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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镇,一个家庭名下有两套甚至更多住房并不稀奇。房子既用来住,也被许多家庭当作最可靠的储蓄和投资方式。

2020年6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经济部的乔纳森·肯普、阿尼鲁德·苏塔卡尔和汤姆·威廉斯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住宅地产行业的公报,从住房市场的形成、政策周期、开发商融资一路分析到疫情冲击,也评估了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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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写于六年前,放到2026年11月来读,其中关于住房自有率、空置率、政策方向和长期需求的判断,对多套房家庭依然有参考价值。

眼下楼市的信号并不统一,核心城市回暖的消息接连出现,可不少家庭手里的第二套、第三套房却越来越难出手。

把报告的分析和当下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多套房家庭大致可能面对三种走向:房子难以变现、只能空置,持有成本逐步上升,以及房产作为财富增值工具的逻辑慢慢弱化。

要理解这三种走向,得从多套房是怎么来的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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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住房供给由国家提供为主转为私人供给为主,城镇住房自有率从1996年的约50%升到报告所述时期的80%至90%。

这一水平和许多东欧国家相近,那些国家的高自有率同样源于计划经济结束后的住房私有化,而中国的自有率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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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房价长期上涨吸引家庭入市,报告引用的调查显示,中国约22%的城镇家庭拥有多套住房,房地产因此约占家庭资产的60%,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约为50%。

如果换成央行2019年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的口径,比例还要更高: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96%,拥有两套房的家庭占31%,三套及以上的占10.5%。

报告还提到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私人购房者并不拥有土地,取得的是土地使用权,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一般为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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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空置难租难卖,变现能力打折

报告观察到一个看上去矛盾的现象:私人大量持有第二套房作为投资,中国的租赁市场却仍处于发展阶段,只有约15%的人口住在租赁住房里,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

原因主要有两个。

开发商自己建设和运营租赁住房的经济动力有限,而不少家庭宁可让房子空着,把它当作价值储藏工具。结果是城镇住房空置率长期偏高,2017年约为21%。

交易端的限制也在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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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到,2016年以后一些城市出台限售措施,新购住房在两到五年内不得进入二手市场。限售还只是政策层面的门槛,市场本身的承接能力更值得留意。

卖房的人多、接盘的人少,房子越来越像一笔握在手里却短期动不了的资产,家里一旦急需用钱,变现所需的时间和折价都不能低估。

而今年9月初,海口优化购房政策,把住房套数的认定范围由“全省”改为“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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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调整可以释放一部分购买资格,但它解决的是“能不能买”的问题,对存量房源偏多、需求增长放缓的局面,作用相对有限。

税负悬而未决,持有成本抬头

很多人买第二套房时默认持有成本很低,最多是物业费和一点贷款利息。报告对政策周期的梳理提醒人们,这个前提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销售、开发商融资和投资都呈现周期性,而周期的时点和长短在相当程度上由政策塑造。

2010年至2011年,当局提高了房贷的成本和门槛,并限制家庭可购买的住房数量,房价涨幅随之回落;2012年部分融资限制放开后,房价涨幅又重新走高。2006年至2009年、2013年至2014年的两轮周期,也大体遵循先收紧、后放松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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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历来主导房地产政策,但一直在把更多责任下放给地方,后来正式确立为“一城一策”。

在报告观察的时期,各地政策分化明显,市场困难的地区,尤其是较小的三线城市,刺激措施更多,另一些城市则继续收紧以抑制房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提出了“长效机制”,希望通过增加住房供给和抑制投机来稳定房价,以替代过去那种频繁的短期政策转向。

与多套房家庭关系最直接的是房产税,报告写得很明白,房产税的目的就是向空置住房的业主施加成本,从而减少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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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同时承认,这类改革短期内很难全面落地。

房产税一再推迟,2011年上海和重庆的试点范围有限,据报道对房价影响甚微,此后再没有其他城市跟进,说明推行全国性房产税仍有不小的阻力。

相比之下,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建设推进得更快。对多套房家庭而言,房产税何时落地、怎么征收仍不确定,空置住房未来可能承担更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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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报告所述时期,其他融资渠道受限后,预售占新房销售的比例自2016年以来从约80%升到近90%。

购房者通常通过自有资金和贷款支付购房款,而预售资金多数不需要在交房前存入托管账户,这使预售实际上成了开发商的一笔无息债务,开发商以交付竣工住房来“还款”。

报告观察到,至少从2018年年中起,开发商一直在推迟施工,同时继续为新项目拿地,从预售到建成的平均时间已经从两年拉长到约两年半。

当时西安已着手要求预售资金由第三方持有,海南则规定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对靠买期房来配置第二套、第三套房的家庭来说,钱一次付清,房子却要等两年半甚至更久,中间还取决于开发商的资金状况,这部分风险同样应算进持有成本里。

人口收入放缓,增值预期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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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极重。

2016年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约6.5%,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13.79%,均远低于20%。也正因如此,住房成了中国经济脆弱性的直接来源。

家庭资产高度集中在房产上,房价一旦大幅下跌,家庭会因财富缩水而压缩消费,学界估算住房财富每变动1%,消费会相应变动0.1%到0.3%。

2019年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全口径一般政府预算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2014年至2015年市场放缓时,土地出让收入曾下降近25%。房地产开发商又是杠杆率最高的企业群体之一,约一半的银行贷款以房产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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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到这些风险,当局才有意降低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报告提到,2019年底政府宣布新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不得再用于房地产项目;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中央监管机构仍强调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地方虽出台过下调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的措施,但至少有12个城市在宣布后不久就撤回了,放松的力度始终受到约束。

棚改项目结束后,投资缺口只能由老旧小区改造部分弥补。随着城镇人口和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报告预计住宅建设增长会逐步下降,建设活动越来越多来自老旧住房更新,北京和上海已出现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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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也指出了两面的不确定性:空置率高的城市可能不必新建就能吸纳大量进城人口,而收入提高后,人们对更新、更好住房的需求又可能带来更多改造。

而且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线城市环比下降0.2%,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3%,城市之间的分化仍在延续。

10月20日公布的5年期以上LPR为3.5%,与上月持平,融资成本在低位保持稳定,但并没有带来全面的价格回升。

几条线索合在一起看,城镇人口和收入增速放缓,新增住房需求的底座在变薄;高空置率意味着不少城市的现有存量就能满足一部分新增人口;需求转向更新、更好的住房,老旧、位置一般的房子吸引力自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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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市场供需条件变化,过去那种“买了就涨”的预期也就失去了依托。

结语

回到多套房家庭可能面对的三种结局:租赁市场不发达、限售与高空置并存,加上当下挂牌量高企,让房子越来越难变现;房产税等制度的具体推进仍有不确定性,叠加期房交付的不确定性,持有成本存在上升的可能;人口和收入增速放缓、政策持续去风险、城市分化加剧,让房产的增值逻辑逐渐变弱。

对已经持有或还打算继续增持住房的家庭来说,比揣测涨跌更实际的做法,是把手里每一套房的用途、流动性和持有成本逐项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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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China’s Residential Property Sector。2020年6月18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五十九条。2020年5月28日通过,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 国家统计局:2026年9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解读。2026年10月19日。

[4]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公告。2026年10月20日。

[5] 央广网:海口出台七条楼市新政。202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