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守业,今年五十三岁,柳树屯土生土长。三里五村的人见了我都喊一声“李先生”,不是因为我教过书,是因为我在村里管了二十多年红白事的礼账。

谁家娶媳妇、谁家嫁闺女、谁家老人走了,八仙桌往堂屋一摆,我往桌后一坐,红纸裁开,毛笔蘸墨,来一个人我就记一个人。

二十多年下来,我记满了一百三十七本礼簿。本子拿塑料布包着,码在我家东厢房的木柜里,谁家要查旧账,翻一翻就能找着。

记这活儿看着轻省,其实最费心。字要写得周正,钱要数得清楚,更要紧的是嘴要严——谁上了多少礼,出了这道门,我一个字都不往外说。

今年十一月初九,天还没亮透,我手机就响了。是李建军打来的,声音哑得厉害:“守业哥,我娘走了,夜里三点四十。”

我坐起来,摸黑穿衣裳。三奶奶姓周,叫周玉兰,八十二岁,是我本家三爷爷李长福的媳妇。三爷爷一九九七年走的,撇下她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老大李建军,老二李建国,老三李建民,闺女李建芳嫁到十里铺。三奶奶这辈子不容易,这一点全村人都知道。

我赶到她家时,院里已经站了不少人。灵床停在堂屋正中。

建军跪在灵前烧纸,火盆里的火苗被门槛灌进来的风一吹,一会儿歪向东,一会儿歪向西。

按老规矩,头一件事是报丧。娘家那边不能打电话,得孝子亲自上门磕头。建军抹了把脸,骑上电动车往四十里外的周楼村去了。

中午他回来时,眼睛肿得像桃。他说,舅爷周玉山在院里坐着,听他说完,半天没言语,最后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了。”

初十上午十点多,村口开始热闹。

我正在礼房里铺红纸,听见外头有人喊:“来了来了!周楼的车进村了!”我探头一看,三辆中巴,后面还跟着两辆面包,一辆接一辆停在打麦场边上,车门口往下卸人。

老的拄着拐,中年的挎着包袱,年轻的抱着孩子。人一落地,就在场院上自动站成一片,白花花的孝布一展开,整整占了半个场子。

我站在礼房门口数了一遍,五十八口。再加上后来自己开车来的两个,将近六十。

院里院外的人都看直了眼。王老五蹲在墙根,磕了磕烟袋锅子,说:“我的个乖乖,这是把半个周楼都搬来了。”

有人接话:“人家娘家硬气。姑奶奶在婆家过了一辈子,临了走这一趟,是来给撑腰的。”

我心里也犯嘀咕。柳树屯小,一家过事,来二三十个娘家人就算体面了。来六十口,这在村里是头一份。

孝子贤孙跪在门口迎客,唢呐班子吹起了《大出殡》,那调子一响,满院子的人都低了头。娘家人按辈分往里走,走到灵前,一个一个跪下磕头。

哭得最恸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跪下就没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三奶奶的亲弟弟,周玉山。

下午两点,开席之前,是上礼的时候。

我把八仙桌擦了三遍,礼簿摊开,压上镇纸,毛笔在墨盒里蘸饱了。村里的乡亲上午已经上得差不多了,一百、二百,亲侄五百,我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娘家人排着队过来。走在最前头的是周玉山,后头跟着五个中年男人,一个个脸膛黑红,手上都是干农活磨出来的厚茧。

周玉山走到桌前站住,说:“周楼周家,上礼。”

我把笔尖悬在纸上,等着他报名字。按规矩,一户一户报,我一个一个写。

“周玉山。”他报。

我写下第一笔。

“周德海。”

“周德河。”

“周德江。”

“周德林。”

“周德旺。”

六个名字,报完了。周玉山从怀里掏出礼金,放在桌上,往后退了一步。

我抬起头,笔还悬着:“就这些?”

“就这些。”老爷子点点头,声音很稳。

我愣在那儿。后头排队的人已经散了,五十八口人,没一个再往前走。

礼房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圈人。王老五的声音第一个飘进来:“六十口人,就上六份礼?一个人摊下来几十块钱?”

“这不是来吃席的吧?”

“人家周楼富得很,怎么这么抠。”

我听见外头嘀咕,脸上有点烧。三奶奶的二儿媳妇站在门边,手攥着围裙角,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我按规矩当面拆包点数。礼金包一个比一个厚,我手指头都有点僵。

第一个,两千。第二个,两千。第三个,两千……六个礼金包,六份,一万二。

礼簿上半页是村里乡亲的账,一百的、二百的,最多一笔五百。这六行字写在下面,一出手就是两千一份。

我拿着笔,半天没落下去。

按理说,钱不少,可我心里那口气还是不顺。六十口人,六个名字,这不合常理。就算一家出一个人名,也该有二三十个。这么办,图什么呢?

