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男子月薪2万请假回家,老板偷偷跟踪,见他母亲后老板泪目。这事要是搁在酒桌上讲,三句话就能讲完:一个在深圳拿两万月薪的茂名人,一个月里请了三回假,老板起了疑心,开着车跟了四百多公里,最后在一间乡镇卫生院的走廊上,看见了自己不该看见的东西。可真要摊开来讲,那三句话底下压着的东西,比荔枝核还硬,硌得人半宿睡不着。
周崇光四十五岁那年,公司刚搬到宝安福永,做的是水产冷链,从博贺港、水东港收上来的货,一路冻到深圳、东莞、广州的档口。他这人有个毛病,不信人,只信自己的眼睛。早年他在罗湖的冻品市场扛过三年货,被人骗过两次,一次是货款,一次是"兄弟"。所以他办公室里那面墙上挂的不是什么"厚德载物",是一张手写的纸条:账可以慢慢算,人得当场看。公司上下三十几号人,谁都晓得老板这个脾气,也都晓得老板对一个人例外——陈海生。
陈海生是三十二岁那年进的公司,茂名电白人,个子不高,皮肤是海边晒出来的那种深褐色,说话慢,尾音往上飘,一急就冒出"冇使""做乜嘢"这种话。他刚来的时候只是个跟车的,凌晨三点在码头盯着人撬生蚝,冻得手指头开裂,一声不吭。后来做调度,做区域,做到今天这个位置——深圳、东莞、惠州三个片区的客户都归他管,月薪两万,加上年终,一年三十来万。在深圳不算什么,在茂名,那是能让一村人议论半年的数目。周崇光常跟人说,海生这个人,稳。稳到什么程度?公司三年没出过一次因为他掉链子的货。他请假都提前一个礼拜说,交接单写得比财务的报表还细。
所以十月里那三次请假,才显得那么扎眼。
第一次是十月八号,国庆后上班第二天。陈海生站在他办公桌前,手在裤缝上蹭了两下,说:"周总,我请两天假,家里有点事。"周崇光头也没抬,签了。第二次是十月十六号,又是两天。第三次是十月二十四号,这回请了三天,理由还是那五个字:家里有点事。
周崇光把笔放下了。
他倒不是心疼那几天假。他心疼的是那个"有点事"。陈海生这个人,母亲住院他会说母亲住院,房子漏水他会说房子漏水,唯独不会说"有点事"。这三个字从他嘴里出来,就像一条原本笔直的绳子中间忽然打了个结——你不知道那结底下坠着什么。
更让周崇光心里发毛的,是另外几件事。
十月十七号那天下午,陈海生在楼梯间打电话,周崇光正好上去,听见半句:"……你先别跟他说,我这边想想办法。"声音压得很低,见他上来,立刻换了话题,问他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档口看看新到的膏蟹。还有一次,财务的小李说,海生哥这个月问他预支了五千块,说是急用,"他从来不预支的"。再有一次,是客户那边打来的电话,说海生最近对接慢了半拍,有个单子拖了两天才回,"是不是被人挖了?周总你留点心"。
周崇光那几天正在谈一个潮汕的客户,对方开的价码不低,专挖熟手。他坐在办公室里,抽了半包烟,脑子里过的全是这些碎屑:请假、预支、楼梯间的半句话、慢半拍的单子。他把这些碎屑拼在一起,拼出来的图案让他很不舒服——一个人要走了,才会这样。手里攥着客户,嘴上说着"想想办法",钱先预支出来,假一趟一趟地请,多半是去面试,或者去谈盘店。
他不愿意信。可他那张纸条上写着:人得当场看。
十月二十五号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周崇光把车停在陈海生住的那栋农民房楼下。那栋楼在福永的巷子里,一楼是修电动车的,二楼阳台上晾着工服。六点二十,陈海生下来了,背一个洗得发白的双肩包,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超市买的奶粉和麦片,一袋鼓鼓囊囊,看不清。他没打车,走到路口坐了M3几几路公交,晃到宝安客运站,买了一张去茂名的大巴票。
周崇光把车开上广深高速的时候,心里还在给自己找台阶:也许人家真是回家看老人。可方向盘没听他的,一路往西。
