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我入伍,因个子矮被分去养猪,三年后一个调令,竟改变命运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接兵干部站在我家土坯房门口,上下打量了我足有十分钟,最后叹了口气说,你这个头,怕是连枪都扛不动。

那年我十七岁,身高一米五八,体重不到九十斤,站在门框边跟根豆芽菜似的,风一吹就能倒。我妈急得直搓手,一个劲儿往接兵干部手里塞鸡蛋,嘴里念叨着,同志您行行好,这孩子力气大着呢,能干活的。

我爹蹲在墙根抽旱烟,一口接一口,把脸都抽进了烟雾里。我知道爹的心思,家里五个孩子,我是老大,能去当兵就能给家里省一口饭,还能领几块钱津贴寄回来。这年头,日子苦得能拧出水来。

接兵干部最后说,带走吧,反正部队总能给你找个地方。

那年冬天,我穿上了绿军装,宽大的军装在身上晃晃荡荡,像个套着麻袋的竹竿。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从南方的水田走到了北方的荒原,车窗外越来越空旷,寒风把车窗糊满了白毛。

到了新兵连,分兵的时候,连长拿着花名册,从前往后念名字,念到我时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半天,说,这个个头,去炊事班帮厨吧,好歹还能帮着洗个菜。

全连人都笑了。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鼻子就酸了。

新兵连三个月,我拼命练正步,练投弹,练刺杀,练得胳膊肿了两圈,可每次考核,我还是垫底。那杆步枪比我人都高,背着跑五公里,枪托磕得我后脑勺生疼,跑完整个人像从水里捞上来的,喘得跟风箱似的。

班长看不过去,把我叫到一边说,实话跟你说吧,你这素质,下连队也没人要,教导队不用你,侦察连更不用想,我去跟上面说一声,你去后勤那边吧,养猪,管饱。

养猪。

那两个字砸在我脑门上,嗡嗡的。我憋着一口气,想说我不服,可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事实摆在那,我就是矮,就是瘦,就是跑不快,就是扛不动枪。现实这东西,跟猪圈里的泥水一样,一踩一个脚印,清清楚楚。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去了营区后山脚下的猪圈。三间石头垒的矮屋子,三十多头猪,黑压压一片,见到我就哼唧着拱过来,蹄子踩在烂泥里,哗啦哗啦响。老兵交接完就走了,留我一个人,提着一把铁锹站在原地,看着这猪圈,鼻子一阵发酸。

我蹲下来,抓了一把猪食,搁在手心里。一头黑猪凑过来,湿漉漉的鼻子蹭了蹭我的手指头,张嘴把我手心的猪食拱得四散。它抬起头看着我,圆溜溜的眼睛里倒映着傍晚的霞光。

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就不那么难过了。

那时候的猪圈条件差,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也没人管你累不累、饿不饿。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挑水,再拌饲料,一桶一桶往猪槽里倒。三十多头猪,一头一头喂完,天就已经大亮了。

我把猪圈当成了阵地,把铁锹当成了枪。夏天臭气熏天,苍蝇糊满脸,冬天把手伸进冰水里能扎骨头疼。可我从没偷过懒,猪养得油光水亮,连长一度想给我记功,可转念一想,养猪有什么功可记的,也就作罢了。

村里一起出来的战友偶尔写信来,有的去了通信连,有的当了卫生兵,还有个分到了汽车连,信里说他在学开车,每天驰骋在公路上,别提多威风了。我捏着信纸,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了很久,最后把信塞进枕头底下,继续拌猪食。

第二年秋后,营里搞生产交流,团部下来人检查后勤工作。我正蹲在猪圈里给一头母猪接生,接生接得满头是汗,满身是血水。那人穿着干净整洁的四个兜干部服,皮鞋锃亮,站在猪圈外面看了我半晌,没说话。

母猪难产,小猪崽憋在里面下不来,我顾不上来人是谁,卷起袖子整条胳膊伸进去,把胎位掰正了,一头头往外拽。最后拽出十一头小猪崽,全身湿漉漉地躺在我用棉被搭的窝里,粉红嫩白,挤挤挨挨地拱着哼哼。

我靠墙坐下,浑身虚脱,一抬头,那个干部还在那站着。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报告首长,我叫李明。