我把礼簿合上,抱在怀里,坐在桌后头一直琢磨。

到了傍晚,流水席散了第二拨,周德海找过来了。他是三奶奶的大侄子,六十二岁,在镇上开农机修理铺,手上全是机油洗不净的黑印子。

他在我对面坐下,先递了根烟,说:“李先生,我猜你心里纳闷。”

我说实话:“纳闷。你姑这一辈子,最亲的就是娘家。你们来这么多人,我心里是热的。可这六个名字……村里人嘴碎,你也不是不知道。”

周德海笑了一下,把烟点上,抽了半根才开口。

“昨晚我们在周楼老院里开会,一院子人,坐满了。我姑这一辈,兄弟姐妹四个男三个女,她是老大。到今天,就剩我爹周玉山一个人了。”

“我们后辈这一茬,五个房头,加上我爹,一共六家。六十口人,是从六家里头一家一家点出来的,谁家有空的都来,孩子也带着。”

“钱,是一人二百凑的。六十个人,一万二,凑成六份。”

我说:“那为什么只写六个名字?”

周德海把烟灰弹在脚边的雪地上,说:“李先生,你在村里记了二十多年账,你比我懂。这礼簿不是账本,是欠条。”

“写上六十个名字,我姑那三个儿子,往后就欠六十份人情。人家爹娘过世、儿子娶媳妇、闺女出门,都得去,都得还。他们仨种地、打零工,一年能挣几个钱?六十份人情压下来,是给他们添罪。”

“我姑在的时候最怕给儿女添麻烦。她要是知道我们这么办,肯定要骂我们。”

“所以我们商量定了。名字只写六个,往后还礼也只还六家。我们这一辈的情,我们六个人担着。”

我没说话,手里捏着那支秃笔,捏得发热。

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后沟刘家的事。那年刘家老太太走,娘家来了五十多口,礼簿上写了五十一个名字。后来刘家三个儿子还礼,还了整整十五年。老大还到第五年就出车祸没了,剩下老二老三咬着牙还,见人就说一句“人情债最难还”。

那本礼簿我至今还留着,翻到那一页,密密麻麻一长串名字,压得人喘不上气。

晚上辞灵,娘家人守到半夜。

周玉山老爷子拄着拐进灵堂去看他姐。他在灵床前站了很久,一句话没说,最后伸手把被角掖了掖,说:“姐,我来送你了。”

出来的时候,老头眼睛红着,谁跟他说话他都不应。

半夜里,周德海把三个外甥叫到西屋,说了几句话。我正好在隔壁添账,隔着门帘听见了。

“姑在我们周家是老大,脾气硬,一辈子没服过软。她十八岁进你们李家的门,吃了多少苦,我们心里有数。”

“这十几年她躺在炕上,你们仨轮着伺候,屎尿都擦,我们周家记着这份情。”

“今天我们来了六十口人,不是来挑理的,是来给我姑站脚的。让村里人看看,她周玉兰有娘家。”

屋里静了半天,然后我听见建军哭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十一那天出殡。

天阴着,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花圈从院门口一直摆到街口,最前头那个最大,白纸上写着几个字:周楼周氏阖族敬挽。

下头没有一个名字。

出殡的时辰一到,孝子摔盆,唢呐响起来。六十口娘家人排在后头,老的扶着小的,一路往村后的坟地去。

队伍从村东走到村西,走过打麦场,走过三奶奶种了三十年的那两棵枣树。我抱着礼簿跟在最后头,看见那些白孝布在风里翻,一片一片,像下了一场雪。

回来的路上,王老五凑到我跟前,挠着头说:“守业,我听说那六份礼,一份两千?”

我说:“嗯。”

“一人二百凑的?”

“嗯。”

王老五咂摸了半天嘴,最后说了句:“这娘家,讲究。”

那天夜里,我把礼簿收进塑料布,用绳子捆好,往柜子里放。捆之前,我又翻开看了一眼。

前面是村里乡亲的名字,一百、二百,写了满满两页。后面是六个名字,一人一行,整整齐齐。

我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六个名字比上面两页都沉。

人这一辈子的脸面,不在来了多少人,在来的人心里头想着什么。

三奶奶要是知道她娘家这么办事,八成会骂一句“这些傻小子”,然后自己躲在屋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