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34岁。
我和春梅结婚八年,儿子七岁刚上一年级。我在县城开了个摩托车修理铺,她在步行街那家红蜻蜓鞋店当导购,早班晚班轮着上。日子不算宽裕,但也没缺过啥。我这个人不爱多话,手上的活计倒从不含糊,铺子里回头客不少,街坊邻居都说老陈手艺扎实。
出事那天是个礼拜二。我记得清楚,因为礼拜二下午我固定去批发市场进配件。那天我提前回来了,三轮车刚停到巷子口,就看见春梅从一辆黑色桑塔纳上下来。车门关了,她又弯下腰凑到驾驶座窗口说了几句话,笑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我在巷口听得真真切切。那车我没见过,开车的是个男的,隔着玻璃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只胳膊搭在窗沿上,手腕上明晃晃一块表。
我站在巷口没动,手里还拎着半袋子火花塞。春梅转过身看见我,脸上那笑还没来得及收干净,冲我扬了扬手:“回来啦?今儿这么早。”我嗯了一声,问她谁送的。她说店里同事的老公,顺路捎一段。我没再问,拎着东西进了屋。
但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春梅睡得沉,呼吸匀匀的。我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纹,脑子里一遍一遍过那画面——她弯腰、笑、那只搭在窗沿上的胳膊。同事的老公?哪个同事?我认识吗?这些念头像锈钉子一样往脑子里钻。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留意。以前我从来不翻她手机,觉得没意思。可那几天我趁她洗澡,把她手机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屏幕上有锁,我试了她生日,不对。试了儿子生日,开了。微信聊天记录翻了个遍,大多是工作群和几个闺蜜的闲聊,没什么异常。通话记录也很干净,除了一个标着“李姐”的号码打得频繁些,其他都是店里的事。李姐我知道,是她鞋店的店长。
但我心里那根刺没拔出来。因为她换了个手机密码,没告诉我。
礼拜五晚上她值晚班,九点半到家。进门脱了外套挂门后头,弯腰换拖鞋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味儿,说不上来,有点像男士香水,混在晚饭的油烟味里若有若无。我没吭声,坐沙发上假装看手机。她进厨房热了碗剩菜,端出来坐我旁边吃,一边吃一边说今天店里来了个难缠的顾客,试了七八双鞋一双没买。我听着,嗯嗯点头,眼睛盯着她后脖颈,那里有一小片红印子,像是挠的。
“你脖子咋了?”我问。
她伸手摸了一下:“哦,下午搬货箱子蹭的,库房那铁架子划的。”
我没接话。库房铁架子,能划出那种印子?那印子明明是手指头捏出来的形状,我修了十几年车,什么刮痕蹭痕看不出来。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决定。说出去挺丢人,但我当时脑子里就这个念头——我要去验。修车的人有个好处,认得各种渠道。市里那家司法鉴定所,之前有个客户打交通事故官司,我陪他去过一趟做伤残鉴定,知道他们接个人委托。我翻出那客户的名片,第二天中午趁春梅上班,打了个电话过去问,个人能不能做DNA检测,要多少钱。对方说可以,取样要求是带毛囊的毛发或者血液,也可以用其他生物样本做个人比对,费用三千二。我攥着电话在铺子里转了三圈,三千二,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流水。最后咬了咬牙,说做。
礼拜六一大早,春梅上早班,七点就出了门。儿子周末不上学,送到我妈那儿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把她前一天换下来扔在洗衣篮里的那条黑裤子拎出来。那是条弹力棉的休闲裤,她上班常穿,裤腰松紧带的。我拿着剪子蹲在卫生间地上,心里突突跳。我在裤裆那块的缝线处剪了一小片布,叠好装进一个干净的自封袋里,又原样把裤子叠好放回洗衣篮。剪的那块在缝线内侧,不翻出来根本看不出来。做完这些我洗了把手,对着卫生间那面镜子站了好一会儿。镜子里的人胡子拉碴,眼袋发青,像个贼。
周一我借口去市里进配件,骑车四十分钟到鉴定所,把样本和三千二交过去。办事那姑娘戴着口罩,面无表情地给我填了表,说五个工作日出结果。回来的路上我骑得很慢,风灌进头盔里嗡嗡响。我不停地跟自己说,要是啥也没查出来,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好好过日子。可另一个声音又冒出来:要是查出来了呢?我还没想好。
那五天我是怎么过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窝囊。铺子里来人修车,我蹲那儿拧螺丝,脑子走神,扳手掉地上两回。老周过来换机油,问我是不是中暑了脸色这么差。我说晚上没睡好。其实哪儿是没睡好,是根本睡不着。春梅那几天倒跟没事人一样,照常上班下班做饭管孩子,礼拜四晚上还主动凑过来,手搭我肩膀上问我是不是铺子遇上难处了,脸色一直不好。我说没有,就是累。她盯着我看了两秒,没再问,翻身睡了。她那一眼看得我心里发毛,说不清是关心还是别的什么。
礼拜五下午三点多,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座机号。我正给一辆踏板车换轮胎,手上全是机油,拿肩膀夹着手机接的。对方说鉴定结果出来了,让我方便的时候去取。我问能电话里说不,对方说不可以,个人委托必须本人来拿书面报告。我挂了电话跟客户说了声不好意思,撂下活骑上车就往市里赶。一路上闯了俩红灯,也顾不上了。
到鉴定所拿了报告,牛皮纸信封,封口贴着盖章的封条。我没当场拆,骑车到河堤边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下,手在裤子上蹭了好几回才拆开。里面三页纸,前面是采样信息、检测方法那些我看不太懂的术语,翻到第二页下面,有一行字我一眼就看见了:送检样本上检出精液成分,经DNA分型比对,与送检人(陈建军,即本人)基因型不一致。
不一致。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足足有一分钟。河堤上的风吹过来,把报告纸吹得哗哗响。我第一反应不是愤怒,是嗓子眼发干,干得咽唾沫都剌得慌。我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手抖,打火机打了三回才着。抽了半根,脑子才开始转。不一致,那就是说不是我的。那这条裤子上沾的是谁的?
我把报告折好揣进内兜,骑上车往回走。骑到半路又停下来,在路边小卖部买了瓶水,灌了大半瓶下去,手才不抖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想,接下来咋办。直接回去吵?没凭没据就一张纸,她要是咬死不认呢?或者干脆反咬一口说我自己弄的?我得先弄清楚那个男人是谁。
那天晚上回家,春梅正在厨房炒菜,围裙系着,头发拿夹子夹在脑后,灶台上油烟机轰轰响。儿子趴餐桌上写作业,拿铅笔头戳着本子喊妈这题不会。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几秒,怎么看都是个过日子的人。春梅扭头看见我,说回来啦,洗手吃饭。我嗯了一声,把外套挂衣架上,伸手摸了摸内兜里那个信封还在,然后进卫生间洗手。水龙头开着,我对着镜子问自己,陈建军,你确定要往下查?查出来你打算咋弄?儿子咋办?
我擦干手出来吃饭,那顿饭我吃了两碗米饭,比平时还多。春梅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说今天肉烧得好,你多吃点。我嚼着肉,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我要先弄清楚那辆黑桑塔纳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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