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2岁,初中同学32人,离世的14人,在世的18人,可不可怕!

我叫高德顺,今年六十二,山东潍坊下面一个县级市的人,退休前在县化肥厂干了三十九年,从锅炉工干到设备科长,退下来八年了。上个月十四号,我干了一件我这六十二年干得最沉的一件事:我把我们初中同学的花名册,重新誊了一遍。三十二个人。誊到一半,我停下了,我在本子上画了两道杠:一道杠底下,是走了的,十四个;一道杠底下,是还活着的,十八个。我数了三遍,十四,十八,没错。我把本子合上,在屋里坐了半天。晚上我老伴问我:德顺,你怎么了?我说:秀英,三十二个同学,走了十四个了。我老伴愣了一下,说:我知道啊,前年就知道走了一半了,你今天才数过来?

她说得对。我不是今天才知道,我是今天才敢数。

先讲这本花名册的来历。我们那个初中,是公社的联中,一九七八年毕业,一个班三十二个人,二十个男十二个女。毕业那年,班主任赵老师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你们这三十二个人,是从三十二户人家的炕上走到一间教室的,往后不管走多远,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我们那时十五岁,没人听懂这话。毕业照,三十二个人加老师,三十四个,在公社照相馆照的,黑白,一人一张,两毛钱。照片我保存到今天,边角都磨白了。

毕业以后,各奔各路:考中专的走了三个,参军走了四个,剩下的人,种地的种地,进厂的进厂,我们化肥厂前后进去过我们班的七个人。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从二〇一三年起,班里剩下的人,每年正月初三聚一回,一直聚到前年。为什么前年不聚了?因为一桌人凑不齐了,凑起来的,一半在讲药,一半在讲谁谁谁又走了。聚会的发起人老李,前年腊月走的。他走之前,把花名册交到我手上。他说:德顺,这个本子我记了四十年,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盖了房、谁病了谁走了,都记着。他说:我这身体不行了,你接。他讲:接了以后,每年你别光记走了的,你把在的,一个一个走一遍。他讲:三十二个人的班,走一半了,剩下的这一半,你替我挨个看一眼。看一眼,替我说一声:老李走了,走的时候不疼,儿女都好。

老李去年正月十二走的,肺上的病。

我接了这个本子以后,上个月,我真的动了。我把在世的十八个人,一个一个过了一遍。一个月,我走了十一个,剩下七个远的,我打了电话。我今天把这十八个人写下来,不是写花名册,是写我在路上看见的东西。看的人要是也是六十几岁,你会懂。

先写走的十四个,我只拣几个讲,都讲篇幅不够。

王凤兰,我们班学习委员,全班成绩最好的女生。她考上了地区师范,后来在市里中学教书,教了三十五年语文。她前年走的,胰腺癌,从查出来到走,四个月。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瘦脱形了,躺在床上还在改她学生的一篇作文,她孙女说奶奶非改不可。她看见我,讲的第一句话:德顺,你们那个本子上,我的名字底下记的是什么?我说记的是:凤兰,师范毕业,教书三十五年,桃李四千。她笑了,她说:够本了。她说:德顺,我教了四千个学生,我教他们最后一句是:字写端正,人走稳当。她走的时候六十一。

张桂生,我们班体育委员,个子最高的。他没考上 anything,回村种地,后来包了鱼塘,日子过得不错。他五十岁那年,脑出血,救回来了,人偏瘫了十年。他媳妇照顾了他十年。我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流口水,话讲不清,但是他认得我,他抬着右手,朝我比划。他媳妇讲:德顺,他知道你来,早上五点就让我给他梳头。我在他家坐了一个钟头,走的时候,他抬着右手,一直朝我摆,那个意思是:回去吧,路上慢点。张桂生今年四月份走的,六十一。他媳妇给我打电话,就讲了一句:桂生走了,他挺好,没受罪,睡过去的。

刘德昌,跟我一个车间二十六年。他的事我不用回忆,是我亲手办的。二〇一九年,他查出肺癌,我陪他去省医院化疗,前后陪了七趟。第五趟回来,在火车上,他跟我讲:德顺,我不治了,第七趟不去了。他说:我打听了,我这一期,往后治下去,五万块打不住,我乐乐考上大学了,一年两万五,我那五万,是乐乐后两年的学费。我说:德昌,钱的事,我出。他摆手,他说:德顺,你出钱,你替我活?他说:人这一辈子,该挡的事,得自己挡。他讲:我不是为你省钱,我是为我自己。他说:我要是躺在那五万块上走,我闭不上眼;我把学费留给乐乐,我闭得上。他没去第七趟,回家吃了三个月的饭,每天在院里晒太阳,乐乐开学前一个礼拜,他走的。走之前一天,他叫我过去,跟我说:德顺,帮我记到本子上:刘德昌,卒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学费,付清。