四百多公里,他开了五个多小时。过江门,过阳江,过电白,路边的桉树林一排排往后退,天越来越蓝,云越来越低,空气里渐渐有了咸味和晒干稻草的味道。大巴在茂名站附近停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半,陈海生在路边吃了一碗捞粉,八块钱,加了一份牛腩。周崇光在马路对面的车里啃了个面包,看着他吃完,抹了嘴,起身往一条老街走。
他以为他要回家。
结果陈海生拐进了镇上的一家农商行。
周崇光把车停在三十米开外,看着他进去,隔着玻璃门看见他在柜台前坐下,从包里拿出一张卡,还有一个本子。柜员点钱的时候,那沓钱在窗口里翻了两次,粉红色的,很厚。两万。周崇光心里咯噔一下——月薪两万,取两万,这是把一个月工资整个端出来了。
取了钱,陈海生没有往村里的方向走,反而拐上了去卫生院的那条路。
周崇光在车里坐了大概十秒钟。他那一刻想的其实是掉头。人家取自己的钱,看自己的病,跟他周崇光有什么关系?可他还是下了车。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半途而废,看人看到一半,比不看还难受。
卫生院是九十年代那种楼,白瓷砖贴到二楼,三楼是水泥的,墙皮一块块往下掉,露出里面的红砖。院子不大,停着七八辆摩托车,还有一辆卖甘蔗的三轮车。走廊里坐满了人,塑料椅子磨得发亮,输液架子上挂着的葡萄糖一瓶一瓶往下滴。空气里是消毒水、中药、汗味和一点点尿骚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周崇光没进去,在门口那棵大叶榕下面站着,隔着玻璃门往里看。
他看见了陈海生。
也看见了陈海生对面那个人。
那是个很瘦的老太太,瘦到手腕上的骨头一根根凸出来,青色的血管像树根一样趴在上面。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碎花衬衫,头发全白了,剪得很短,用两个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她躺在一张靠窗的床上,床边挂着一台机器,管子里的液体是暗红色的,一圈一圈地转。透析。周崇光认得那台机器,他父亲最后两年也是这么过的。
陈海生搬了个小塑料凳,坐在床边,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放在腿上。他从里面掏出来的第一样东西,是一把指甲刀。
他就那么低着头,给老太太剪指甲。老太太的手很干,指甲厚,硬,剪的时候要用点力,剪一下,停一下,再用锉刀磨。他剪得很慢,一边剪一边说话,声音不大,隔着玻璃听不清,只看见他嘴巴在动,老太太在笑,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堆,露出缺了两颗牙的牙床。
剪完一只手,他换另一只。剪到一半,老太太把手往回抽,摆了摆,说了句什么。陈海生摇头,把她的手又拉回来,继续剪。老太太就由他剪了,另一只手在他手背上拍了两下,很轻。
周崇光站在榕树底下,喉咙有点发紧。他跟自己说,这没什么,儿子给妈剪指甲,天经地义。
然后他看见陈海生从包里拿出那沓钱。
两万块,红通通的一摞,压在那张小床的被子上。老太太一看,脸立刻变了,手在床单上撑着想坐起来,被陈海生按回去。她开始推那摞钱,往陈海生怀里推,推得很快,很用力,像在推一块烧红的铁。陈海生不接,她就把钱往被子里塞,塞到一半又拿出来,往他包上塞。两个人在那张不到一米宽的小床上,为了一摞钱推来推去,推了足有两分钟。
最后老太太急了,声音穿过玻璃门飘出来一句,周崇光听懂了,那是白话,也是茂名话:"你莫塞了!我一个老婆子,食几多?穿几多?你在外面租屋,食饭,搭车,哪样不要钱?我一个月的药费有报销,够使了!"
陈海生说:"报销完还剩两千多,你拿什么给?"
