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11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正式执行。今年以来,江苏、浙江、陕西、广东等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多地新标准集中在9—11月落地执行,为零售、餐饮、物业、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者带来利好。

多地新标准陆续落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明确,自11月1日起,宁夏一类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由2235元提高到2350元,二类区由2080元提高到2190元,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提高到23元和21元,新标准包含职工个人应依法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各地人社部门官方文件发现,本轮调整呈现“年初启动、秋冬集中落地”的节奏。江苏、浙江、陕西三地新标准自1月1日起率先实施,江苏、浙江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同步抬升至2660元,陕西一类区月最低工资为2376元,同步配套上调非全日制小时工资标准。进入三季度,调整节奏明显加快:云南、广东自9月1日起执行新标准,山西、新疆落地时间定在10月1日,宁夏接续在11月开启新标准,形成一波集中兑现窗口。

人社部10月8日公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10月1日,在全国各地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中,上海以2740元/月继续居全国首位,深圳以2700元紧随其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最高。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均已站上2000元关口。

所谓“第一档”“第二档”是指省级行政区内部划分的不同档次标准。按照原劳动保障部2004年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此多数省份并非全省执行一个数,而是根据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差异,将辖区划分为若干档次——第一档(最高档)一般适用于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或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城区,第二档、第三档依次适用于地级市城区、县域等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部分地区(如安徽、福建、广东)此前还设有第四档。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多个省份集中上调最低工资,主要是锚定物价变动、居民基本生活成本和地方经济基本面,按照常态化调整机制推进安排,集中在近几个月落地也方便各地结合年度民生目标统筹执行。最低工资是收入分配体系的底线工具,直接抬升低收入群体的基础薪酬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更高,新增收入大多流向日常消费场景,能够带动基层商品和服务需求释放。这一调整不只是民生兜底,也有助于夯实内需基础,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运行形成正向循环。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一方面,调整最低工资会增加工资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部分低收入者将提升一定的收入,虽然提升有限,但对这部分劳动者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另一方面,调整最低工资也会在某些费用计算上,具有参考作用,‌最低工资标准是加班费、失业保险金、经济补偿、试用期工资、病假工资、伤残津贴等一系列待遇的计算基数,最低工资的调整,有利于拉动消费和增强社会保障。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政策调整带来的拉动效应也值得关注。影响力研究院荣誉院长、广州豪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荔表示,最低工资的直接功能是托底而非普惠涨薪,它锚定的是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中薪酬最低的一部分群体,同时带动试用期工资、劳务派遣待遇等同步上移。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对消费有显著的拉动效应,是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分布,收入每增加一单位,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群体;有子女的家庭几乎将最低工资上涨的增量全部转化为消费。这意味着调整的资金直接进入了消费意愿最强的部门,而非沉淀为储蓄。

多地集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背后离不开中央层面的统筹部署。202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今年7月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也将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劳动者增收列入重点任务。

托底一线从业者

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红线,更是加班费计算基数、试用期工资、病假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多项待遇的法定参照。例如,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病假期间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以宁夏为例,新标准执行后,一类区病假工资下限即由1788元提高至1880元,每月增加92元。

人社部官网今年6月发布的2025年企业薪酬调查显示,农业生产人员,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居民服务人员中,薪酬最低的10%群体,平均月工资已接近当地最低工资水平——这意味着此轮调标将直接提高家政、餐饮、零售、物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底线。

利好之外,用工成本压力也随之显现。谈及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过程中,如何平衡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承载能力的问题,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表示,餐饮、零售、家政、劳动密集型制造的人力成本常占总成本的30%—40%,小微商家甚至高达50%,叠加社保、公积金后,最低工资每上调10%,综合用工成本涨幅可达8%—12%。平衡点不在“涨或不涨”,而在三件事:按行业盈利、区域物价差异化设定企业工资指导线,避免一刀切;延续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小微企业税费优惠、稳岗返还等政策,把涨薪成本从企业单点承担改为企业与政策支持分担;守住加班费、津贴补贴不得冲抵最低工资的合规底线,监管同步加码。

武泽伟表示,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承载能力的平衡,核心在于调整节奏、幅度和配套政策的协同设计。各地设置差异化分档标准,贴合区域经济与产业承载力,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冲击。政策调整要保持适度温和的节奏,给中小主体预留经营调整空间。同时配套各类普惠纾困举措,降低社保、税费等其他刚性支出,对冲工资上涨带来的压力。长期来看,引导小微主体优化运营模式,提升劳动产出效率,逐步弱化单纯依靠低人力成本的竞争路径,在保障薪酬底线的前提下,维持服务业和小微业态的活力。

(编辑:吴婧 审核:朱紫云 校对:颜京宁)