘建军靠着车窗打瞌睡,脑袋一颠一颠的。我看着窗外县城的路灯,想起四十五年前那个冬天,六十三个人坐在敞篷大卡车上往火车站开,也是这么一颠一颠的,只不过那会儿颠的是土路,现在是柏油路。
“军娃。”我推了推他。
“嗯?”
“你说咱们那六十三个人,要是当年没去当兵,现在都在干啥?”
刘建军眯着眼想了想:“你可能还在种地,我可能还在教书,陈老幺可能还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
“那有啥不一样呢?”
“不一样就是——瓜子还是那个瓜子,人不是那个人了。”刘建军把脑袋靠回车窗上,“大柱,我跟你说,我十六岁上火车那天,我妈给我煮了十个鸡蛋,我火车上吃了俩,剩下八个捂在怀里,捂了三天,到了部队全臭了。可那八个臭鸡蛋我一直没扔,搁在枕头底下搁了三个月。后来连长查铺闻着味儿了,非说我偷藏吃的,要处分我。我死活不承认。最后还是王大勇站出来跟连长说,那是他妈给他煮的,他想家,舍不得扔。连长听了没处分我,还给我批了半天假让我去把鸡蛋埋了。埋哪儿了?埋在营房后头那棵老榆树底下。”
刘建军顿了顿,声音有点闷:“大柱,王大勇要还活着,今年六十二,比你还大一岁。”
我没接话。出租车拐进我家那条巷子,路灯底下能看见我老伴在楼下等着,缩着脖子揣着手。
下车的时候刘建军叫住我:“大柱,明年清明去大勇坟上,别忘了叫我。”
“忘不了。”
“还有,你那个三轮车别蹬了,六十三了,骨头脆了。”
“早不蹬了,现在每天接送孙子上学。”
“那行。走了。”
出租车开远了。我老伴走过来拍了我一巴掌:“又喝多了?一身酒气!”
“没多,就半斤。”
“半斤还不多?赶紧上楼,给你熬了醒酒汤。”
我跟着老伴往楼上走,走到二楼拐角喘了口气,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战友群里消息刷了几十条,陈老幺发了个大红包,底下齐刷刷的“谢谢老板”。刘建军发了张照片——刚才在酒店门口拍的合影,四十六个老头站了三排,前排坐着李长河周德富几个年纪大的,后排站着的有的秃了有的白了有的胖得认不出来,但个个咧着嘴笑。
我把照片存下来,又翻了翻群成员列表。六十三个,头像亮着的五十六个,灰了的七个。
灰了的七个里头,王大勇的微信头像还是他儿子帮他设的——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小伙站在老榆树底下,笑得露出一口白牙。那个微信号再也不会发朋友圈了,但没人踢他出群。
陈老幺说过一句话:“咱们这个群,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那七个的名字就一直在里头挂着。哪天我也没了,你们别踢我,给我留个位儿。”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一会儿,老伴催我:“看啥呢?赶紧上楼洗澡!”
我把手机揣兜里,扶着楼梯扶手往上走。身后县城的路灯黄澄澄的,照着空荡荡的巷子。四十五年前那个冬天,六十三个人从这条路出发去当兵,四十五年后,四十六个老头从这条路各自回家。
人这一辈子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十八岁那年一起坐过绿皮火车的人,一辈子都是兄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