老太太说:"我卖菜。"
陈海生说:"你那菜能卖几个钱?一日三十块,落雨连三十块都冇。"
老太太说:"三十块够我食一日了。我一个人,一日食两餐,一餐一碟菜,一碗粥。"
陈海生不说话了。他把钱折了一下,塞进老太太枕头底下,塞得很深,塞完还用手按了按。老太太要伸手去掏,他把她的手握住,握在掌心里,说了一句什么。老太太的手就停在那儿了,没再动。
周崇光看见老太太的眼睛红了,但她没哭。她只是把头偏过去,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窗外是一堵墙,墙上爬着三角梅,花开得正红。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转回头,从床头一个旧布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给陈海生。那是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黑乎乎的一包东西。
"番薯干。"老太太说,"上个月晒的,你细个时候最爱食。带返深圳,肚饿的时候嚼两块。"
陈海生接过来,捏在手里,低着头,肩膀动了一下。
周崇光那个时候还没到"泪目"的地步。他只是觉得胸口闷,像有人在里面塞了一团湿棉花。他往后退了两步,绕到走廊另一头,找了个卖凉茶的摊子,要了一杯二十四味,苦得舌头发麻。他坐在小板凳上,把杯子捧在手里,看院子里那辆卖甘蔗的三轮车,看一个个拎着药袋走出来的人,看一个中年女人蹲在墙根打电话,一边打一边抹眼泪。
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他自己也是茂名人。化州的。他母亲走的那年,他正在东莞谈一个冷库的租约,手机静音,等他看到七个未接来电的时候,人已经装在冰棺里了。他赶回去,跪在灵前,他姐递给他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他母亲攒的钱,一万四千多,全是一块、五块、十块的零票,用橡皮筋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最上面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字:阿光买屋。
他那天在灵堂外面吐了。不是伤心,是恶心自己。
他把凉茶一口喝完,站起来,又走回卫生院。
这一回他没站在榕树底下。他走到了透析室的门口,站在门边,隔着一道半开的门缝。
里面在说话,是陈海生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一周两次,一次四个钟,不能断。"医生说,"她这个情况,最好是转到市里做,设备好一点。镇里这台机器,你也看到了,老得很,有时候水压不够。"
"转市里,要多少钱?"
"一次四百多,一个月八次,三千二。她有新农合,报完自付大概一千五。加上药,一个月两千出头。"
里面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陈海生说:"医生,我问个事。我要是从深圳回来,在茂名找份工,这边的医院,能接收她不?"
医生说:"接收是可以的,但你得先在这边定点。你在深圳的社保转回来要办手续。"
"我知道。"陈海生说,"我下个月就回来。"
"你深圳的工作呢?"
"辞了。"
"辞了可惜啊。"医生说,"听你妈讲,你在外面一个月两万。"
陈海生笑了一下,那笑声很轻:"两万块钱,买不到我妈一个礼拜见我一次。"
周崇光站在门缝外面,脚像被钉住了。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把过去一个月那些碎屑全翻了出来:请假、预支、楼梯间的"你先别跟他说"、慢半拍的单子。原来那不是要跳槽,那是要回家。原来那不是"想想办法"挖客户,那是"想想办法"怎么跟老板开口。原来一个人一个月请三次假,不是去面试,是算好了透析的日子,一趟一趟地往回跑。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陈海生不敢跟他说。
为什么不敢?因为公司刚扩了三个片区,因为潮汕那个客户正要交给他,因为他这个老板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这摊子就靠你们几个顶着"。因为一个拿两万月薪的人,开口说"我要回茂名",在任何人听来都像一句疯话。
周崇光在门口站了大概十几秒。然后他听见里面老太太的声音,隔着帘子传出来:"海生,你莫为了我返来。你在深圳做得好好的,返来做乜?茂名这地方,一个月三千块,你供楼点算?你三十几岁人,老婆都未娶……"
陈海生说:"妈,我在这边也能做。周总那边有人。"
"有人有人,你走了人家就冇你这个位置了。"老太太的声音有点急,"你听我讲,我这病,死不了的。透析嘛,人家透十几年都有。你一个月返来一次,我就好欢喜了。你莫辞职,听到冇?"
