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晚间刚过八点,曹云金的直播间内,正有一段太平歌词唱到半途。在线人数停在七万上下,弹幕还跟着调子刷。紧接着的下一句还没唱出口,直播画面直接变黑了。
观众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根本不是网络出了故障,而是直播间的信号被直接切断了。
这次用来举报的操作手法安排得相当有章法。有部分人根本没购票,也不在演出现场,开演前好几天就提交了举报材料,专门盯着演出末尾读观众纸条的环节说事。
这一环节向来都是他整轮巡演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特色。台下递纸条,他当场接话,行里叫“神回复”,羊城晚报报道广州站时还专门写过,说这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发起举报的人特意挑选了这一特定环节来针对性发难。
他表述得十分明确:依规完成报批,内容完全按报备方案执行,读纸条是演出结束后的互动。
线上的处理流程更直接:一场在线人数达七万的直播,触发集中举报通道后,平台依照规则先切断直播再开放申诉入口,目前直播间已经恢复了。
他用了“一股势力”这个说法,说这些年一直有人刻意往他身上泼脏水。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山东单县郭村镇,另一个人也在跑同一件事。
六天之后他又专程跑了一趟,这次身边多了一位他从北京请来的律师。一行人走出来时,律师明确告知,相关事项已经得到公安机关的正式受理。
这三个月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几个场面就够了。
整个十月份,有不少于十六场原本安排给他的演出全部没能成行。有提前叫停的,有他人到了现场才通知的,还有定金都收了照样黄掉的。
举报的人跟着他的行程走。不管他去到什么地方登台演唱,对应的投诉就会紧跟着出现在哪里。有人给主办方打电话,说只要他上台,就带着鞭炮到现场轰。更有部分人跳过了对接的主办方工作人员,直接把电话打进主办方所属单位领导的办公室。
“劣迹艺人”这四个字的名头,是相关方统一给人扣上去的。
他表示,举报他的人从来没打过任何一通电话给他,半句询问都没有,直接就把材料提交到各个部门。
专门撰写举报材料的群体里,确实有一部分人发自内心认为自己的相关行为属于监督范畴。
记者联系到了这两位涉事人员,来自浙江湖州的刘明坦言自己就是实名举报人,给出的两条理由分别是偷税漏税,以及对方不具备演出条件。
家住山东济宁的王平否认自己是在举报,称自己只是按国家相关政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核对演出内容与报备材料是否匹配,包括服装合规性、现场曲目和报批歌单是否一致、8月去学校活动的着装是否在报备范围内。
始终是同一伙人拿着一模一样的话术,在过去五六年里反复来回折腾。
主办方最怕的还不是内容出问题,是“不确定”。一场活动牵着场地方、赞助商、当地一堆关系,谁也不想在开场前三天接到一通“我们要去现场”的电话。
打不掉你的人,就先打掉你的排期。
曹云金那头,撞上的是同一套逻辑的线上版。平台自有其既定运行规则,收到集中举报后会先行采取处置措施,后续走完申诉流程即可恢复相关状态。中间那几个小时,七万人散了多少,这笔账没人算。
至于他这么多年的经历过往,绝大多数人脑海里只留有“离开德云社”这五个字的印象。2002年拜师,2006年登台,二十出头跟刘云天搭档《黄鹤楼》红起来,那会儿他是“德云四少”之一。2010年那场风波之后离开,2012年2月在北京三里河拉起听云轩。最开始那几年日子并不好过,在小剧场逐场完成演出,台下观众坐不满是十分常见的情况。
2023年,他将说相声专用的表演桌直接搬进了直播间当中。不卖票,大褂一穿就开说。四年下来,线上茶馆做成了气候。
11月4日,他以“正能量公益艺人”的身份现身乌镇,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互联网公益发展论坛。台上讲述的是今年5月河南蒜薹的相关情况:集中上市后收购价跌破人工费,蒜农抽蒜薹亏、不抽的话蒜就直接烂掉。他在网上向大家呼吁:咱们一起下订单,少让地里烂一捆菜,别让老乡一整年的劳作全都白费。对应的话题登上抖音热搜榜的第一位,全平台的总浏览量突破了一千万。
这些事跟“劣迹”两个字摆一块儿,怎么看怎么别扭。
把两件事并排放,有个问题就浮出来了:监督和恶意举报,中间那条线画在哪儿。
开展各类监督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对应的事实基础之上。你觉得一场演出可能不合规,可以把疑点递上去,让主管部门去查,查完该改就改、该罚就罚,这是正当的。
先有结论再找依据,性质就变了。先认定你是“劣迹艺人”,再翻你几年前的东西,一帧一帧截下来配字,把员外服说成地主服,把半句话剪成一句,再把这一堆东西打包递给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主办方,这已经不是反映情况。
实施举报是公民享有的正当权利,绝不能将其当作伤人的工具使用。行使自身权利得守住底线,不能用这项权益去断他人的生计。
说白了,轻点举报按键只需要一秒钟,遭到举报的当事人后续梳理善后却得花上整整三个月时间。谁都能按,账却记在别人头上。这种便宜事一旦成了风气,今天轮到大衣哥,明天就轮到每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要护住这行,就得让那些组团按按钮的人也尝尝被追着算账的滋味,让他们知道监督权的另一头写着两个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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