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宛往北,越过锡尔河,进入一片更开阔的草原。这里没有费尔干纳那样的封闭盆地,只有大河、荒原、草场和成群的牛马。汉代,这里是一个游牧大国,叫康居。
《汉书・西域传》记它:康居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距长安一万二千三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最关键的一句是 “不属都护”。这五个字,点明了康居的身份。它不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之内,是汉朝之外、葱岭以西的一个独立游牧政权。它东面 “羁事匈奴”,与匈奴保持着臣属关系。
十二万户、六十万人口、十二万骑兵,这个体量在中亚草原上是顶级的。康居与乌孙、大宛、月氏并立,是汉代中亚的几大势力之一。这篇讲讲这个不属都护的草原大国。
一、锡尔河畔的冬夏牧地
康居的故地,在锡尔河流域,也就是汉籍里的药杀水。今天这一带大体属哈萨克斯坦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
康居是游牧政权,有冬夏两处牧地。汉书说它 “冬治乐越匿地”,夏季则到卑阗城一带。这种随季节迁徙的冬夏牧场,是草原政权的典型形态。冬天避寒,夏天上草场,牛羊跟着水草走,王庭也跟着走。
十二万胜兵,意味着康居能随时动员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这样的实力,让它在中亚草原上举足轻重。它不像绿洲城邦那样筑城定居,而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各部落有自己的首领,共同推举一位大王。
二、不属都护,东羁事匈奴
康居与汉朝的关系,和西域诸国不太一样。
西域都护府管辖的,是葱岭以东的诸国。康居在葱岭以西,汉书明确说它 “不属都护”。它与汉朝有使者往来,有贸易,但没有被纳入都护的行政体系。汉朝对它,更多是外交上的争取与制衡。
而它 “东羁事匈奴”,说明在汉匈对峙的年代,康居名义上臣属于匈奴。匈奴强盛时,康居是其西面的属国;匈奴衰落,康居便逐渐自主。这种两面周旋的处境,是草原大国在汉匈之间求存的常态。
汉朝经营西域,对康居的态度是拉拢而非征服。派使者、通商路、结联盟,用外交手段牵制匈奴的西部势力。康居也乐得在汉与匈奴之间左右逢源,谁给的利益多,就向谁倾斜。
三、班超与康居
康居在东汉史上,留下过一段具体的外交故事。
班超经营疏勒时,疏勒王忠反叛,退守乌即城,并向康居求援。康居派兵来救,班超一时攻不下。这时,班超注意到月氏刚与康居通婚,两家关系亲近。于是他派人带了大批锦帛送给月氏王,请月氏出面劝说康居。康居王听了月氏的话,撤兵而回,疏勒王忠也被交了出来。
这段记载很能说明康居的分量。它远在葱岭以西,却能派兵介入疏勒的局势;它也看重与月氏的关系,愿意因盟友的说情而改变军事行动。一个草原大国的影响力,就这样通过联姻与外交,投射到了塔里木盆地。
班超处理这件事的办法,也很有意思。他没有硬打,而是用月氏这张牌,借力打力。这正是他经营西域的高明之处。
四、汉代康居与唐代康国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
汉代的康居,是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政权,以锡尔河流域为中心。唐代史书里的 “康国”,则是粟特人的城邦,都城在撒马尔罕,是另一种文明形态。唐朝曾在康国设康居都督府,以当地君主为都督。
两个 “康”,地理上相邻,名称上有沿用,但族属与生活方式并不相同。汉代的康居是游牧联盟,唐代的康国是定居的商业城邦。把二者混为一谈,是读西域史时常犯的错。写康居,必须把这条界线划清楚。
唐代之后,锡尔河流域先后属于突厥、喀喇汗王朝、西辽、花剌子模、蒙古、帖木儿帝国等。清代,哈萨克汗国与浩罕在这一带活动。19 世纪,沙俄吞并中亚,康居故地成为俄国领土的一部分。
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南部
今天,康居故地大体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突厥斯坦等城市,就在锡尔河流域。这一带如今是农田、牧场与城镇交织的地区,锡尔河仍在灌溉两岸的土地。
哈萨克族是这片草原的主人之一。学界一般认为,康居与乌孙、月氏等古代游牧部族,都是哈萨克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族源。两千年前赶着牛羊转场的康居牧人,和今天哈萨克草原上的牧民,共享着同一片水草与同一种生活方式。
回望康居,它最特别的地方,是那五个字:不属都护。在汉朝西域体系之外,它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东面羁縻于匈奴,西面与月氏、大宛为邻,用骑兵和外交在中亚草原上立足。它没有绿洲,没有佛塔,却有十二万骑兵和一套冬夏迁徙的生存智慧。锡尔河的水流过它的故地,也流过了两千年的草原记忆。
到这里,第五辑域外延伸就写完了。大宛与康居,一个盆地的天马之国,一个草原的骑兵之邦,构成了汉朝西域视野最西端的两个坐标。
以下是康居历史沿革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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