陈海生没答。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妈,你上一次摔跤,摔在菜地里,躺了两个钟头才有人发现。你都没告诉我。"
老太太不说话了。
"是隔壁三婶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陈海生的声音有点抖,"妈,你讲,我一个月两万块,我拿来做什么?我拿来给你请个护工你都不要,我拿来给你买台电视你都不看,我拿来给你买件衫你压在箱底三年不穿。你讲,我这个儿子做得有什么意思?"
里面静了很久。
周崇光听见老太太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我唔系不要。"老太太说,"我是舍不得。你细个时候,屋企穷,你想食一条雪条,我都要去赊。你读初中,学费六十八块,我卖了三个月菜。你现在有出息了,我高兴。我高兴,我就舍不得花你的钱。我一日花你十块,我心里就疼十块。"
"妈。"
"你莫喊我妈。"老太太说,"你返深圳去。你要是敢辞职,我就唔去透析了。"
这句话说得很硬。硬得像石头。
可周崇光听出来了,那不是硬,那是怕。一个老人最怕的不是死,是拖累。她宁愿自己一个人坐中巴来卫生院,一个人在机器边上躺四个钟头,一个人回家煮一锅粥吃两餐,也不愿意让儿子从两万块的位置上退下来。她算得很清楚:她的命,值不了儿子一个月两万块。
周崇光把身子靠在墙上,仰起头。
卫生院的走廊顶上有一台风扇,转得很慢,扇叶上积着灰。他盯着那台风扇看,眼睛开始发酸。他想起他母亲那个铁盒子,想起那一万四千张零票,想起那四个字——阿光买屋。他母亲一辈子没坐过他的车,没进过他的公司,没看过他在深圳买的房子。她只在他每次回家的时候,站在村口那棵老榕树下,手里拎着一袋番薯干,说,带返去,肚饿的时候嚼两块。
他四十五岁了,在深圳有两套房,一辆车,一个三十几人的公司。可他现在站在一间乡镇卫生院的走廊上,被一句"我一日花你十块,我心里就疼十块"打得站都站不稳。
他抬手抹了一把脸。
然后他做了一件很没出息的事:他转身,快步走出卫生院,走到那辆卖甘蔗的三轮车旁边,蹲下来,装作在看甘蔗。
他蹲了大概五分钟。卖甘蔗的老头问他:"老板,要哪条?"
他说:"随便。"
老头给他削了一根,用塑料袋套着递过来。他咬了一口,甜的,嚼着嚼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掉在甘蔗上,他自己都没察觉,是老头看了他一眼,把脸转过去了。
他把那根甘蔗吃完,把渣吐在袋子里,站起来,走回卫生院。
这回他没躲。他直接走进了透析室。
陈海生正弯着腰给老太太整理被子。听见脚步声,回头,整个人就僵在那儿了。
他脸上的表情,周崇光后来想起很多次。那不是被抓包的慌乱,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被人当众揭开了衣服,又像是终于可以不用撑着了。
"周……周总。"
周崇光没看他。他走到床边,看着那个瘦小的老太太,弯下腰,用很蹩脚的茂名话说:"阿婆,我是海生的老板。"
老太太愣住了。她的手在被子上一抓,抓出一个褶子,嘴唇动了动,第一句话是:"我仔在公司做错乜嘢了?"
