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现场,王炳南、约翰逊和钱学森的名字,被一同摆上了谈判桌。美国代表反复表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钱学森想回中国,因此美方没有理由批准他的离境申请。王炳南没有立即争辩,而是取出一封信,推到对方面前。

会场很快安静下来。

这封信并非外交照会,也不是某位官员的证明,而是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亲笔信。信中说,他“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字句不长,却直接击中了美方说辞的要害:钱学森究竟想不想回国,已经不需要美国方面代为解释。

钱学森早在1935年便赴美求学。当年9月,他和其他公费留学生乘船离开上海,先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随后转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凭借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在193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火箭喷气推进领域的重要专家。

他的成就越高,接触的机密越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钱学森参与过美国国防科技研究,也因此受到美方高度重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产生了回国参加建设的愿望。可在美国看来,一位掌握重要技术的华裔科学家,不能轻易离开。

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却遭到美国海军方面阻拦。联邦调查局还以提交文件涉嫌作伪证为由,将他拘押。虽然加州理工学院出面帮助他获得保释,但行动自由和科研工作都受到限制。此后的几年里,他被排除在许多核心项目之外,只能从事基础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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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他是被限制工作;实质上,离境之路也被一并封死。

转机来自一张中文画报。1955年5月,钱学森在报道中看到陈叔通参加北京活动的消息。陈叔通是钱均夫的好友,钱学森判断,这位父亲的老朋友或许能够把自己的情况转交给国内。

6月15日,他写好信件,却不敢从美国直接寄出。钱学森仍处在监视之下,普通邮寄很可能引起检查。蒋英于是模仿孩子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下上海地址,再把信夹进寄往比利时、写给妹妹蒋华的家信中。

夫妻二人还要解决投递问题。那天,他们来到一家商场附近,钱学森留在门口吸引监视人员,蒋英独自进入商场,将信投入邮筒。信先寄到比利时,再由蒋华转寄上海,最后送到陈叔通手中。

陈叔通读信后,立即将它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判断,这是一份能够证明钱学森归国意愿的关键材料,随即安排外交人员把信送往日内瓦,交给正在主持谈判工作的王炳南。

到了8月初,美国代表再次声称钱学森没有明确表示要回中国。王炳南没有多作解释,直接亮出那封信。面对钱学森亲笔写下的归国愿望,美方代表一时无从回应。9月,美国终于批准他的离境申请。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10月底,他抵达北京。归国之后,他很快投入新中国国防科技体系的创建。1956年2月17日,他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航空、导弹研究必须配备专门机构、试验基地和成套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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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导弹研究机构开始筹建,钱学森成为早期组织者之一。面对设备不足、资料有限和人才缺口,他把重点放在建体系、育人才、抓基础上。苏联专家撤离后,有人担心研究工作难以继续,钱学森仍明确表示:“能,当然能。”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在酒泉发射成功。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学森又参与推动导弹与核弹头结合的试验。1966年10月27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飞向预定目标,核爆炸在罗布泊上空成功实现。

钱学森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却不愿让行政事务占据主要精力。早在导弹研究院工作期间,他便提出减少行政负担,要求把更多时间留给科研。关于军衔,周恩来曾认为,钱学森既有国际声望,又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不能以普通技术人员看待。毛泽东同意授予其中将军衔。此后,钱学森穿上将军服,参加了有关国防科技建设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