他问了我哪一年入伍的,念过什么书,家里什么成分,我都一一答了。临走时,他回过头看了那窝小猪崽一眼,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好好干。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日子照旧,天不亮起来拌饲料,天黑透了才收工。我把一本《毛泽东选集》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都翻卷了边,油灯下认字,把圈里的每头猪都起了名字,最肥的那头叫黑蛋,最凶的那头叫倔鬼。

第三年开春,团部突然下来一个调令,牛皮纸信封,红头文件,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调我去团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

我当时正在猪圈里铲粪,接到通知愣了好半天,愣是没反应过来。团部机关,新闻干事,写稿子。这三个词跟我的名字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别扭。我一个站着了就不显得高的养猪兵,怎么就突然调到机关去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来猪圈看我的那个干部,是团政治处主任。他回去之后调了我入伍时的档案,看到我高中只读了一年半,平时在猪圈里还坚持看书,连队墙上挂着几张我出黑板报用的粉笔画,他觉得这娃是块材料,不能荒废了。

我走那天,把猪圈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给每头猪都添了一顿最好的精饲料。黑蛋凑过来拱我的手,我蹲下去,摸了摸它湿漉漉的大耳朵,说,好好的。

我说完,转身走了,没敢回头。

到了团部机关的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差地别。有食堂,有澡堂,晚上还有电灯。我第一篇文章报到编辑处,被改得只剩了一个用逗号隔开的短句,编辑老师拍着桌子说,李明同志,你写的这叫新闻吗,这叫养猪日记。

我脸涨得通红,点头哈腰地把稿子拿回来,晚上在办公室熬到天亮,一句话前前后后重写了十几遍。第二天交上去,又被退了回来,说逻辑不通。第三天再写,再说内容空洞。第四天第五天,稿子堆成了小山,每张纸都被批得通体通红。

我差一点就想打退堂鼓了,回我猪圈去。可每次这样一想,猪圈里那三十多头猪的脸就都浮上来,尤其是黑蛋那双圆溜溜的眼睛,好像在说,你都熬过三年猪圈了,还怕写几个字吗。

我咬咬牙,把厚厚一沓《解放军报》拿来做参考,一段一段地啃,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白天跟着下连队采访,晚上回来趴在灯下苦写,写得手指头起了老茧,比拿铁锹时还磨人。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也没发出去。第二个月,一篇豆腐块大小的通讯终于见了报,我捏着那份报纸看了不下十遍,看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像是自己生的孩子,哪哪儿都好看。

到了第三年,我成了团里有名的笔杆子,先后在军区和省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通讯文章。那年秋天,军区一个首长下来视察,看了我写的材料,问了句,小李是哪年的兵。人事干事在旁边答,77年的,在团机关干了一年多笔杆子了。

首长点点头说,秀才底子不错,回头军部机关缺人,把他调上来吧。

我在旁边听着,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军部机关,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战友们纷纷来跟我道贺,有人拍着我肩膀说,李明,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从猪圈一步登天了。

我嘴上笑着应和,心里却清楚得很。哪有什么狗屎运,不过是那三年猪圈,每天早起贪黑地干活,每一担水每一铲粪,把性子磨得比铁还硬,把心气练得比天还高。老天爷不亏人,你吃的苦都算数。

调令下来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军部报到,路过后山,鬼使神差地又拐进了猪圈。我已经一年没来这里了。猪圈翻修过了,新砖新瓦,干干净净,那头老兵说黑蛋早就不在了。

我站在猪圈外面,风从山梁上吹下来,带着干草和泥土的味道,让人眼眶发热。

我忽然想起我刚到猪圈的那天傍晚,那头黑猪湿润的鼻子蹭过我手心的感觉。人生这条路,谁能说得清呢。十七岁那年我以为我这辈子就矮在别人脚底下了,可事实告诉我,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你看着是坏事的东西,熬过去了,未必就不是好事。你栽下的每一棵树,总有一天会给你遮荫。

后来我去了军部,上了军校,转业后回了地方,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辈子,写了无数文章。可这辈子最让我踏实的一段记忆,还是后山脚下那三年猪圈的日子。那些泥泞、那些臭味、那些汗水,还有那群围着猪槽挤成一团的小猪崽,它们教会我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不怕起点低,就怕站不起来。

调到县文化馆的第五年,我去猪场写调研报告,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新兵蹲在猪圈里拌饲料,满身是泥,脸上却笑着,嘴里念叨着给每头猪分饭。我站了很久,没去打扰他。

走的时候我心想,年轻人,慢慢熬,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亏待一个肯低头干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