周崇光笑了一下。他笑得很难看,因为他眼睛里还有水。
"冇做错。"他说,"他做得好好。我来,是来看看你。"
老太太的眼睛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看,看着看着,忽然明白了什么,脸一下子涨红,手忙脚乱地要把枕头底下那摞钱掏出来。
"老板,你莫怪他。"她说,声音都变了,"他请假是我叫他返来的,不关他的事。他在公司好勤力的,他一个月两万块,他一分钱都不乱花,他……"
"阿婆。"周崇光按住她的手。
那只手很轻,很薄,像一张晒干的叶子。
"钱收好。"他说,"我不是来查岗的。"
他转过头,看着陈海生。陈海生站在那儿,三十几岁的男人,眼眶通红,嘴唇抿得紧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周崇光说:"你明天回深圳。"
陈海生的脸白了一下。
"回去把交接做完。"周崇光说,"下个月一号,茂名办事处开张。经理是你。工资不变,两万。公司在市区租个点,你负责整个粤西的收货。你妈转到市人民医院,公司有医疗补助,直系亲属,一年两万额度,写进合同。"
透析室里很安静。隔壁床的机器在响,滴、滴、滴。
陈海生张了张嘴,没出声。
"还有。"周崇光说,"公司给你配台车。以后你妈来透析,莫坐中巴了。"
他说完这句,转过身,往门口走。走到门边,他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妈那包番薯干,"他说,"给我留一包。"
他走出卫生院的时候,太阳正毒。院子里那棵大叶榕的影子铺了一地,三角梅红得刺眼。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手还在抖。
他不是在施舍。
他心里很清楚,他做这个决定,一半是为了陈海生,一半是为了那个铁盒子,为了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为了他母亲站在村口老榕树下的那个背影。他这辈子没能给他母亲的东西,他想在别人身上补一次。这算不上高尚,这顶多算是一种还债,还得迟了,还得不情不愿,还得偷偷摸摸。
三天后,陈海生回深圳递辞职信。
周崇光把辞职信推回去,把一份任命书推过来。任命书的下面压着一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字很难看:茂名办事处,十一月一日挂牌。第一笔预付款,已经打到镇卫生院的账户上,备注写的是"陈母李秀莲透析费用,预付半年"。
陈海生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件更没出息的事:他蹲在周崇光办公室的地上,抱着头,哭得像个细路仔。
周崇光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福永的工业区,一排排厂房,货车进进出出,天是灰的。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说了一句:"哭乜嘢。收拾东西,返去。你妈还在等你。"
十一月的第一天,茂名办事处在市区一个旧写字楼里挂牌。门口摆了两盆桔子,一副对联是陈海生自己写的,上联"冷链连四海",下联"鲜味到万家",横批贴歪了。
那天下午,周崇光从深圳开车过来。他把车停在楼下,没上去,坐在车里抽了一根烟。
他看见陈海生扶着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从一辆白色的小货车上下来。老太太穿着一件新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她走两步就停下来,抬头看那栋楼,看那个招牌,看招牌上"粤西办事处"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手,指着招牌,跟旁边的陈海生说了句什么。
陈海生弯下腰,凑到她耳边,大声说了一句。
老太太笑了。笑得眼睛都眯起来,露出那个缺了两颗牙的牙床。
周崇光在车里,把烟掐了。
他发动车子,慢慢往高速口开。后视镜里,那两个人还站在楼下,一个高,一个矮,一个扶着另一个,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马路牙子上。
开出大概三公里,他在路边停了一下。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塑料袋,是陈海生昨天托人带到深圳的,里面是番薯干,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周总,我妈讲,你上次来,脸好白,是不是胃不好?她晒了些陈皮,你泡水饮。
周崇光捏起一片番薯干,放进嘴里。
很硬,很甜,嚼起来有点费牙。他嚼着嚼着,眼睛又酸了。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母亲也晒过这样的番薯干,摊在竹匾上,放在屋顶,晒三天,翻六次,收的时候要用簸箕扬一遍灰。他那时候嫌脏,不肯吃。他母亲就一片一片地挑,挑出最干净的,装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塞进他的行李包。
那个铁盒子,他现在还留着,放在书房的柜子最上层。里面空了,钱早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可每次他打开柜子,都能闻到一点味道,很淡,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可能是番薯干的甜味,也可能不是。
他把车开上沈海高速,往深圳的方向。
天快黑了,前面一排尾灯亮起来,红通通的一条,一直铺到天边。他忽然觉得,这条路他走了二十年,走了无数趟,可他是第一次觉得,它其实是通的。从深圳到茂名,四百多公里,四个钟头。以前他总觉得远,现在他觉得,不算远。
一个人要是连四百公里都不肯走,那他这一辈子,大概也就只能走到自己那间办公室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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