他在“学费付清”这四个字上,笑了一下。

孙玉梅,我们班文娱委员。她嫁到南方,四十年没怎么回来。她去年走的,癌症,走之前给我们这个群里发了最后一条语音。她说:老同学们,我要先走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在外头,梦里全是我们那个联中,下了雪,操场白白的,你们在扫雪,我打铃。她说:我把这个梦讲给我孙子听,我孙子问,奶奶那个操场多大?我说,不大,四百米都不到,可是我在那个操场上活了一辈子。她说:德顺,本子上给我记一笔,孙玉梅,卒于去年冬,卒前想操场。她最后说:对不起,我先走了,你们慢慢来,别急,路上……她没说完,语音就停了。那天我们群里,十几个六十岁的人,对着手机,哭成一片。

走的十四个人,走法都不一样,有的疼走的,有的睡走的,有的没赶上道,有的没交代完事。可是我这一路走访下来,我在本子后面,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我今天讲给你听,你听完,就不觉得“可不可怕”了。

我发现,走的这十四个人,最后惦记的东西,没有一个是钱。王凤兰惦记学生,刘德昌惦记学费,孙玉梅惦记操场,张桂生走前指着他家院子里的石榴树——那是他儿子出生那年栽的,他媳妇后来跟我讲,他最后那几天,天天让推到石榴树底下。老李惦记的是那个本子,惦记的是我们剩下的十八个。

然后我又发现,在世的十八个人,活法里也有一个规律。我这一路看下来的十一个,活法分三种。

第一种,像赵长贵,在世的,七位里最穷的一个,儿子在外地,他一个人过。我去看他,他正在院里糊纸盒,一天糊三十个,挣二十块。我以为他苦,结果他带我参观了他的院:一间屋养了四只画眉,一间屋摆了一墙的自己画的牡丹——他是前年开始跟老年大学学的,一天画三张。他跟我说:德顺,我知足。他说:我们班走了十四个,我比他们多活一天,我就多赚一天。我这一天的画,这一天的鸟叫,都是白赚的。他讲:德顺,白赚的日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第二种,像马桂英,在世的,身体不好,药一把一把地吃,可是她家天天热闹,孙子孙女十五个,轮流来看她。她跟我讲:德顺,我这身子是坏账,可是我这些人丁是存款。她讲:我数过,我孙子辈,连亲带表,二十九个。她讲:我走以前,我要看着他们一个个成家。她说:我这十四个先走的同学,哪有我这个福气?我这不是活,这是替他们也看看这世道。

第三种,像我们班还有两个同学,是我一路上没想明白、看完才想明白的。他们身体都不错,儿女也有出息,可是他们过得拧巴:一个整天防着儿媳妇算计他房子,一个整天跟邻居为半尺地置气。我去看第二个,他跟我念叨了两个钟头那半尺地,从六十年前念叨到今天。我回家路上想:他比我有钱,比我有儿孙,比我有身体,可是他比我们班那十四个走了的还苦。为什么?因为他把日子过成了一笔算不清的账。人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身体和钱都是租来的,只有心里那点宽绰,是自己的。

走访完了,我做了一件事:我给我们班的十八个人,建了一个群,群名就叫“正月初三”。我在群里发了一段话,我抄在下面,一个字不改:

老同学们:花名册我誊完了。三十二人,走了十四,在世十八。以前觉得这个数可怕,走完这一路,我不怕了。我把道理讲给你们听:我们三十二个人,是从三十二个炕上走进一间教室的。走了十四个,不是少了十四个,是他们先走一步,替我们把路探好了——探好了路才知道,人到最后,惦记的不是钱,是操场、是学生、是学费、是石榴树。剩下的十八个,从今天起,咱们改个活法:一,谁的药,别自己扛着,群里有事说一声,谁家孩子顺路谁跑腿;二,每年正月初三,接着聚,走得动的来,走不动的,我们轮流上门——上门不是看你死活,是替你热乎热乎门;三,心里的账,能清就清,那半尺地、那间房,到了那边,一样带不走,可你为一间房拧巴了十年,这边的一天一天,全拧巴着过去了,亏。

三,最后一条:咱们班的账,德昌说,学费付清。咱们在世的,账还没清,别急着付清,慢慢付,付给日子。

本子的事,最后交代一笔。老李交给我的那个本子,我翻到底,最后一页,有一行他写的小字,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他写:

“德顺:三十二个,一个都不能少。走着走着,人数是变了,藤没断。你数着数着就明白了——可怕的不是十四,是十八个人里头,有谁还在数数,忘了活。”

我六十二岁,初中同学三十二人,走了十四,剩十八。

可不可怕?可怕。头一个星期我天天想着可怕。可我现在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去运河边上走三里地,回来给秀英做饭,下午糊我的纸盒——不对,我不糊纸盒,我老年大学报了班,学拉二胡。拉得不好,满楼道的人都能听见。可是楼道的人讲:老高,你这二胡,拉得一天比一天有调了。

我讲:有调就行。我讲:人这个年纪,不求成个曲,求有个调。

十四个同学,一路走好。十八个同学,正月初三,酒我带着,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