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到了思想、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欧洲针对犹太群体的敌意依旧没有消失。近些年,柏林的犹太餐厅遭到打砸,伦敦街头有犹太老人遭受言语攻击,巴黎地铁里的犹太学生不敢轻易说出母语,曼彻斯特的犹太会堂甚至发生伤人事件。这类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冲突,翻阅欧洲历史就能发现,每当社会陷入困境,犹太人常常会被推出来,成为大众负面情绪的宣泄出口。
犹太民族的漂泊命运,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启。古希伯来人曾在埃及定居,在灾荒与瘟疫冲击下,当地社会秩序崩塌,犹太人被迫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国,又接连被亚述、巴比伦攻破,经历巴比伦之囚。波斯帝国时期,居鲁士准许犹太人重返故土,犹太教慢慢成型。等到罗马帝国掌控这片区域,矛盾开始持续发酵。罗马奉行多神信仰,犹太人坚持独一神的信仰,不愿参与罗马的祭祀活动,安息日、饮食禁忌等生活习俗也和周遭人群格格不入。持续的隔阂不断累积,最终耶路撒冷被毁,大量犹太人四散流亡,落脚在欧洲各个地区。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当时律法限制犹太人拥有土地、出任公职,留给他们的谋生道路大多是商贸和借贷。基督教信徒不允许收取利息放贷,借贷的需求大多落到犹太人身上。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民生艰难,民众积攒的不满就很容易集中到放贷的犹太人身上。英格兰曾在1290年下达驱逐犹太人的命令,法国多次驱逐又召回,西班牙1492年的敕令,把二十多万犹太人驱逐出境。1348年黑死病席卷欧洲,毫无依据的流言称犹太人往水井中投毒,斯特拉斯堡有两千多名犹太人被烧死。这些迫害,不只是单纯的宗教对立,更像是一套转嫁危机的手段,社会压力无处释放时,犹太人就成了最方便的牺牲品。
进入十九世纪,反犹的理由从宗教偏见转向了所谓的种族理论。“反犹主义”这个名词由德国记者马尔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伪科学的人种测量说法盛行,犹太人被贴上劣等种族的标签。从前部分犹太人还可以依靠改宗来规避迫害,到这个阶段,血统直接被定义成无法改变的原罪。这套极端思想在纳粹时期走向顶峰,大约六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遇难。二战结束之后,欧洲陆续出台反歧视法规,修建纪念馆,公开的反犹言论变成禁忌。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各地的反犹涂鸦、袭击事件再度增多,极右翼、部分左翼以及极端宗教势力共同推动,犹太社区再次陷入不安。
当然,世上也有不一样的样本。二战之后美国对犹太人复国提供支持,纽约的犹太社区经济繁荣,文化氛围浓厚。犹太人十分看重下一代的财商教育,孩子到13岁举办成人礼,亲友会送上经书、手表、礼金,不少人还会赠送股票。这笔礼金常常成为年轻人创业、投资的起步资金,和很多地方年轻人背负贷款、缺少理财引导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社会如何处理内部矛盾,决定了少数族群的命运。只要有政权想要塑造一个外部靶子,用来转移内部的压力,任何小众群体都有可能被推到风口浪尖。在巴以问题上,我国一直坚持两国方案,反对种族歧视,否认历史暴行,同时也主张保障巴勒斯坦民众的合法权益。正是这样平衡的思路,才能够避开转嫁矛盾的老路。一次次发生在欧洲街头的袭击事件背后,是延续千年的社会惯性。只要这种转嫁矛盾的需求还存在,犹太人就很难彻底摆脱替罪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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